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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先消化一下才行，”他说，“晚上我还没有这么大吃过呢。我还要跟查尔斯说说话呢。”
“‘查尔斯’？”塞巴斯蒂安说，“什么‘查尔斯’？你应当叫赖德先生，孩子。”
“查尔斯，来吧。”
就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说：“你真是个不可知论者吗？”
“你们家随时都谈论宗教问题吗？”
“不是随时谈。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提出来的，不是吗？”
“是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宗教问题。”
“那么，也许一是个不可知论者。我要为你祷告。”
“你可太好啦。”
“要知道，我不能给你一串念珠的时间，只能为你祈祷十个念珠的时间。我要为他们祈祷的人有一大串呢。我把他们按顺序排好，每周一次，我给每人祈祷十个念珠的时间。”
“我相信这已经超过了我该得到的了。”
“噢，我碰到的一些事情比你还要难办呢。比如说劳埃德·乔治，凯泽和奥利夫·班克斯。”
“她是谁？”
“她上个学期从女修道院逃跑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女修道院长发现了她正在写什么东西。知道吧，如果你不是不可知论者，我就会向你要五先令，好买一个黑人教女。”
“你的宗教我丝毫也不感到吃惊。”
“这是上学期一位神父发起的新鲜事儿。如果你给非洲的某些修女寄去五先令，她们就会在给某人婴儿洗礼时用你的名字做婴儿的教名。我已经有了六个黑科迪莉娅啦。这挺好玩的吧。”
布赖兹赫德和塞巴斯蒂安一回来，就叫科迪莉娅去睡觉了。布赖兹赫德又继续谈起我们谈论的那场话题。
“当然，你确实说得有理，”他说，“你把艺术当作手段而不把它当作目的。这是严谨的神学啊，可是不寻常的是，我竟然发现一位不可知论者居然也相信神学。”
“科迪莉娅已经答应为我祷告了。”我说。
“她为她的猪连续作过九天祷告。”塞巴斯蒂安说。
“你知道，这一切让我莫名其妙。”我说。
“我觉得我们会引起人们的反感的。”布赖兹赫德说。
这晚上我才开始认识到，实际上我过去对塞巴斯蒂安多么不了解，我这才开始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我接触到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就像在公海客轮上结识的一位朋友；此时，我们已经在他家乡的港口靠岸了。
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走了；展览会场上的帐篷拆掉了，旗子也拔掉了；被践踏的草地又开始恢复了绿色；以从容闲散开始的这个月，倏忽到了月底。现在塞巴斯蒂安走路已经用不着拐杖了，也忘记了他的脚伤。
“我想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威尼斯。”他说。
“没钱呀。”
“我想到这一点。我们到了威尼斯就可以靠我爸爸过活。而旅费，律师们会给我的——给我买头等车卧铺票。用这笔钱我们俩坐三等车去就够了。”
