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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呢？”
“后来又是讨论来讨论去。可怜的妈妈呀。而神父们也掺合进来了，姑妈姨妈们也来插一手。五花八门的建议什么都有——什么雷克斯去加拿大啦，什么莫布雷神父去一趟罗马，看看是否有可能办理取消婚姻啦；什么我到国外先待上一年啦。正讨论到半截，雷克斯就给爸爸拍了一封电报：‘我与朱莉娅愿意按新教仪式举行婚礼。是否反对？’他复电：‘很高兴。’于是就把妈妈按法律禁止我们举行的事情解决了。接着许多人的呼吁和要求接踵而来。我奉命跟神父们、修女们和姑婶姨妈们谈话。雷克斯却不动声色地——或者说相当不动声色地——按照计划进行。
“啊，查尔斯，那是一次多么寒酸的婚礼啊！索沃伊小教堂在当时是离过婚的人结婚的地方——又简陋，又狭小，完全不是雷克斯原来打算的那个派头。我只要求在一天早晨溜进婚姻登记处，请两个打杂女工做证婚人，把这件事了结了就算了，雷克斯也无非是找来了女傧相，戴戴香橙花，奏奏婚礼进行曲而已。情形是令人厌恶的。
“可怜的妈妈的举动好像是个殉难者，她坚决要我披上她的花边网纱——喏，她多少也该这样做——那件衣服原本就是围绕着花边设计的。我的朋友都来了，当然，还有雷克斯称之为他的朋友的那群稀奇古怪的家伙。其他参加婚礼的人可就五花八门了。妈妈那边的亲戚当然谁也没有来；爸爸那边的亲戚来了一两个。那些老顽固们都躲得远远的了——你知道，其中有安克雷奇夫妇，查斯姆夫妇，范布勒夫妇——当时我就想：‘幸亏他们不在，反正他们总是对我鄙夷不屑的。’可是雷克斯大光其火，因为显然他希望正是这些人来。
“我还一度希望不要搞什么聚会了。妈妈也说我们不能使用马奇公馆，雷克斯就想给爸爸拍封电报，企图让家庭律师打头，率领筹办宴会的人抢占公馆。到最后才商定头天晚上在家里举办一个聚会，看看结婚礼品——很明显，按照莫布雷神父的看法，这样做是对的。再说，谁能忍得住，不去看看自己送的礼品呢，因此，这次聚会举办得还相当成功，可是第二天雷克斯在索沃伊小教堂为那些参加婚礼的来宾们举办的招待会可就太寒酸了。
“对待那里的承租人可是尴尬极了。最后还是布赖德赶来招待他们吃了一顿晚饭，并且在那儿举办了一个营火晚会，可是吃的根本不是他们原来指望的作为答谢的山珍海味。
“可怜的科迪莉娅真是有苦说不出。她原来特别盼望着做我的女傧相——这件事在我初次进入社交界时早就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了——当然，她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孩子。最初她不跟我说话。后来就是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当时我已经在前一天晚上搬到舅妈范妮·罗斯康芒家里去住了；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比较合适——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她就一头闯进来，她是径直从法姆大街来的，眼泪直往下流，求我不要结婚了，又紧紧地把我搂住，把她买的一个可爱的小胸针送给了我，然后说她祝我永远幸福。永远幸福啊，查尔斯！
“这是一次极其不得人心的婚礼，你知道。所有的人都站在妈妈一边，她们向来都是这样——并不是因为她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妈妈这一辈子得到过所有人的同情，唯独没有得到过她所爱的那些人的同情。大家都说，我对她表现得可恶极了。实际上，雷克斯发现他娶了一个弃儿，这结果与他原来的希望正好相反。
“你也看出了吧，一切事情看来进行的都不顺利。从一开始厄运就落到了我们头上。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爱雷克斯的。
“想起来怪可笑的，是不是？
“你知道，莫布雷神父一眼就识破了雷克斯的本来面目，而我结婚后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看出来。他简直不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只是一个人身上的一个细小的部分，发育得很不正常。像是装在一个瓶子里的什么东西，或者是在实验室里才存活的器官。我本以为他是一种原始的野蛮人。可是他却又完全现代化，又时髦，只有这个可怕的时代才能产生得出来。有一点人味，却装得像一个完整的人。
“好啦，这一切都过去啦。”
她跟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是在十年以后，在大西洋上的暴风雨中
第三章
我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由于当时的总罢工回到了伦敦。
这次总罢工是巴黎的一个话题。法国人对旧日朋友的窘困处境总是眉飞色舞，而且把海峡对面我们那些相当含糊不清的概念都变成了他们自己十分精确的术语，预言将在英国发生革命和内战。每天傍晚报摊上都要宣扬这场厄运的消息，老相识们在咖啡馆里半带嘲讽地打着招呼：“哈，我的朋友，你在这儿总比在国内强多了，是吧？”直到我和几个与我处境相同的朋友真的相信我们的祖国处在危急中，而且我们的责任就在祖国那边为止。我们这伙人中还加进了一位比利时未来主义派，平时他是用一个我认为是假的名字：吉恩·德·布里萨克·拉·莫特，他宣称在任何地方任何战争中有权拿起武器对下层阶级作战。
我们这些人走到一起来了，都是精神抖擞的男子汉，大家盼望着到了多佛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近些年来在欧洲各地反复出现而且没有什么变化的历史情景，这种情景在我脑海里勾画出一幅清晰然而是拼凑出来的“革命”的画面——邮政局上红旗飘扬，有轨电车被推翻在地，到处是醉醺醺的兵士们，监狱被打开，被释放的犯人成群结伙在街头游荡，从首都开出的火车到不了目的地。这种情形人们在报纸上读到过，在电影里看到过，并且在咖啡馆的桌子旁边反复听了六七年，这种情形现在成为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前都是间接听来的，例如所谓佛兰德的泥淖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苍蝇这一类的东西。
