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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也听到过几乎和这一模一样的话——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说的。”
“唉，我是非常严肃的啊。这话我想了很多。这话好像可以解释清楚妈妈的情况。”
说完了这些话，这个令人不解的孩子又津津有味地大吃起来。“我这是头一次单独被带进饭馆里吃饭，”她说。
后来她说：“朱莉娅一听说他们要卖掉马奇公馆，她就说：‘可怜的科迪莉娅。毕竟她不能在那儿举行她第一次进社交界的舞会了。’这是我们常常谈论的事——就像常常谈论我做她的女傧相一样。傧相也没有当成。朱莉娅举行舞会时，允许我下楼和范妮舅妈在角落里坐了一个小时，她说：‘再过六年，你也会有这样的舞会。’我希望我得到神召。”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你可以做一个修女。如果没有神召，不管你多么向往也没有用；如果得到神召，你就怎么也摆脱不了，不管你多么憎恨它。布赖德以为他得到神召，其实并没有。我过去常常觉得塞巴斯蒂安得到神召，而且恨神召——不过现在我不知道了。一切事情一下子全变了。”
可是我没有耐性谈什么修道院。我觉得那天下午画笔在我手里有了生命；我已经参与了那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创造了；那天晚上我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勃郎宁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我曾经身穿热那亚的丝绒衣服踯躅在罗马街头，曾经用伽利略的望远镜眺望繁星，但是我蔑视修道士那些尘封的浩繁经典，妒火中烧的凹陷下去的眼睛，还有他们那些晦涩而烦琐的讲演。
“你以后会落入情网。”我说。
“哟，千万不要。喂，你说我还能再吃些这种美味的蛋白甜饼？”
第三部
拉动命运之线
第一章
我的主题是回忆，在战争时期一个阴暗的早晨，一群长着翅膀的东西在我的周围飞翔。
这些回忆时时刻刻伴随着我，构成了我的生命——因为我们确定能拥有的，除了过去一无所有了。这些回忆就像圣马克教堂外面的鸽子一样，到处都是，在脚边，或是单个，或是成双，悦耳地咕咕叫着聚在一起，点着头，神气地走着，眯着眼睛，梳理脖颈间柔软的羽毛，如果我站着不动，它们有时会栖息在我的肩膀上；直到突然传来一阵中午的炮声，马上，它们全都扑棱棱地乱飞起来，人行道空荡荡的了，整个天空被喧嚣的鸽子遮得黑压压的。战争时期的那个阴暗的早晨就是这样。
自从和科迪莉娅度过了那个晚上，以后就是死寂的十年，我被迫沿着一条表面上充满了动荡与事变的道路走下去，但是在此期间，除了有时当我画画的时候——而且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我都没有像和塞巴斯蒂安交往的日子里那样活跃过。我认为我正在失去的是青春，而不是岁月。我的工作支撑着我，因为我选择了我能干好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干得更好，而且也很喜欢干；顺便说一句，这种工作当时也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干的。我成了一位建筑画家。
甚至比起伟大的建筑师们的作品来，我还是更爱那些默默地过了好几个世纪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保留并记录了每个时代的最出色的特点，与此同时，时间限制了艺术家的骄傲和市侩的鄙俗，却弥补了那些平庸工匠的拙陋。这类建筑物在英格兰比比皆是，英国人在他们鼎盛的最近十年中，似乎第一次对于以前熟视无睹的东西有了认识，并且在那些建筑物即将败落的时期第一次颂扬起它们的成就来了。因此我的幸运远远超过我的功绩；而我的作品也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只不过是技巧日臻成熟，对主题充满热情，对流行的见解不屑一顾而已。
这个时期的经济萧条，使许多画家找不到雇主，却使我更加成功，当然这种情形本身就是经济衰退的征兆：当水泉干涸时，人们会寻求海市蜃楼来解渴。我在第一次画展以后，就被请去全国各地给那些马上就要荒废衰败的宅第画像；的确，我常常要比拍卖商早几步赶到那里，成为厄运的先兆。
我还出版了三种富丽堂皇的对开画册——即“赖德的乡间别墅”、“赖德的英国住宅”、“赖德的乡村建筑和外省建筑”，每一种以每份五个畿尼卖了上千份。我很少使人不满意，因为在我和我的主顾之间没有什么摩擦，我们双方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开始为马奇梅因公馆客厅里我所熟悉的、但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感到悲哀，这以后我有一两次认识到那就是画的力度与单一性，我并且相信这光靠手是表现不出来的——一句话，得靠灵感。
为了寻求日渐消失的灵性，我以一种古典的方式，携带着大批我这个行当所需要的工具，出国到各种异域情调中旅游了两年岁月。我没有去欧洲；欧洲的珍品保护得很牢靠，甚至太牢靠了，受到重重的专门保护，而且被顶礼膜拜弄得云遮雾障。欧洲可以等一等。早晚有时间去欧洲的。我想，岁月催人，不久后我需要有一个人在身旁，帮助我安放画架，携带油彩颜料；那时我从一家上等旅馆出去也不能超过一个小时的路程；那时我将要整天沐浴在轻柔的微风和温和的阳光里；那时我那双褐色的眼睛会紧紧注视着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现在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要去那些蛮荒之地，那里人们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岗哨，莽丛密林一步一步地蔓延到了古老的城堡。
