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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我是喜欢弗莱特的。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不多。过去他常常到这儿来洗澡,他在寓所里住下后才不来了。他总是非常迷人的,我的妻子特别喜欢他。他需要的是职业。”
我说明我这次使命。
“你现在可能在他家里找到他。天知道,到了晚上,旧城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叫我的门房带你去。”
这样我吃过晚饭就动身了,那个领事馆的门房走在前面,手里提着灯笼。对我来说,摩洛哥还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国家。白天赶了一天路,在平坦的战略公路上乘车行驶了一天,跑了许多英里,路过葡萄园和军事哨所,新建的白色住宅区,高高地挺立着早熟的庄稼的开阔的田野,还有贴着法国商品广告的招贴板——有杜邦涅商店,米什兰商店和卢浮宫商店——我原以为这地方是现代化的近郊区;现在在星光下这座城市四面围着城墙,街道是积满灰尘的缓坡,两边的城墙耸立着,没有窗户,头上一会儿一片漆黑,一会儿星光灿烂;厚厚的尘土积满在碎石路上,行人静悄悄地从身旁走过,他们穿着一身白色长衣,软底拖鞋,或是光着坚硬的脚板;这里的空气中丁香花的香气、焚香的气味和烧柴的烟味混合在一起——这时我才明白是什么东西把塞巴斯蒂安吸引到这里来,而且又使他待了这么久。
领事馆的门房提着摇来晃去的灯,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走着,长手杖笃笃敲地;有时从敞开的大门口显露出一伙人静静地坐在金黄的灯光下,围着一只火钵。
“这些人真够脏的,”门房回过头来非常藐视地说,“没有教养。法国人就让他们这么脏里巴叽的。就不像不列颠人。咱们的人呀,”他说道,“总是十足不列颠味儿的。”
他是从苏丹警察局来的,所以看待他的古老文化中心不列颠就像新西兰人看古罗马一样。
经过了许多装有饰钉的大门,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扇门前,门房用他的手杖敲打着大门。
“英国勋爵的公馆。”他说。
门栅栏出现了灯光和一张黑乎乎的脸膛。这位领事馆的门房吹胡子瞪眼地说着话。几道门栓被撤掉了,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院子当中有一口井,头顶的架上爬着葡萄藤。
“我在这儿等着,”门房说,“你跟你这位同胞去吧。”
我走进房子,走下一段台阶,然后进了起居室,我发现一个留声机,一个煤油炉,中间有个青年人,后来当我环顾周围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还有别的更使人惬意的东西——地上铺着一块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刺绣的绸缎,天花板上雕梁画栋,沉重的带网罩的吊灯从一根链子上吊下来,在房间里投下灯罩的柔和阴影。不过一进来先看的这三样,即刺耳的留声机——正播放着法国爵士乐队的唱片——油味刺鼻的炉子,还有那个表情像狼一样的年轻人,这三者使我的神经大受刺激。他懒洋洋地躺在一张柳条椅里,一只裹着绷带的脚伸在一个箱子上;他穿着一件瘦小的、中欧式的仿花格呢衣服,露出一件开口的网球衫;那只没有受伤的脚穿着一只棕色的粗帆布鞋;他的身边有一个木腿的铜托盘,上面摆着两只啤酒瓶,一只脏盘子,和一个放满了烟蒂的碟子;他手里端着一杯啤酒,下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当他说话的时候,烟卷就粘在下嘴唇上。他那头长长的金黄色头发向后梳着,没有分发缝,在他明显的还是年轻的脸上,却反常地起了皱纹;他的一个大门牙已经没了,因此他发“咝”音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咬舌头,有时候又费劲地发出吹哨声,逢到这种情形他就傻笑一声掩盖过去;剩下的那些牙也被烟草熏黄了,牙缝很大。
这显然就是那位英国领事描述的那个“地地道道的坏蛋”,电影里的安东尼的仆人了。
“我要找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这是他的住宅,是不是?”我提高嗓门说,好盖过舞曲,让他能听到,可是他却用英语很柔和地回答,相当流利,说明现在他已经习惯说英语了。
“塞(是)的。不过他不在。这儿只有我,没有别人。”
“我是从英国来的,有要紧的事找他。能不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那张唱片这时已经放完。这个德国人把唱片翻了面,上紧发条,唱机又唱起来了,这才回答我的话。
“塞巴斯蒂安病了。修士们带他去医院了。他们也许会让你看他,也许不让。我很块(快)哪一天也得去医院把我的脚包扎一下。到那时我也要问问他们。如果塞巴斯蒂安好一些的话,他们也许会让你看看的。”
那儿还有一把椅子,于是我坐下来。那个德国人看到我打算留下来,就递给我一杯啤酒。
“你不是桑(塞)巴斯蒂安的哥哥吧?”他说,“也许是表哥吧?也许你和他的米米(妹妹)结婚了吧?”
