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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天哪！”
“麻烦就在报纸和家庭方面。查尔斯，你有一个糟透了的家庭吗？”
“只有父亲一个人，可是他绝不会听到这件事的。”
“我们家可麻烦极了。由于那些亲戚，可怜的妈妈势必要倒霉了。他们会写信来，还要登门拜访，表示同情，可是同时有一半人心里头说的是：‘这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个天主教徒的结果。’另一半人则会说：‘这就是不孩子送去伊顿公学，而不送到斯托尼赫斯特学校的结果。’可怜的妈妈也没法解释清楚。”
午饭我们是和马奇梅因夫人一起吃的。她以幽默的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了这件事。她只责备说：“我想不出你们为什么出去和莫特拉姆住在一起。你们可以先来找我，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可怎么把这件事跟全家人解释呢？”她问道。“他们发现我对这件事还不如他们难过，他们一定感到非常震惊的。你知道我嫂子范妮·罗斯康芒吧？她一向认为我对孩子的教育很坏。现在我开始觉得她说的很对。”
当我们离开后我说：“她实在太好了。那你还发什么愁呢？”
“我说不出原因来。”塞巴斯蒂安悲惨地说。
一个星期后塞巴斯蒂安出庭，他被罚款十镑。报纸把这条消息放在令人难受的显著位置，有一家报纸还用了讽刺性的标题：“侯爵家的儿子不习惯喝葡萄酒。”地方法官说，只是由于警察行动果断，他才没有受到严重的指控……“纯粹是靠了运气好，你才没有负严重责任事故的罪责……”桑格拉斯先生作证说，塞巴斯蒂安的品行是无可指摘的，还说他在牛津大学的灿烂前途已经岌岌可危。报纸也抓住这句话不放——“模范学生的前途危若累卵。”那位地方法官说，如果没有桑格拉斯先生的证词，他可能会受到惩罚性的判决；法律对一个牛津大学的大学生和任何一个小流氓都是一视同仁的；毫无疑问，家庭愈好，犯法行为就愈可耻……
桑格拉斯先生所具有的价值并不只限于鲍夫大街。在牛津大学，他表现出与雷克斯·莫特拉姆在伦敦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热情和全部机敏。他走访了学校当局、学监们、大学副校长；他还怂恿管理员贝尔去拜访了基督教会学院院长；他还安排了马奇梅因夫人同校长谈话；作为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就是禁止我么三人在这学期剩下的日子中出校门。哈德卡斯尔不清楚为了什么缘故，再次被剥夺了使用自己的汽车的权利，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们所遭受到的时间最长的出发却是我们同雷克斯·莫特拉姆和桑格拉斯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因为雷克斯生活在伦敦的政界和上层金融界，而桑格拉斯却生活在牛津，与我们近在咫尺，所以我们从他那儿受的罪就更大。
在这个学期余下的日子里，他老缠住我们。由于我们受到“禁止外出”的处罚，所以我们晚上也不能在一起度过，从九点起，我们都得各在一处，而且是处在桑格拉斯的支配之下。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他不来找我们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当他说起“我们的那次小小的越轨行为”时，就好像他也曾关在单人牢房里，因此和我们也很有缘分……有一次我翻墙爬出学院，桑格拉斯先生发现我在关了校门后竟在塞巴斯蒂安的房间里，他把这件事也变成了一种束缚。所以，当我圣诞节后到了布赖兹赫德，走进他们称为“挂毯大厅”的那间屋子的时候，看到了桑格拉斯先生独自坐在炉火前面，似乎是在等我的样子，这情形并没有使我惊讶。
