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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临走时说：“最后一点。调换一下房间。”我住的房间很宽敞，有向里凹陷的窗户，油漆过的十八世纪的镶花地板；我真走运，作为大一的学生就搞到这种房间。“我见过许多人，由于住在四方院子前排底层而毁掉了。”我堂兄严肃认真地说，“人们开始顺道进来。他们把外衣丢在你的房里，然后在吃饭前来取；你开始给他们喝雪利酒，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给学院一切不良分子开了一个免费酒吧。”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意识地听从了他的忠告。我当然没有换房间；这房间窗下种了紫罗兰，在夏天的夜晚，我的房间充满了花香。
一个人回忆往事时，容易把伪造的早熟现象或装出来的天真神气赋予他的青春时代，就仿佛改变画在门边记录身高的日期一样。我很愿意想象——我有时的确那样想象——自己用莫里斯的作品和阿伦德尔的画片装饰这间房子，想象自己的书架上摆满十七世纪对开本的大书和用俄罗斯皮革和波纹绸做书皮的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小说。但是这并不是事实。在我住进去的第一天下午，我就骄傲地把一副凡·高的《向日葵》复制品挂在壁炉上面，竖起一扇屏风，上面画着罗杰·弗赖画的普罗旺斯风景画，这扇屏风我是在欧米加工艺厂为还债而举行拍卖时廉价买来的。我还贴起了一张从诗歌书店弄来的麦克奈特·考弗和赖姆·希茨画的招贴画，而且，回忆起来最令我伤心的是，摆在壁炉架上两支细长黑蜡烛之间的一个波莉·皮奇恩的瓷像。我的书数量少而且很平常——罗杰·弗赖的《梦幻与设计》、美第奇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施拉普郡的少年》、《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几本《乔治王朝诗选》、《罪恶的街》和《南风》——我早年的朋友在这个背景里显得很合适；这些朋友是科林斯，一个温彻斯特学院的成员，他是未来牛津大学的教师，一个学识广博、孩子脾气的人；还有一小群大学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浮夸的“唯美主义”和在伊弗莱路和惠灵顿广场的公寓里拼命收集事实的无产阶级学者两方之间保持着一种中间路线的文化。在我第一学期，我发现自己被这种知识界接纳了；他们给我提供了我在中学六年级所喜欢的朋友，而中学六年级又培养了我的这种性格。即使在我初进牛津的时候，牛津生活的全部内容有自己的房子和支票簿，虽然它是使我兴奋的源泉，但是我还是感到这并不是牛津非得提供给我的一切。
和塞巴斯蒂安一接近，这些灰色人物似乎静静地在背景里消失了，并变得无影无踪，他们像高原上的羊群没入雾霭笼罩的灌木丛中。科林斯曾经向我揭示过现代美学的谬误：“有意义的形式存在与否的全部论据决定于体积，如果你允许塞尚在他的两度空间的画布上表现出第三度空间，那么你就必须允许兰西尔在长耳狗的眼光里表现它的忠诚……”直到塞巴斯蒂安懒洋洋地翻着克莱夫·贝尔的《艺术》才念道：“‘谁对一只蝴蝶或一朵花的感情会像对一个大教堂或一幅画一样呢？’是的，我就感到，”直到他念到这地方，我才睁开了眼。
在我遇见塞巴斯蒂安之前，我就认得他的模样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由于他的引人注目的漂亮，怪僻的行为，在进校的第一周，他就是这一年新生中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了。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杰默理发店里，那一次令我吃惊的不是因为他的外貌，而是因为他带了一只大的玩具熊。
“那位是，”理发师在我坐到椅子上时说，“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少爷。一位非常有趣的青年绅士。”
“显然是的。”我冷冷地说。
“马奇梅因侯爵的二少爷。他的哥哥布赖兹赫德伯爵上学期离校了。那位可是大不一样，是一位安静的绅士，很像个老头儿。你猜塞巴斯蒂安来干什么？来给他的玩具熊要一把发刷，鬃毛要很硬的，不是用来梳熊毛，而是在他生气时用发刷打熊的屁股以吓唬它。塞巴斯蒂安买的是一只很漂亮的玩具熊，熊背是象牙做的，他让人在它的背上刻上‘阿洛伊修斯’的字样——这是熊的名字。”一个人在他那个年龄，可能已经厌倦了大学生的幻想，但是他显然给这头熊迷住了。可是，我对塞巴斯蒂安一直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以后还见过他几次，一次他坐在双轮轻便马车上，一次他戴着假胡子在乔治餐厅用餐，虽然科林斯还在读弗洛伊德，能用许多专门名词解释一切，但是我对塞巴斯蒂安的印象仍然没有变好。
