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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动身以前，我还能够把他的钱财问题安排妥当。他到这时候，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就靠给他的律师打电报要他寄一些零星的钱来。我见了银行分行的经理，给他把事情安排好，如果将来从伦敦寄来了钱，他就收下塞巴斯蒂安每个季度的生活费，以后每星期付给他一笔零用钱，并且留下一部分钱作为他随时可以提取的应急款项。这笔钱只能支付给塞巴斯蒂安本人，而且只有经理认为他有正当用途的时候才能支付。塞巴斯蒂安欣然同意了这些安排。
“否则的话，”他说道，“当我喝醉了，库尔特就会骗我把所有的支票都签上名，然后跑掉，那可就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我把塞巴斯蒂安从医院送回家去。他坐在柳条椅里似乎比躺在床上还显得虚弱。这两个病人，他和库尔特，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那架留声机。
“你也该回来了，”库尔特说，“我需要你呢。”
“真的吗，库尔特？”
“我估计是这样的。你病了的时候，一个人待着可太不愉快了。那个用人是个懒骨头——我需要他时，他总是溜掉了。有一次他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夜，我醒来的时候竟没有人给我煮咖啡。一只脚全是脓可真不是滋味。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要溜掉的，到能够照顾我的地方去。”他拍了拍巴掌，可是没有仆人来。“看到了吧？”他说。
“你要什么？”
“香烟。我的床底下那只袋子里还有一些。”
塞巴斯蒂安痛苦地离开椅子站起来。
“我拿吧，”我说，“床在什么地方？”
“别去，这是我的事。”塞巴斯蒂安说。
“塞（是）的，”库尔特说，“我认为这是塞巴斯蒂安的事。”
于是我就把他和他的朋友留在这条死胡同尽头一间封闭着的小房子里了。我对塞巴斯蒂安再也无能为力了。
本来我打算直接回巴黎去，可是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费的事却意味着得去伦敦见布赖兹赫德。我取道海路，在丹吉尔又搭上了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的客船，六月初回到了家里。
“据你看来，”布赖兹赫德问道，“我弟弟和这个德国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
“没有。我肯定没有。无非是两个流浪人漂流到了一起罢了。”
“你是说他是一个罪犯吗？”
“我说的是罪犯一类的人。他原来蹲过军事监狱，后来挺不光彩地被释放了。”
“医生是不是说塞巴斯蒂安是在用酒精来自杀？”
“是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他既没有得震颤性的酒狂，也没有肝硬化。”
“他没有神经错乱吧？”
“当然没有。他找到了一个凑巧他很喜欢的同伴，又找到了恰巧他愿意住的一个地方。”
“那么就照你的建议，他一定可以得到他的生活费。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某些方面，布赖兹赫德是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他对一切抱着一种狂热的确信，使他做出决定又快又简单。
“你愿意画画这栋房子吗？”他突然问道，“一张画正面，一张画后面的园林，一张画楼梯，一张画大客厅，行吗？四幅小油画；这是我父亲一直想要留下作纪念的，以后保存在布赖兹赫德。而我一个画画儿的人都不认识。朱莉娅说过你是专门学建筑绘画的。”
“好吧，”我说，“我非常愿意画。”
“你知道这儿将要拆毁吗？我父亲要把它卖掉。他们要在这儿盖一座公寓。而且他们还要保留这个名字——我们显然不能阻止他们这样做。”
“真是件伤心的事情。”
“呃，我当然也很难过啦。不过，你不觉得这个建筑很不错吗？”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所房子了。”
“我看不出来。我原来只觉得它很难看。也许你的画儿会使我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它的。”
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委托。我得尽力抢时间完成工作，因为买房地的人只等最后一签字就动手拆毁房子了。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因为我有一种在一块画布上花费极长时间的坏毛病，我从来不愿意草率从事——这四幅油画成了我的最为得意之作，也正是这些画儿的成功，在我自己和其他的人们看来，都使我坚定了对我未来事业的信心。
我首先画那间长形客厅，因为他们急于搬走里面的家具，这些家具自从这间客厅建起来以后就一直摆在那儿。这是一间狭长、精美、对称的亚当设计建造的房子，有两扇朝格林公园开的凸窗。下午我在客厅里开始画画的时候，光线从西边的窗户流泻进来，由于外面鲜嫩的小树呈现出鲜亮的绿色。
我用铅笔把各种比例关系确定下来，再把详图仔细地设计好。然后我就像一个潜水员在水边跳水的样子后退几步；一跳下去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浮了起来，于是干劲倍增。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动笔很慢、谨慎小心的画家；所以这个下午，第二天一整天，再加上第三天，我都在加紧工作。而且我一点错也不能出。每当告一段落时，我就停一停，心情紧张得很，不敢开始画下一段，就像一个赌徒一样，生怕以后手气会变坏了，大堆钱财化为乌有。画面终于一点一滴一分一秒地逐渐成形了。其实倒没有什么困难；错综复杂的光线和色彩融为一体；而且我在调色板上调出来的色彩恰好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每一道笔划，一当完成，似乎一直在那儿似的。