“你看我正单独占有这一切。“他说。不错，他的确好像占据了这间厅堂，占据了四周挂满狩猎图的灰沉沉的场面，还占据了壁炉两边的女像柱，当他站起身来，像个主人一样欢迎我的时候，好像还占据了我。“今天早晨，”他继续说，“我们在草坪上举行了马奇梅因猎前聚会——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古色古香的场面——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们都去猎狐了，甚至塞巴斯蒂安，你听见大概不会吃惊吧，他穿着他那件红色外套，看上去很优雅了。而布赖兹赫德呢，与其说是优雅，倒不如说是给人深刻印象；他和本地一个名叫沃尔特·斯特里克兰—维纳布尔斯爵士的有趣人物当联合主人。我希望这些太单调乏味的挂毯中能加进他们两人的肖像——那么这些挂毯就会显出一种幻想的情调来。
“我们的女主人也留在家里；还有一位正在养病的多明我派的教士，他谈马利丹太多，读黑格尔又太少；还有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当然啰，还有两位颇令人生畏的匈牙利表兄弟——我曾经用德语和法语试着跟他们说话，可是他们对哪种语言都没有兴趣。现在这些人都坐车去邻居家做客去了。我就在炉火前，拿着这本绝妙的《查勒斯》消磨一个舒适的下午。你的到来使我增添了打铃要茶的勇气。我怎样使你为这次聚会做好思想准备呢？哎呀，聚会明天就要散啦。朱丽娅小姐到别的地方去庆祝新年，还把时髦的社交人物带走了。我会见不到住在附近的美人们——特别是那个西莉娅；她是我们那个倒霉的老伙计博伊·马尔卡斯特的妹妹，可完全不像他。她说起话来就像小鸟一样，喜欢吹毛求疵，那样子我觉得十分可爱，她的衣着像是学校班长的样式，这种样式我只能说‘帅’啦。我会想念她的，因为明天我不去。明天我就得认真开始搞我们的女主人那本书了——那本书，请你相信，乃是是嗲珍宝的历史宝库；同时也是真实的一九一四年的历史。”
茶送上来了，喝完了茶不久，塞巴斯蒂安就回来了；他说他早就找不到猎狐队的人了，所以就悠悠荡荡地回来了。别的人在他回来后不久，在黄昏时给汽车接回来了。没有布赖兹赫德；他在养狗场有事要办，跟他去的还有科迪莉娅。回来的人挤满了大厅，随后就吃起了炒鸡蛋和烤饼；而那位在家里吃过午饭在炉火前打了一下午盹的桑格拉斯先生，也和他们一起吃着鸡蛋和烤饼。过了一会儿，马奇梅因夫人一行人回来了，还没有等我们上楼梯换晚餐礼服，她就问大家，“谁去教堂念玫瑰经呀？”塞巴斯蒂安和朱丽娅都说他们得马上去洗澡，桑格拉斯先生跟她和那位男修士一起去了。
“我希望桑格拉斯先生去，”塞巴斯蒂安洗澡的时候说，“我厌烦再向他表示感谢了。”
在以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对桑格拉斯先生的厌烦已经在整个宅第里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只要他在场，艾德里安·波森爵士那双漂亮的暗褐色眼睛就仿佛在察看远处的地平线，他的嘴巴就带着典型的悲观主义神气。只有那两个匈牙利表兄弟，他们误解了这位大学教师的身份，把他当成一个享有特殊权得的高级用人，所以没有因为他在场而受到影响。
圣诞节聚会的人中留下来的有桑格拉斯先生、艾德里安·波森爵士，两个匈牙利人、男修士、布赖兹赫德、塞巴斯蒂安和科迪莉娅。
在这所宅第里，宗教居于统治地位。这倒不仅仅表现在这个家庭的种种习惯上——每天早晚都要在小教堂做弥撒和念玫瑰经——而且表现在家庭内人们的交往上。“我们得把查尔斯变成一个天主教徒。”马奇梅因夫人说。在我作客期间，我们在一起闲聊过许多次，每次她都要把话题巧妙地引到这个神圣的问题上来。谈过第一次后，塞巴斯蒂安就说，“妈妈是不是和你闲聊了？她经常这样做。我真希望她可别再这么做了。”
