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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到了中年。这可真是太不好了。我相信我们在这儿就别指望有什么好玩的了。”
夜幕降临，在火光照耀下我们默默地坐着。
“安东尼·布兰奇已经离开学校了。”
“为什么？”
“他给我写过信。显然，他在慕尼黑租到了一套房间——他和那儿的一位警察结上了不解之缘。”
“我会想念他的。”
“我想我也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又沉默了，在炉火的映照下那么静悄悄地坐着，以致有个人进来找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下，以为屋子里没人就走开了。
“真不该这样开始一个新学年。”塞巴斯蒂安说。但是这个阴沉的十月的黄昏仿佛把阴冷潮湿的空气吹到随后接连的几个星期。整个一学期，乃至整整一年，我和塞巴斯蒂安隐居起来了，起初是躲开传教士，终于被他们忘却了。而玩具熊阿洛伊修斯就搁在塞巴斯蒂安的五屉柜里，已经没有人理它了。
我们两人都有了变化。我们失去了探求的乐趣，它曾让我们一年级时纷纷乱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现在我开始安下心来了。
出乎意料，我没有碰到堂兄贾斯珀，他在牛津大学文学院学位考试中得了第一名，以后他在伦敦开始笨手笨脚地过一种扰乱社会的生活；我是需要他给我些冲击的，没有这种强大的影响，学院里的生活显得不实在了；它也不再像夏天那样刺激我，使我有心思去干些捣乱的事情了。再说，我回来时已经感到很腻烦，下决心缓和一些。我也决不愿使自己再受到父亲的讥讽嘲笑了。他那种古怪的迫害使我相信不量入为出地过日子是荒唐的，任何斥责都不曾使我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学期我没有再挨过训斥。历史课初试的好成绩和学期考试中一项略低于二等的成绩使我没费什么力就和导师的关系相处得不错。
我和历史学院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一周写两篇论文，听听临时讲座。除此之外，我在这学年开始时参加了罗斯金艺术学院；我们一周有两三个上午聚在一起，大约有十多个人——至少有一半是牛津北校的女生——聚会的地点是阿什莫利恩博物馆里古代作品的仿制品周围。我们一周有两次在一家茶食店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对着裸体模特儿画像。学校当局煞费苦心地排除在那些夜晚与淫荡有关的蛛丝马迹。白天从伦敦请来给我们当模特儿的年轻女郎是不允许留在大学城过夜的；我还记得小房间里靠近煤油炉的那一面墙上是玫瑰色的，而另一面墙则是杂色斑斓，高低不平，就好像被抓过似的。在那儿，在煤油灯的气味中，我们骑在板凳上，召唤一个依稀可见的模特儿特丽比的幽灵。我的绘画是不值一提的；我在自己的寓所里绘制了一些小巧精致的临摹画，其中有些被当时的一些朋友保存着，当它们偶尔显露出来时，我就很难为情。
指导我们的是一位和我岁数相仿的男人，对我们含有一种戒备的敌意；他穿着非常深的蓝色衬衫，系一条柠檬黄的领带，戴着一副角质框架的眼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形式的告诫，我极力地修饰自己的衣着，直到接近堂兄贾斯帕认为已经适合于到乡间别墅作客的程度。我的穿着如此端庄，而又快乐地致力于绘画，不久就成为学院里一位相当体面的人物了。
就塞巴斯蒂安说来，情形就很不同了。他那一年的胡闹填补了他深刻的内在需要，即逃避现实，当他发觉自己在曾经一度感到非常自由自在的地方却越来越受到限制，这时候他就愈加无精打采，脾气乖张，即使和我在一起也是一样。
这个学期，我们俩仍然过从甚密，形影不离，所以我们也不去别处再交什么朋友了。堂兄贾斯帕曾经跟我说过，到了二年级就要甩掉一年级交的朋友，这是正常的，事情果然如他说的。我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塞巴斯蒂安结识的。我们把他们全都甩了，而且也不再交新的了。事先没有任何声明。起初看起来，我们好像还像以前一样经常去看望他们；我们参加聚会，但是我们自己却很少筹办聚会。我并不想给那些一年级新生造成什么印象，他们也像他们的伦敦姊妹们一样，在社交界中正受到热情的欢迎。这时每个聚会里都有许多陌生的面孔，要是在几个月以前，我就会热衷于结识几个新知，现在却感到腻味了；甚至我们那个小小的密友圈子，过去在夏天阳光照耀下是那样活跃，如今在弥漫的雾气和河上的暮色里却显得黯然失色，哑然无声，那种雾气和暮色使那一年中我的一切都变得非常柔弱，模糊不清。安东尼·布兰奇一走，有些东西就随他而去了；他锁上房门后把钥匙悬挂在自己的钥匙链上；他在所有的朋友中，本来被视为路人，现在他们却都感到需要他了。
我感觉到一场义演已经收场了；乐团经理扣好了羔皮外套，拿到了他的报酬，那些郁郁不乐的乐团女演员们就群龙无首了。一旦没有了他，她们就忘掉了她们的结束语，或者弄错了台词；她们需要他及时打铃拉开幕布；她们需要他恰合时宜地指挥打开舞台灯光；她们需要他在舞台两旁悄悄地说一两句话，需要他盯着乐队指挥那双专横的眼睛；没有了他，周刊就不会派来摄影师，没有酝酿好亲善气氛和快乐的希望。再也没有比共同的事业更能把她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了；而现在那些金色花边和丝绒服装都打了捆，送到服装商那里，如今已经穿上了黄褐色的制服。经过几个小时愉快的排练，通过几分钟欣喜若狂的演出，她们演出了光彩夺目的角色，演出了她们自己的伟大的前辈，在舞台上再现了著名绘画中的人物；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她们必须在惨淡的阳光里回到各自的家里去；回到频繁来到伦敦的丈夫身边；回到输掉了牌局的情人那里；回到长得太快的孩子们那儿。