“我只是他的朋友。大学的同学。”
“我过去在大学也有一个朋友。我们是学历史的。我的朋友比我聪明;他身体很弱——每当我生起气来,我就常常抓住他,把他猛摇——可是他逮(太)聪明了。后来有一天我们说:‘这不是见鬼吗?在德国没什么可干的了,德国完蛋了。’于是我们就去向教授们告别,他们说:‘不错,德国是完蛋了。现在学生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学的。’这样我们就走掉了,走哇走的,最后我们就走到这儿了。后来我们说:‘德国现在没有军队了,所以我们得当绷(兵)。’于是我们又加入了外籍军团。我的朋友去年得痢疾死了,当时他正在阿特拉斯山作战。他死了以后,我说:‘这不是见鬼吗?’于是我就朝我的脚打了一枪。这只脚现在全是脓,虽然我已经治了一年了。”
“不错,”我说,“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眼下关心的是塞巴斯蒂安。也许你能告诉我一些他的情况吧。”
“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塞巴斯蒂安。对我说来他很好。丹吉尔那地方糟得很。于是他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房子啦,食物啦,仆人啦,都很好——对我说来这一切都很好,我是这么想的。我很喜欢。”
“他的母亲病得很重,”我说,“我是来告诉他的。”
“她有钱吗?”
“有钱。”
“那么为什么她不多给他点钱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住在卡萨布兰卡了,也许还住在一套体面的公寓里呢。你跟她很熟吗?你能不能让她多给他点钱?”
“他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估计也许他喝得太多了吧。修士们会照看他的。那儿对他很好。修士们都是好人。那儿也很便宜。”
他拍了拍巴掌,吩咐再拿啤酒来。
“你敢(看)到了吧?有一个很好的仆人照顾我呢。这就很好。”
我打听出那所医院的名字就走了。
“告诉塞巴斯蒂安我还在这儿,很好。我估计他也许在为我担心呢。”
我第二天早晨去的那所医院,是在旧城和新城之间的一片平房。医院是由方济各会修道士们开办的。我从一群摩尔病人中间穿过,来到医生诊室。他是一个世俗人,脸刮得光溜溜的,穿着一身白色的、浆洗过的罩衫。我们用法语说起来,他告诉我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不适宜旅行。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一边肺部还有轻度的炎症;他的身体很虚弱;抵抗力也很差;谁能预料会怎么样呢?再说他又是饮酒过度的人。医生不动感情地、几乎是冷酷地说,并且带着搞科学的人常有的那种爱好,话只限于无关紧要的,把他的工作删略到枯燥乏味的地步。他把我交给一位留着胡子赤着脚板的修士,这个修士称不上医务人员,只是个干脏活的人,他的说话却另是一样。
“他很有耐性。一点儿也不像个年轻人。他躺在那里从来也不抱怨——这里有很多可抱怨的。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设备。政府给我们的都是些军队剩下来的东西。他人很和气。还有一个可怜的德国小家伙,一只脚没有治好,还有二期梅毒,也到这儿来治疗。弗莱特勋爵在丹吉尔发现他在挨饿,就带他回来,让他有住有吃。一个真正乐善好施的人。”
“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修道士,”我想,“可怜的笨蛋。”上帝饶恕我吧!
塞巴斯蒂安住在专门为欧洲人保留的厢房里,病床被低矮的隔板分隔成一间间的小室,还有某种单间的意味。他正躺着,双手放在被子上,凝视着墙壁,墙上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张石印的宗教油画。
“你的朋友来了,”修士说道。
他慢慢回头望望。
“哟,我以为他说的是库尔特来了呢。查尔斯,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比以前更消瘦了;饮酒使别人肥胖起来,红光满面,可是似乎却使他枯萎干瘪了。那位修士离开了我们,我在他的床边坐下,说起了他的病情。
“我的神经错乱了一两天,”他说道,“我一直觉得回到牛津。你去过我的住所了吗?喜欢那地方吗?库尔特还在那儿吗?我不问你喜欢不喜欢库尔特;没人喜欢他。说来可笑——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法过活啦,知道吧。”
随后我讲他母亲的情况。一时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躺着盯着看那张七悲圣母的石印油画,后来说道:
“可怜的妈妈。她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不是吗?轻轻一碰就要她的命了。”
我给朱莉娅拍了电报,说塞巴斯蒂安不能旅行,随后我又在非斯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到医院去,到后来他恢复到能够走动了。他恢复体力的头一个迹象,是在看望他的第二天他要喝白兰地。第二天,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到了一些,他把酒藏在被单底下。
那个医生说:“你的朋友可又喝开了。这里是禁止喝酒的。我可有什么办法呢?这儿又不是少年教养所。我也不能在病房里安置警察呀。我到这儿是来给人看病,而不是来防止他们染上恶习,或是来教他们学会自我控制。白兰地酒现在对他还没有什么害处。等他下次再病了就会使他更加衰弱了,以后总有一天一点小病就会要他的命的。这里并不是酒鬼之家啊。这个周末他就得出院。”
那个打杂的修士说:“你的朋友今天分外高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修士,”我想到,“可怜的笨蛋。”可是他又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把一瓶白兰地藏在他的床上。我发现这是第二次了。我刚拿走这一瓶,他马上又弄到一瓶。可真够淘气的。是那几个阿拉伯小孩给他带进来的。看到他又很高兴也好,这一向他太伤心了。”
最后一个下午我说道:“塞巴斯蒂安,你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消息是当天上午到的——“你想回英国去吗?”
“这会是很好的,从某些方面来说,”他说,“可是你认为库尔特会愿意吗?”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说,“你不打算和库尔特过一辈子吧?”
“我不知道。好像他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寨(这)也许对他很好,我猜,’”他模仿库尔特的口音说道,以后他又说了些话,如果我当时对他说的多加注意的话,我就会明白我一直不解的症结在什么地方;那些话我当时听到了,而且也记住了,可是却没有注意。“你知道,查尔斯,”他说,“当你的一生有了人来照顾你,有一个人来照顾你自己,这种变化是多么愉快啊。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