其实谁也没有被叫去聊聊，或者有意识地给引到这种谈话上去；当她希望要亲切地谈谈的时候，人就会发现自己偶然地和她单独在一起了，如果是在夏天，那他就会发现他们正在僻静的水塘岸边散步，或者发现他们在四面有围墙的玫瑰园的一个角落里；倘若是冬天，那就是在二楼她的起居室里了。
这间起居室是完全属于她的；她把这个房间据为己有后，就把它改造了，所以一走进这间房子，你就恍如置身于另一所宅第里。她放低了天花板，因而以各种不同的样式为每一间屋子增光的门楣不见了；四壁，一面装有花缎护墙，却被刮除干净，刷上一层蓝色的底色，上面散布着很多小小的水彩画；房间里的空气甜丝丝的，鲜花的清新芳香和百花香的陈腐气息混杂在一起；她的图书室是软皮护墙，一个黑檀木的小书架上摆满了广博精深的诗集和神学著作；壁炉架上摆满了私人收藏的小珍品——一个象牙圣母像，一尊圣约瑟的石膏像，还有三个当兵的弟弟的几帧遗像。那年光辉灿烂的八月里，我和塞巴斯蒂安两人独自住在布赖兹赫德的时候，她母亲的这个房间是不让我们进去的。
由于回忆起她这间屋子，使我们当时谈话的一些片断重新浮现脑际。我还记得她说：“当我还是女孩子时，我们比较贫困，当然比起大多数人来还是阔气多了，我结了婚的时候，就很富有了。我常常忧虑，自己拥有那么多珍宝，而他人却一无所有，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现在我认识到，由于羡慕穷人的特权，富人也可能犯罪。穷人总是上帝和圣徒的宠儿，不过我相信洗净整个生灵——其中包括富人在内——的罪孽乃是神的特殊恩宠。异教徒的罗马帝国的财富必然是残酷得来的；不可能是另外的情况。”
我谈了一下骆驼和针眼的典故，她听到这话就高兴地说到要点。
“不过当然啰，”她说，“骆驼穿过针眼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事，可是福音书只是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汇编罢了。一头牛和一头驴子竟在畜圈里做起礼拜来，这是意想不到的。在圣徒的生活中，牧畜总是干许多奇怪的事情。这完全是宗教的诗的一面，阿丽丝漫游奇境的一面。”
但是，正如我对她的魅力并不动心一样，对她的信仰我同样也无动于衷；或者毋宁说，这两方面对我的触动都是一个样儿。那时我一心想的只是塞巴斯蒂安，我看到他已经受到威胁，尽管我还不知道这种威胁有多么凶恶。他那经常的、丧失信心的祈祷是单独进行的。在他心中的蔚蓝色海水边和飒飒作响的棕榈树下，他像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土人一样，是快乐的、与世无争的；只是当大船在珊瑚礁石那边抛了锚，小汽艇冲上环礁湖的时候，商人，官吏，传教士和旅游客这群凶恶的入侵者踏上了从来不曾印上过长统靴足迹的斜坡上——这时才发掘出民族的武器，在山中响起了鼓声；或者更容易做到的是离开那阳光照耀的门口，然后躺在黑暗中，在那里，无用的、画出来的神像仿佛在墙上徒然游行，他在酒瓶中间咳嗽得声嘶力竭。
自从塞巴斯蒂安在这群入侵者中间考虑他自己良心和人类感情的一切要求以来，他在阿卡迪亚的淳朴宁静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因为在这段对我来说是平静的日子里，塞巴斯蒂安却惊恐不安。我对他这种警觉和猜疑的情绪是很熟悉的，他像一头鹿听到远处猎队的声音就突然扬起头来；我看出当他想到他的家庭和他的宗教信仰时，他就变得小心翼翼，而现在我发现我也成了他怀疑的对象。他并不是没有爱，而是他已经没有了爱的欢乐，因为我不再是他寂寞时的伴侣。随着我和他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就越来越成为他力图逃避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