因此，经历了缓慢然而并不轻松的几个阶段，我游历了墨西哥和中美洲，一个有着我需要的一切的天地，离开别墅园林和客厅，已经增加了我的活力，并使我心情愉快。那些宫殿的内部陈设荡然无存，修道院的回廊野草埋径，教堂被废弃，吸血蝠像豆荚一样倒挂在穹顶上，只有蚂蚁在富丽的长排座椅间熙熙攘攘不停地钻洞掘穴，城镇没有道路相通，高大阴森的房子里有一家冷颤的印第安人在躲避风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寻取灵感的地方。我历尽千辛万苦，忍受疾病的折磨，有时还要冒着危险，创作了《赖德的拉丁美洲》画册中最初几幅作品。过几个星期我就要休息一下，置身于商业区或游览区，借此来恢复精力，建起自己的画室，把我的那些速写详细画出来，然后急急忙忙把已经画完了的画布包装好，给我纽约的代理人寄出。接着我又出发了，带着我的小随从踏上荒原。
我没有尽力跟英国保持联系。我根据当地人的建议来安排自己的行程，没有固定的路线，结果很多邮件没有到我手里，而收到的邮件积攒起来，到了坐下来一次都读不完的程度。我常常把一捆信件塞在袋子里，等我有兴致的时候来读，读的时候和当时的环境是那样不协调——或是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或是在蚊帐里，就着防风灯的光亮；或是漂在水上顺流而下，坐在独木舟上由我身后的孩子们划着船，缓缓驶离岸边，幽暗的河水载着我们流向前方，或是坐在绿阴里，巨树直插云天，鲜花在头顶上高高的树冠从中，猴子们晒着太阳发出尖叫声；或是在宜人的大牧场的阳台上，耳旁响着杯中冰块的搅动声和掷骰子声，在修剪过的草坪上，一只豹猫玩着脖子上的链子——以至信件仿佛是遥远的声音，没有什么意义，其中的事情在心头一闪而过，不留痕迹，就像在美洲火车车厢中，萍水相逢的旅客随意讲起他们自己的事，听后都成了过眼烟云。
尽管与世隔绝，长期旅居在一个陌生的天地，我却依然故我，然而真正未变的那几分故我只残留在我的音容笑貌上，貌似我过去的全部形象罢了。我把这两年的经历连同热带用的工具一股脑儿甩到一边，回到了纽约，它样子和我出发时一样。我满载而归——十一幅油画，外加五十多张素描——后来我把这些作品在伦敦展览的时候，那些艺术评论家们，他们当中很多人至今一直对别人的作品持一种屈尊迁就的态度，现在我的成功使他们不得不赞扬我的作品中具有崭新的和更加丰富的意境。文艺批评家中最受人景仰的人这样写道：赖德先生的崛起就像一条欢蹦乱跳的小鳟鱼在皮下注射了一种新的营养，是一种新兴的文化的皮下注射，在他蕴藏的潜力中发出了强大的威力……由于他把自己的优雅风度和渊博学识这种显然属于传统的排炮瞄准了野蛮的浩劫，赖德先生最终发现了自己。
天啊，这些溢美之词没有一个字是实事求是的。我的妻子远渡重洋到纽约和我相见，当她看到了我们分别的成果陈列在我的代理人的办公室里的时候，她说的这样一句话颇为中肯：“当然，我看得出这些画极为出色，而且在那邪恶的表现方式中确实有非常优美的地方。不过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些画根本没有表现你。”
在欧洲，我的妻子由于穿着打扮时髦和她的出奇的健美，有时被人误认为是个美国人；而在美国，她却表现出一副英国人的温顺和沉默的气派。她比我先到一两天，当我的船抵达港口时，她在码头上等候着。
“分离的时间多么长啊。”我们一见面她就亲热地说道。
她没有参加这次探险；她对朋友们解释说这是因为那个国家对她很不相宜，而且家里还有个儿子，她还说，现在又添了一个女儿，这时我才想起在我动身之前曾经说起这件事，这就成为她留下来的附加理由。这件事在她的信中也曾提起过。
“我想你没有看我的信吧。”那天夜里她说道，其时天色已晚，晚餐的聚会已经结束，在一家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又逗留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终于发现自己独自在旅馆卧室里了。
“有些信寄丢了。我清楚地记得你写信说什么果园的水仙花就是一个梦境啦，什么保姆就是一颗宝石啦，什么发现了一张摄政时期的四柱床啦，可是老实说我并不记得你说过新生的婴儿取了卡罗琳这个名字。你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那当然是随着查尔斯起的啰。”
“啊！”
“我请了伯莎·范·霍尔特做孩子的教母。我考虑她保险会送一份像样的礼物。你知道她送了什么吗？”
“伯莎·范·霍尔特是一个出名的诡计多端的人。送了什么呢？”
“一张十五先令的书籍预约证。既然约翰约翰有了一个伴儿——”
“你说谁？”
“你的儿子呀，亲爱的。你还没有忘了他吧？”
“看在基督的面上，”我说，“你怎么这样叫他呢？”
“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发明的。你不觉得这名字很甜吗？既然约翰约翰已经有了一个伴儿，所以我认为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有孩子了，你说呢？”
“随便怎么都行。”
“约翰约翰常常念叨你。他每天晚上都要为你祈祷，祝你平安归来。”
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脱掉衣服，极力表现出随随便便的样子。随后她坐在梳妆台前，用一把梳子梳理着头发，她那赤裸的脊背冲着我，自己照着镜子，她说道：“我要不要卸妆上床？”
这是我不喜欢的一句熟悉的话；她的意思是说她该去掉脸上的脂粉，搽上油，戴上发网。
“不要，”我说，“眼下不要。”
然而她明白需要的是什么。在那种事情上她也讲究清洁卫生的方式，不过在她那种表示欢迎的微笑中有着宽慰和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