我们就这样动身了；先是搭了便宜的长途海轮横渡海峡去敦刻尔克，我们在清朗的夜空下在甲板上坐了一夜，看着沙丘那边破晓的鱼肚色的曙光；接着又坐硬席去巴黎，到达巴黎就驱车去洛蒂旅馆，洗了澡，刮了脸，又在富瓦蒂餐馆吃了午餐，餐馆里很热，有一半坐位空着，随后又昏昏欲睡地逛了商店，后来就一直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等到我们火车开车的时间；火车在温暖的、尘土弥漫的傍晚到达里昂车站，然后又换乘南开的慢车，又是硬座，车厢里挤满了回家的穷人——他们像北欧国家的穷人那样，旅行时带着许多包袱，对权威还流露出恭顺谦卑的神情——这里还有假满回去的水手们。我们时睡时醒，火车颠簸着，还经常停下来，夜里换了一次车，一上车又睡着了，醒来时车厢已经空了，车窗外闪过松林和远处群山的峰顶。边境上是穿崭新军服的士兵，在车站便餐室吃咖啡和面包，我们周围都是带着宽厚而快乐表情的南方人；火车又开到平原上，针叶松变成葡萄藤和橄榄，在米兰换车；从手推车上买了蒜肠、面包、一瓶葡萄酒（我们在巴黎把钱花光了，只剩了几个法郎）；太阳高照，大地热烘烘的；车厢里坐满了农民，每到一个车站就拥上拥下，闷热的车厢弥漫着大蒜气味。薄暮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威尼斯。
一个脸色阴沉的人在那儿迎接我们。“爸爸的仆人，普伦德。”
“我先接了那趟快车，”普伦德说，“爵爷想你们一定看错了火车时间表。这趟车好像才从米兰开来的。”
“我们是坐三等车来的。”
普伦德有礼貌地嗤嗤笑着。“我开来了一条冈朵拉。我坐汽轮把行李带去。爵爷到利多去了。他不一定能在你到家前回来——那是我们预计你坐快车来算计的。现在，他可能回家了。”
他领我们上了等待我们的小船。船夫们穿着白绿两色的制服，胸前别着银质徽章；他们微笑着鞠躬。
“回大厦，普朗陀。”
“是的，普伦德先生。”
于是我们的船顺流漂去。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来过。”
“我以前来过一次——那是从海路来的。走这条路就到了。”
“瞧，我们到了，先生们。”
那大厦比传闻的小些，门面很狭窄，石阶上长满苔藓，阴暗的拱廊用粗琢的石头建成。一个船夫跳到岸上，把船系在柱子上，然后去拉门铃；另一个船夫站在船头，使船紧靠着石阶。门打开了；一个穿着俗气的条纹亚麻布夏季制服的仆人引我们走了台阶，我们就从昏暗的地方走到亮处；华贵的钢琴上洒满了阳光，丁托列托学派的壁画使这个府第显得光辉灿烂。
我们的住房在上面一层，要上一段陡峭的大理石楼梯，为了不让午后的阳光照进来，房间的百叶窗都关上了；仆人把百叶窗推开，我们眺望外面的大运河；床上挂着蚊帐。
“现在没有蚊子。”
每间屋子里的家具都只有一个不大的鳞茎面的衣橱，一面镶着镀金框的、模糊不清的镜子。地板是大理石板，没有铺地毯。
“这光景有点凄凉吧？”塞巴斯蒂安问。
“怎么凄凉？看看这些吧。”我又把他带到窗户前，下面和周围是一片辉煌华丽的风光。
“不，你怎么能不说凄凉呢。”
这时隔壁一声巨大的爆裂声把我们吸引过去。我们发现一间洗澡间，看上去仿佛是修建在烟囱里似的。上面没有天花板，墙壁直通上去，经过上面那层楼通到露天。在这座古老的热水锅炉产生的水蒸汽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个男仆的影子。有一种冲鼻的煤气味道，一小股冷水汩汩地淌着。
“没法用了。”
“是，是，真是意外，先生。”
男仆跑到楼梯顶上，朝下面大声叫喊；一个女人的声音答应着，比他的声音更刺耳。我和塞巴斯蒂安又回到我们的房间观看窗下壮丽的景色。过了一会儿，那场争吵结束了，这时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进了我们的房间，朝我们笑笑，又对那个男仆瞪瞪眼睛，把一只镀银脸盆和一只盛了热水的水罐放到塞巴斯蒂安的衣橱上。这时男仆打开我们的衣服，又把它叠好，他不知不觉说起意大利语来，跟我们讲那座热水锅炉被埋没了的优点，说着说着，他突然把头向旁边一扬，警觉起来，说了一声“侯爵来了”，拨腿就跑到楼下去了。
“我们穿的像个样子再去见爸爸，”塞巴斯蒂安说，“我们倒不用穿礼服。我估计现在他那里没有客人。”
