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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不过，就在今天，外交部和格雷伯爵正在避免它。”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相信……战争……
但是，政治家刚刚说过，“再次开始血腥的和平。”
随后，宣战了。最初只是兴奋……真兴奋！一开始，没人知道什么样的地狱，什么样低级的恶魔得到释放。
我们在查灵克罗斯车站看到了部队的出发。部队中的女兵们神色紧张，脸色铁青。她们勇敢地克制住泪水向亲人告别。我为这些不相识女人的悲苦流了泪。我不管这些青年们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俄国人、或哪国人。国籍这东西不过纯属偶然，这里有着悲哀。劳伦斯鄙夷我的眼泪。
他本人在困惑在茫然，是抽象的精神上的，再多他就感受不到了。因为我是在德国军国主义的战鼓声中长大的，所以我感到惶恐不安。
劳伦斯并不是和平论者。他一生都在战斗。可是他极力谴责“大战”。那个非人的、机械的、破坏一切的战争！凭什么要破坏！
终于劳埃德·乔治的势力出头了，他对故国的精神彻底失望了。不象英国人的劳埃德·乔治竟能树立起英国的威信——这是难以相信的。
战争，又是战争，“Dies irae，Diesilla，”可怕的灾难，整个人类稳定的崩溃！劳伦斯感到了这些。我只感到了恐怖——自由了的一切丑陋的本能和一切安宁的丧失。
一天傍晚，我们在从朋友家返家的途中，在汉普斯特德遇到了大堆人群。空中云里飞着什么不能断定，恐怕是齐伯林飞艇。我想，“在那个齐伯林飞艇中也许会有我少女时和我一起跳舞的男伴或一起玩耍的小伙。现在他们来到这里是要给这里带来死亡和毁灭。如果这些邪恶的群众知道了我是德国人，恐怕会把我撕成碎片的。”
我们带着忧郁的心情回了家。到处是恐怖，我们非常孤独。我们在巴克夏借了一处陋室。不信任时常缠绕着我们。就连我们在树篱附近寻找黑莓时，都有巡警从树丛背后探出头来想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劳伦斯那样勇敢地开放地写作，可为什么许多人对他有恶意呢？劳伦斯并没有什么秘密可保，不正是他们才有秘密吗？直到今天，还有位女人夸耀当初怀疑我们是间谍从而把我们从康沃尔驱逐走的事呢。
我们的陋室距吉尔伯特和玛丽·坎南的磨房不远。默里家的人就住在步行1小时左右的地方。在阴冷的冬夜，我们经常穿过立着秃树和干枯洋白菜茎发出腐败气味的田地到他们那里去。
卡米尔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在伦敦时，他腿裹罗纱带，头戴丝绒帽，非常帅。而这次来，他旧帽遮颜，腋下夹一只似乎很沉的手杖。他象看爱尔兰流浪者似地盯着我，他还在为他的“阿兰”犯愁呢。
圣诞节来临了。我们用柊树和槲寄生木把陋室好好地打扮起来。我们做饭，又煮，又炸，又烤。卡米尔、科特里扬斯基、默里来了，随后格特勒和坎南家的人也来了。我们热热闹闹地度过了这一夜。
我们在场院里跳舞。吉尔伯特脸朝上地唱歌。凯瑟琳做着怪脸唱着这首悲哀的歌：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落到矿井里。
扭伤了脚，
以后偷了三个月的煤。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即使终日降下肉汤雨，
我也没有匙子，
只有叉子。
她还唱道：
鸡蛋糕，你的糖浆真好吃，
你的糖浆真好吃，
鸡蛋糕，不要哭泣，
因为这里是别人的家。
因为我喜欢这首歌，所以歌声一起，劳伦斯便制止住了。这对劳伦斯来说有点过早了。以后几年里，我都没有象这次机会那样真正高兴过。
春天，我们去萨西克斯和梅内尔一家同住。他的子女们都很可爱。邻居叫莫尼卡。我们住在维奥列塔借给我们的房间。我只非常模糊地记得艾丽斯·梅内尔的样子。她由韦尔弗雷德·梅内尔引导着、就如同贝雅特里齐受但丁引导一般。
住在那里时，我听到了父亲的死讯。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只把它藏在自己心底。我跟劳伦斯说时，他只说，“我想一辈子守着你父亲，可是不行呀。”伯特兰·罗素当时把劳伦斯请到剑桥。劳伦斯对此次访问寄予很大希望。他回来时，我问他，“在那里干什么了？大家都说什么了？”
他回答道，“是这样，傍晚大家喝着葡萄酒，在房间中踱步，谈论着巴尔干的局势，可是，这些家伙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见到了奥托莱恩·莫雷尔夫人。她给了劳伦斯的一生以很大的影响。她的优雅教养、良好家庭、她的社会能力，对劳伦斯来说都有深刻的意义。
当时，我感到，“也许我该把劳伦斯从她的影响下争取过来，谁能说他们为了英国不在一起做出点什么呢？我太无能了，……”大战期间，许多人逃到肯辛顿，使它成为一个避难地。并且在那个没有自由的时期，这里保持着极大的自由。后来，我们有了间名为“希思谷”的小平房。这时，《虹》发表了，但受到禁发命令。此事发生，我就想到：残杀，在这个地球上对言论自由的新的残杀又开始了。我本想，这本书是来自平凡琐碎素材的可喜的帮助，它将会作为引导人走向新的未知领域的道路而受到欢迎。劳伦斯是倾注了他灵魂所有的努力来写这本书的。然而它却遭到迫害，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这一迫害，反对它的严酷。人们都说，他们那些家伙是色情狂。