在最后一个下午，我开始不久就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背后说：“我可以在这儿看看吗？”
我回头一看，发现了科迪莉娅。
“可以，”我说，“只要你不说话就行，”我又继续画下去，把她忘了，一直画到暗淡的光线使我收起画具。
“会干这种事情一定是挺有意思的。”
我已经忘了她还在这儿。
“是的。”
即使这时我也无法离开我的画儿，尽管夕阳西下，房间黯淡下来，周围变成了一幅单色画。我把画从画架上取下来，把它举到窗户前，然后再放回去，把阴影部分的色调调淡一些。突然间，我的脑袋、眼睛、背部和胳膊都涌上一阵疲倦的感觉，由于天色已晚我不画了，就转向科迪莉娅。
她现在十五岁了，在这十八个月当中她个子长高了，她的个儿几乎已经长够了。她丝毫没有朱莉娅那种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丰满漂亮的容貌；她修长的鼻梁和突出的颧骨却已然有了布赖兹赫德家族的样子。她穿着黑衣服，正在为她母亲服丧。
“我累啦，”我说道。
“我敢断定你是累了。画完了吗？”
“差不多完了。明天我还得再润色一下。”
“你知道早就过了吃晚饭的时间吧？现在已经没有人做饭了。我也是今天刚到，我没有了解到这里竟破败到这样地步。你不想带我出去吃饭吗？”
我们从花园门出去，过了公园，在苍茫的暮色中走到里茨·格里尔餐厅。
“你见到了塞巴斯蒂安吗？他甚至现在也不愿意回家吗？”
到这时我才认识到她现在已经很懂事了。我说是这样。
“唔，我爱他胜过爱任何人，”她说道，“说到马奇家族，真叫人伤心，是吧？你知道，他们在这里要盖一座公寓，而雷克斯想住进顶层上他称为‘楼顶房屋’那种房子。这倒挺像他的为人，是吧？可怜的朱莉娅。对她来说，这是太过分了。他丝毫也不理解；他以为她舍不得这所旧宅呢。事情很快就都要完结，是不是？显然爸爸负债累累已经很久了。卖掉马奇公馆，使他还清债务，而且我不知他一年还能存下几个钱来。可是朱莉娅认为把房子拆毁了好像是很丢脸的事。她说宁肯让别人住进来也不愿意把它毁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
“的确，怎么办？有各式各样的建议。范妮·罗斯康芒舅妈想叫我跟她一块儿住。后来雷克斯和朱莉娅谈到要把布赖兹赫德拿过来一半，就住在那儿。爸爸不会回来。我们原来以为他会回来的，可是他不回来。
“他们关闭了布赖兹赫德的小教堂，是布赖德和主教一道关闭的；妈妈的安灵弥撒就是那个小教堂里念的最后一次弥撒。妈妈安葬完了以后，那个神父就走进小教堂来——当时只有我一个在。我想他没有看到我——他拿出那块祭坛石放进他的袋子里；他又把圣油浇在一卷卷的羊毛上点燃了，以后又把灰烬扔到外面；他倒空了圣水钵，吹熄了祭坛上的灯，然后让神龛敞开着，里面空荡荡的，好像从这时起就永远是耶稣受难日了，我想你一点也不懂其中的意义的，查尔斯，你这个可怜的不可知论者。我一直待在那儿，直到他走了，一霎时，那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小教堂了，只剩下一间装饰得稀奇古怪的房子。我真没法跟你讲清楚它像个什么东西。我想，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纪念耶稣受难的圣歌晨祷吧？”
“从来没有。”
“对啦，如果你参加过，你就会明白犹太人对他们的圣殿的看法了。寂无人烟的城市就像这样屹立在那里……这是一首很美的圣歌。你应该去一次，去听听这首圣歌。”
“还想让我改变信仰吗，科迪莉娅？”
“啊，不是。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知道爸爸成了天主教徒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吗？妈妈有一次告诉过我。他对她说：‘你已经使我的家庭恢复祖先的信仰了。’这是夸大其词，你知道。信仰对人的影响不一样。无论怎么说，这个家庭一直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不是？他走了，塞巴斯蒂安走了，朱莉娅也走了。可是你知道，上帝不会让他们走开很久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妈妈在塞巴斯蒂安头一次喝醉的那个晚上念的那篇故事——我指的是过得很糟的那个晚上。‘布朗神父’说了这么些话，‘我抓住了他’（指那个小偷），‘用的是一个看不见的钩子，还有一条看不见的长线，那条线长得足够让他游荡到天涯海角，但是猛拉这条线，就能把他拉回来。’”
我们很少提到她的母亲。我们一直谈着，她狼吞虎咽地吃。一次她说：
“你看过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那首诗吗？那诗很可笑；他认为她是最杰出的人——你知道，他一辈子都爱着她——但是好像又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家里的人，就数我跟她相处得最好了，但是我认为我并没有真正爱过她，不像她希望的那样，也不像她应该得到的那样。我不爱她，这实在是奇怪的事，因为我充满了正常的感情。”
“实际上我从来不了解你母亲，”我说。
“你并不喜欢她。我有时觉得，当人们要恨上帝的时候，就恨妈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科迪莉娅？”
“喏，你看，她像圣徒一样，可是她并不是圣徒。谁也不能真的恨一个圣徒，能够吗？他们也不能真的恨上帝。当他们想要恨他和他的圣徒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找到和他相似的东西，假托这就是上帝，然后加以仇恨。大概你觉得这都是胡说八道吧。”
“以前我也听到过几乎和这一模一样的话——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说的。”
“唉，我是非常严肃的啊。这话我想了很多。这话好像可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