后来我们靠岸下船，遇到的却是旧时海关那套例行手续，正点到达的邮船联运列车，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月台上排成一行的、聚集在头等车厢旁的搬运工人，以及排成长队等待客人的出租汽车。
“我们要分手啦，”大家说道，“看看在发生什么事啦。晚饭的时候再碰碰头，那时再交换情况。”不过我们心里已经明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没有发生需要我们参加的事情。
“噢，亲爱的，”我父亲说道，他碰巧在楼梯碰见我，“这么快又见到你，多叫人高兴。”（我去国外已经有十五个月了。）“你回来正赶上困难的时候，知道吧。两天以后他们还要举行一次总罢工——全都是胡闹——所以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离开这里。”
我想起我放弃了的本来要在塞纳河畔路灯亮时举行的一个晚会和那里的同伴们——当时我正惦念着两位解放了的美国姑娘，她们合住在奥特伊尔区的单身宿舍里——这么一想，我真希望我没回来就好了。
这天晚上我们在皇家咖啡馆吃的饭。那天气氛倒多少有些战争的味道，咖啡馆里挤满了到伦敦来服国民义务兵役的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从剑桥来的一伙学生整个下午都在签名当运输部门的送信人，而他们桌子后面的另一伙学生则被录用为特种警察了。这一伙或那一伙不时地会回过头来对那一伙挑衅地叫嚷，不过像这种背对背的叫喊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冲突，后来他们互相敬了高杯的淡啤酒就算完事了。
“你们应该在霍尔蒂开进布达佩斯的时候到达那儿才对。”吉恩说，“那才叫政治呢。”
这天晚上瑞琴特公园里有一个为刚刚抵达英国的“黑鸟”乐队举行的集会。我们中的一个受到邀请，于是我们也跟着去了。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出入“砖顶”咖啡馆和布洛海街黑人舞厅的人来说，那里的景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当我刚走进公园大门我就听到了一个决不会弄错的嗓音，此时听起来就像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一个回声。
“不，”这个嗓音说道，“他们并不是动物园里给人瞪着眼睛看的动物，马尔卡斯特。他们是艺术家，亲爱的，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应当受到尊敬。”
安东尼·布兰奇和博伊·马尔卡斯特这时正坐在桌子边，桌子上摆着葡萄酒。
“谢天谢地，幸亏我这儿还有认识的人。”马尔卡斯特说，这时我和他们坐到了一起。“原来是个姑娘带我来的，现在不知她跑到哪去了。”
“她溜掉啦，亲爱的，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你看上去可笑地不适当，马尔卡斯特。这里压根儿就不是你这种人来的地方；你不应该在这儿，知道吧，应该去老一百号，再不就去贝尔格雷夫街参加那种悲惨的舞会。”
“就是从一个舞会来这儿的，”马尔卡斯特说，“去老一百号现在还太早。我还得在这儿再耽搁会儿。也许会热闹起来的。”
“我真不屑理你，”安东尼说，“查尔斯，还是跟你说说话吧。”
我们拿上酒瓶和杯子到另一间屋子里找到了一个角落。我们的脚边有五个“黑鸟”管弦乐队的人蹲着掷骰子玩。
“那边的一个，”安东尼说，“就是脸色稍微苍白一些的那个，亲爱的，有天早晨他给阿诺德·弗里克海姆太太的脑袋上梆地来了一下，亲爱的，是用牛奶瓶打的。”
差不多是立刻地、也是必然地，我们谈起了塞巴斯蒂安。
“亲爱的，他已经成了那种酒鬼了。去年你把他甩了以后他就跟我一起住在马赛，也真够我受的。整天就像个有钱的老贵妇，喝呀，喝呀，喝呀。而且还偷偷摸摸。我总是丢失一些小东西，亲爱的，那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那天早晨，我丢了两套衣服，是莱斯利和罗伯茨送来的。当然啦，我并不知道就是塞巴斯蒂安干的——因为我那套小公寓进进出出的差不多都是些阴阳怪气的家伙。我偏爱这种家伙你知道的最清楚了。嘿，末了，我们发现了塞巴斯蒂安把我东西当——当——当掉的那家当铺，可是后来他手里可没有什么当票了；当票也是有销路的，在小酒馆里就可以卖掉。
“我看得出来你眼睛里那种清教徒式的、不以为然的神色，亲爱的查尔斯，大概你以为我是在教唆那个小家伙吧。这就是塞巴斯蒂安不太招人喜欢的一个品质，他给人的印象总好像有人在教——教——教唆他——好像马戏团的小马驹子被牵着跑似的。可是我向你担保，我一切都做了。我一再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干吗喝酒？如果你想要陶醉陶醉的话，开心的事可多啦。’我带他去找那个挺不错的人；对啦，你跟我一样，对那个人也是很了解的，纳达·阿罗波夫，琼·勒克斯莫尔，所有我们认识的一切人，都和他有过好几年的来往——他总是去女王酒吧——可是后来，我们都为此出了麻烦，因为塞巴斯蒂安给他一张空头支票——一张假——假——假支票，亲爱的——一大帮子凶神恶煞样的家伙闯到公寓里来了——都是些暴徒，亲爱的——当时塞巴斯蒂安还懵懵懂懂的呢，反正这事情可真让人扫兴透了。”
这时博伊·马尔卡斯特朝我们这边蹭过来，他坐下来，不请自来，坐到了我旁边。
“那边的酒快喝光了。”他说着，自己从我们的酒瓶里倒出酒来，把酒瓶倒空了。“这个地方我连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