我心里充满了要见马奇梅因勋爵的好奇心。当我见到他时，我首先为他的正常状态所打动，随着我越来越多看到他时，我觉得这种正常状态值得仔细研究。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种拜伦的气派，他认为这种气派不够得体，所以拼命克制住。他站在客厅的阳台上，当他转过身来欢迎我们的时候，他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影。我只感到面前是一个魁伟笔挺的身影。
“亲爱的爸爸，”塞巴斯蒂安说，“你显得多年轻啊！”
他亲吻了马奇梅因勋爵的脸颊，我自从离开育婴室就再也没有吻过父亲，这时我便不好意思地站在他身后。
“这是查尔斯。你不觉得我父亲很漂亮吗，查尔斯？”
马奇梅因勋爵握握我的手。
“不管是谁给你们看的火车时刻表，”他说——他的嗓音也是塞巴斯蒂安那样的——“反正他是干了一件蠢事。没有这样一趟车的。”
“我们就是坐这趟车来的。”
“不可能。那个时间只有从米兰开来的一趟慢车。当时我正在利多。下午早些时候我去那儿和职业网球家打网球。一天中只有那个时候还不太热。我希望你们两个在楼上住得很舒服。这所房子似乎只是为了一个人的舒适而设计的，这个人就是我啰。我有一间像这么大的房间，还有一间挺像样的化妆室。卡拉占了另一间相当大的房间。”
听到他如此直率而又如此漫不经心地提到他的情妇，我不禁呆住了。后来我猜想他这样说是为了面子，是为了我。
“她好吗？”
“卡拉吗？很好。我希望是这样。明天她就回到我们这儿来。她正在布伦塔运河边一个别墅里看望几个美国朋友。我们在什么地方吃饭呢？倒是可以去‘月神’餐厅，不过现在那里全是英国人。你们在家里吃饭觉得太闷了吧？卡拉明天一定要出去的，这儿的厨师真是出色极了。”
他已经离开窗口，这时他全身沐浴到夕阳的光辉里，他身后是红锦缎般的墙壁。那是一张高贵的脸，充满了自我克制，正如他企图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稍微有些疲倦，稍微带点讥讽，还有点贪图酒色的痕迹。看起来他正当盛年。想起来真奇怪，其实他只比我父亲小几岁。
我们坐在一间四面都是玻璃的房间里，在大理石桌子上吃晚饭。房间里的一切东西，不是大理石的，就是丝绒的，或者是单一的、金色石膏粉制品。马奇梅因勋爵说：“你们在这里打算怎么过呢？是洗海水浴呢，还是观光游览？”
“不管怎么样，多少要参观一下。”我说。
“卡拉会喜欢这样的——她嘛，塞巴斯蒂安想必告诉过你了，她是你们的女主人。海水浴和游览不可兼得，你知道。一旦你们到了利多浴场，你们可就走不了的——你们玩十五子棋啦，泡酒吧间啦，太阳把你们晒得晕晕糊糊。可要坚持去教堂啊。”
“查尔斯热爱画油画。”塞巴斯蒂安说。
“是吗？”我听出了一种十分厌烦的口气，这种口气我在父亲的话里是听惯了的。“是吗？是某一个威尼斯画家？”
“是贝里尼。”我回答得有些粗野。
“贝里尼吗？哪一个贝里尼？”
“恐怕我不知道有两个贝里尼。”
“准确地说有三个。你会发现，在伟大的时代，把绘画当作家庭事业是十分常见的。你们怎么离开英国的？”
“英国很美。”塞巴斯蒂安说。
“它美吗？它过去美吗？我不喜欢英格兰农村，这一直是我的不幸。继承了一些重大责任，可是对这些责任又漠不关心，我以为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我现在这个样子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者对我的希望，我对我自己的那个党已经是一块大绊脚石了。嗯，我的大儿子会改变这一切，我毫不怀疑，倘若他们让他继承什么东西的话……呃，我很纳闷，为什么人们认为意大利的甜食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