终于，我们见面了。这一次情况也是不吉利的。那是三月初一个晚上快到午夜时分，我正在请大学一些知识界朋友喝香甜的热葡萄酒；炉火熊熊，房间里充满烟味和香味，由于净谈抽象理论，我心里感到非常厌倦。我打开窗户，外面院子传来不平常的醉汉的笑声和不稳的脚步声。一个声音说：“停下”；另一个声音说：“来吧”；又一个说：“有的是时间……房屋……等到汤姆打完了电话再说”；另一个比其他的更清亮的声音说：“你知道，我感到非常难受。我得出去一会儿。”然后，一个面孔出现在我的窗口，我认出来这是塞巴斯蒂安，但是，那面容不像我以前看到的那样活泼和喜气洋洋；他用茫然的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弯着腰走进屋里，他病了。
宴会这样结束是件普通的事；事实上，遇到这种宴会，总要给校工一笔小费；我们大家都反复摸索着调制混合葡萄酒。塞巴斯蒂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了一扇开着的窗户，这样做带有一种疯狂和可爱的有条不紊的风度。但是，这毕竟是个不吉利的见面。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们把他背到大门口，几分钟后，他的东道主回来道歉，那是一个和我同年龄的、和蔼的、伊顿公学来的学生。他自己也喝醉了，他反复地解释，临到末了，眼泪汪汪的。“酒跟酒太不一样了，”他说，“问题不在数量上，也不在质量上。问题在于混合。理解这一点，你们就了解事情的真相了。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
“是的，”我说。可是第二天早晨受到伦特的责备时我就感到牢骚满腹了。
“你们五个人喝两大壶热葡萄酒，”伦特说，“这事非得发生不可。连窗口都去不了啦。那些喝不了的人就不要喝吧。”
“那不是我们请的客人。那个人是别的学院的。”
“不管是谁，收拾起来就够叫人恶心的了。”
“碗柜上有五先令。”
“我瞧见了。谢谢您。随便哪个早晨，我宁可不要这份钱，也不要收拾这些脏东西。”
我取了大衣走出去，让校工在那里收拾。那时侯，我还常常到教室去听讲，十一点后我才回到学院。我发现我房间里满是鲜花，那些花看起来实在够市场上一个花摊卖一整天的，凡是可以利用的瓶子都插上了花，我房间的每个地方都放上了花，我还看到伦特正在把最后的一些鲜花用牛皮纸包好，打算偷偷拿回家去。
“伦特，这么些花是哪儿来的？”
“先生，昨儿晚上来的那位先生放的，他给你留了个条子。”
下面的话是用彩色铅笔写在我的一大张我喜爱的上等图画纸上的：“我很后悔。阿洛伊修斯要到看见我被你饶恕了才会理我。因此，今天请你吃午饭。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后来我回忆起，他毫无根据地认为我知道他住的地方，这是他的特点，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
“一位很有趣的先生，我相信，给他打扫是件十分快乐的事。先生，我想你要出去吃午饭吧。我这样告诉了科林斯先生和帕特里奇先生——他们本来要和你在食堂里吃饭的。”
“对的，伦特，我出去吃午餐。”
这次午餐——事实证明是个午餐会——是我生活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我去那里，心里却没有把握能否找到他的住处，因为那是个陌生的地方。我耳边响起一种微弱的、一本正经的、像科林斯的调子那样的声音，警告我最好不要去。可是那些日子我在寻求感情的安慰，我还是充满好奇心和怀着一种轻微的、不想承认的忧虑去了，感到终于会找到那扇矮门的，我知道在我以前别人已经找到了。这扇门通向一座用墙围起的、迷人的花园，这个花园位于这个阴沉的城市的中心，由哪扇窗子都望不见。
塞巴斯蒂安住在“基督教堂”，高踞在“草地大楼”中间。我到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从放在桌子中间的长了青苔的大鸟巢中取出一个鸟蛋，正在剥皮。
“我刚刚数了一下，”他说，“每人五个蛋，还多两个，因此我正在吃多出的两个。今天我饿极了。昨晚我拼命喝着两种名牌酒，酩酊大醉，醉得使我觉得昨晚的一切仿佛是个梦。请别弄醒我。”
他是迷人的，带着女性美，这是一种极端年轻的美，高唱着情歌，遇到头一阵寒风就凋谢了。
他的房间塞满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架装在中世纪式样盒子里的小风琴，一个像大象脚的废纸篓，一堆蜡制水果，两只大得和房间不相称的塞夫勒产的细瓷花瓶，几幅镶在框子里的杜米埃的画——由于朴素的大学家具和一张大餐桌，使这一切愈发显得不调和。他的壁炉架上摆满了伦敦女主人送来的请贴。
“霍布森这恶棍把阿洛伊修斯安置到隔壁房间去了。”他说，“也许这样也好，因为这里没有鸟蛋给他吃了。你知道吗，霍布森讨厌阿洛伊修斯。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像你的校工那样的用人。今儿早晨他对我很和蔼，换了别人，可能对我很严厉。”
宴会的客人来齐了。其中有三位伊顿公学来的一年级学生，他们是温和、高雅、落落寡合的年青人，昨天晚上他们一道在伦敦参加了一个舞会，可是他们说起这件事来，仿佛是参加了一个对死者毫无感情的近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