安东尼·布兰奇那一伙人散了，成为寥寥十来个十分冷漠的处在青春期的英国人。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有时会这样说，“你还记得过去在牛津大学大家很熟悉的那位非凡人物——安东尼·布兰奇吗？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他们原来是从一群群人中给任意挑选出来的，现在他们都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原来的那群人中间，他们的个性也越来越无法辨认出来了。这种变化对他们并不像对我们一样明显，他们偶尔还到我们的住处聚会；可是我们却再也不会请他们来了。相反，我们对较低一等的伙伴却感到兴趣，而且晚上往往是在圣埃博大街和圣克莱蒙大街或者在旧市场和运河之间那片街区的霍加斯式的小酒店里度过的。我们在那些地方寻欢作乐，我相信我们也博得了大家的欢心。剧院近旁的“花匠胳膊酒店”，“碎嘴婆子脑袋酒店”，“巫师头颅酒店”以及地狱走廊大街的“泥炭酒店”已经很熟悉我们了；可是在“泥炭酒店”里，很容易碰上一些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他们是牛津大学布雷斯诺兹学院的沿着几家小酒馆逐家喝酒的大学运动员们——这时塞巴斯蒂安心里就怀有一种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就像身上的军服与兵种不一致时所感到的一样，结果是好多夜晚都被那些人的闯入破坏了，每逢这时他就扔下还剩了一半的酒杯，愠怒地回到学院。
马奇梅因夫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看到我们的，当时她来牛津逗留一个星期，正赶在米迦勒节一开始。她发现塞巴斯蒂安萎靡不振，他那成群结队的朋友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她把我当做是塞巴斯蒂安的朋友，还设法让我也成为她的朋友，可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却无意中伤害了我和塞巴斯蒂安之间的友谊。这样说，也只是对她给我的厚爱所作的唯一的一次指责而已。
她来牛津，是找那位万灵会的桑格拉斯先生办事，这位先生此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马奇梅因夫人正在写一本只供朋友们传阅的纪念性的书，写的是她弟弟内德。在蒙斯和帕斯尚德勒遇难的三位传奇式的英雄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位；他遗留下了一大批文件——有诗歌、信件、讲演稿、文章等；要把这些文字编纂起来，即使是为了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圈子里传阅，也是需要熟练地处理不计其数的问题的，而这由一位满怀敬仰的姐姐处理起来很容易失误。对这一点她早已承认，所以她一直在找外人帮助，而桑格拉斯先生正是找来协助她工作的。
他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教师，矮小圆胖，穿着干净利落，稀疏的头发平平展展地贴在他那硕大的脑袋上，手很灵活，脚很小，给人一个过分爱洗刷的印象。他的态度很和蔼，讲起话来有独特的风格。我们很熟悉他。
帮助别人工作是桑格拉斯先生的特殊嗜好，不过他自己也是几本时髦小册子的作者哩。他很善于挖掘、钻研档案，对生动的东西嗅觉很灵敏。塞巴斯蒂安把桑格拉斯先生说成是“妈妈的什么人”。塞巴斯蒂安说的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差不多凡是使他感兴趣的人，他就是这个人的什么人了。
桑格拉斯先生是一位家谱学家，也是一位正统王朝的拥护者；他爱戴被剥夺了王位的皇族，而且很懂得觊觎王位者们对许多王位提出的敌对的要求中，哪一个有准确的法律效力；他并没有宗教习惯，可是他对天主教会的了解，比多数天主教徒还要多。他在梵蒂冈也有朋友，他可以仔细地讲解梵蒂冈的政策和各项任命，说出当前哪个传教士走红运，哪个倒霉，最近哪个神学假设是可疑的，再不就是某某耶稣会教士或某某多明我教派的修道士处境困难，或者是在他们四旬斋的演说中差点儿捅出娄子来，等等等等。他身上除了正统的宗教，可以说什么都有，后来他还喜欢参加在布赖兹赫德的小教堂举行的祈福仪式，想看看这个家族中头披黑色花边纱巾虔诚地拱着脖子的夫人小姐们；他喜欢名门望族的被遗忘了的丑闻，而且是一位判定家系的专家；他声称爱好过去，可是我总觉得他认为那些和他有着松松垮垮联系的声名显赫的同伴们，不管是活着的或者是死了的，总多少有些荒谬；只有他桑格拉斯先生是实在的，其余的人都不过是华而不实的过眼烟云罢了。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旅游者，稳健而又傲慢，一切的异域风光都展现在他眼前，供他欣赏。在他那种学究气的态度中，倒是还有一点轻松活泼；我还疑心说不定在他装有镶板的什么地方，还会藏着一部留声机哩。
当我第一次遇见他们时，他是和马奇梅因夫人在一起的。当时我想，和这位好学不倦的人物在一起，她再也无法找到和她更具有鲜明对比的人了，也无法为她自己找到更合适的陪衬角色了。她一向并不是大张旗鼓打进别人生活里去的。但是接近周末的时候，塞巴斯蒂安颇为恼怒地说道：“你和妈妈好像很亲密了。”这时我意识到，她正在用一些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