至今人们还不真正理解：象劳伦斯那样的人对生命的肉体来说有多么大的好处；他为了拯救堕落的性的天使而做了些什么。性被打入了下水沟，应该把它拉出来。我知道他内心的热情，而看到这种热情被同胞们所熄灭，这是多大的苦恼。他伤心地说，“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因为说了也没人理解。”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内心的烈火确实熄灭了。
他当然不会长此以往。我高兴地想起了弗里尔的话。她说，“劳伦斯是走在很前边的人，因为人们看起他来是那样小。”想到他的评论，我的脑际又浮现了赫拉克利特的话。
“埃菲萨斯人的成人都应该绞死。应该把城市让给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把其中的佼佼者哈莫德拉斯赶走时说，‘我们没有佼佼者也可以，那样的人最好到哪里都是佼佼者。’”
在大战期间，佼佼者便受到如此对待。并且我在这悲惨时期也倒了大霉。很自然，我是迎合劳伦斯的苦恼和焦躁心情的。他的温和不见了，很长时间，他都不理睬我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一切都使他不快。哪儿也没有丝毫希望和欢乐。我们在汉普斯特德的“希思谷”，他烦“希思谷”，嫌这所平房，还厌烦我及其他人……到处都是战争……我们被战争淹没。
我们在康沃尔的泽诺附近找到了一处小房子，我们叫它“特列加森”。它建在花岗岩坑边。房租每年5英镑。我们非常喜欢它。我们清洗了它的墙壁，把它涂成浅桃色，把厨具架涂成明快的蓝色。这是进门的房间，每个房间都很小，但很四称。
那里有个外观挺美的炉子，上面有两个上市场的人物“加斯帕和布里吉特”。墙上挂着一幅美丽的刺绣。这是奥托莱恩·莫雷尔夫人按邓肯·格兰特的画绣的。上面有一棵开着大朵鲜花的树和飞禽走兽。居室后面有一个黑色的凹凸不平的锅炉。二楼上有间能看海的大房间，就象轮船最高一层甲板上的大船室。从康沃尔刮来的强劲大风把小屋吹得摇摇晃晃。狂风向小屋怒号，暴雨向小屋斜浇，有时将房门吹开，雨水直洒屋中。
我记得，我是和凯瑟琳、默里乘马车来的。我们坐在高高堆起的许多行李上走小路到特列加森的。凯瑟琳看起来就象是个移民。我很喜欢她穿的小夹克，尤其喜欢那上面用黑线和金线绣出的蜜蜂纹样。
在圣艾夫斯和默里家的人一起买做工精良的家具，使我感到非常惬意。渔民们为了买新制品，把很高级的古旧物拿出来卖。我们买的东西是用快散了架子的马车送来的，东西在马车上只稍稍捆了捆，马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了一道。我认为，我们买得最值的东西是一张床。随后，不管是在靠近默里家的小屋里，还是在我们自己住的小屋里都开始了紧张的加工处理买来物品的工作：给椅子刷新漆呀，擦铜油呀，修理老座钟呀，往厨具架上摆餐具呀，等等。全部收拾完毕后，我喜欢和凯瑟琳往泽诺方向散步。她讨厌大风，迎风走时，她脚下就拖拉带响。后来，我们常常坐在洋地黄下一边日光浴，一边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象两个勇敢的印第安人那样讲故事。我俩做什么事都愿意一起干。当默里把椅子都刷成乌黑色时，凯瑟琳那圆圆的大眼睛瞪得更大。她说，“啊，椅子排队参加葬礼了。”她把她个人生活中的许多事讲给我听。她讲给就是因为信赖我。
凯瑟琳和劳伦斯还有默里发现了一个好去处。这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在那里，我们都能完满幸福地生活。这就是拉纳尼姆。
劳伦斯思考了我们在那里生活的新的精神的东西。默里想的是把我们送往拉纳尼姆岛的船和设备的问题。凯瑟琳考虑了我们要带去的所有行李。我们谈论了好几个小时的拉纳尼姆的事。
在康沃尔，我们和默里家的人关系处得非常谐调。有一回，凯瑟琳到我家来，看到小窗凳处长出了高高的洋地黄，很是奇怪。后来，我一看到洋地黄就肯定能想起凯瑟琳。
一天，我们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划小船到海上，并唱起了卡农曲：
划呀，划呀，划呀，你的小船
缓缓地逐流而下，
欢乐啊，欢乐啊，欢乐啊，
人生不过是一梦。
我不明白，在当时为什么这首卡农曲竟那样使我动情。歌唱的语言难以理解并意味深长。这首歌我唱得很糟，劳伦斯还说了我。
我们前方实在是有许多东西。并且这些东西都很出色。当时我们极端贫苦，也没名气。可是我们富有理想和乐观。但是，当时劳伦斯经常对这一切进行反驳。他的理想就象毫无价值的蒸气。唯一的真实就是战争。他感到，战争把一切卑劣的因素带给上层，战争又把所有的东西摆在它们的面前。他的灵魂要严格地理解，但到最后，灵魂只依赖于他的信仰，只依赖于自身所不知的神。
我知道，他要得到它。我还知道，不管我多么悲惨，不管他使我多么悲惨，都有一个男人因他自己的虚幻而苦恼着。
他希望人们就是上帝造出来的那个样子，希望不冒犯他们，让他们保持他们自身的才能，安静地适应人世。他并没有把我嵌入类型中。我讨厌那样做。我们很穷，但他没要求我那样做。他说，“人应该是不管什么，只要喜欢就去干。这样就能干好。”
大战开始的头一年，康沃尔的战争气氛还不浓。然而，战争气氛逐渐地笼罩了我们周围的一切，就象章鱼那样缓慢但非常确切地伸展着触手。疑惑和恐惧包围了我们。这有点象吸着臭气在沼泽地绕圈一样。
我记得，一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