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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叶子、杭汉一起住在叶子从前住的小偏院里，家里的衣食住行，他再也没有操过心。叫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不叫他吃，他就几天不吃。家里的东西在一件一件地变卖着，他们开始过上杭氏家族自发迹以来的最贫困的日子。从前那些足够让杭嘉和操碎心的家事，现在他置若罔闻。他不洗脸，不洗澡，不换衣衫，浑身污垢；但他精神亢奋，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要么一声不吭地死睡，要么比任何时候都喜欢在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里瞎转。甚至后来到了孔庙门口摆茶摊时，这种神情也没有改变。杭汉惊异地发现，大伯从前那种在水上漂着一样的轻盈的步伐，再也看不见了。现在，他脚步重重，一个人走路时就像是一支军队在呐喊着前进。当你企图和他说话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目光雪亮，像匕首一样妄图穿过你的胸膛，但他就是一言不发——你能说杭嘉和真的没有疯狂吗？
杭汉这么想着，低着头，走过了1939年早春杭州多雨而忧愁的里弄和坊巷，有许多事情现在是全靠他在做了。日本人自占了杭州城后，立刻就在杭州成立了一系列银行和工商业机构，什么“阿部市洋行”、“白木公司”，都是杭汉从来未听到过的。因为日本人作了规定，凡是向洋行各厂购买货物，都必须使用日本军用票，绝对拒收国民政府原有的法币。这样一来，市场上就很快出现了买卖军票的贩子。吴升的那个破脚梗儿子吴有就成了一个买卖军票的活跃分子，听说因此还大发了一笔横财。再以后，日本人又规定了法币的规定使用期限，限日以二比一的比例兑换，过期作废。忘忧茶庄可以不做生意，但杭家人不能不活下去，叶子只得拿出现有的法币来，让儿子杭汉去做这件事情。
杭汉打心眼里不愿意去换什么储备券，他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屈辱，不是作为一个男子汉的他应该去做的。但是现在的这个家，除了他之外，还能依靠谁呢？母亲是不能出门的，她早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给盯上了。日本人在杭州建立了不少日语学校，他们已经知道了母亲是日本人，几次打发人来让母亲到日语学校当老师。有一天上门的竟然是盼儿的后爹李飞黄。杭汉想到他的那副左右为难又委屈又馅媚的吃相，不由得朝湿滴滴的石板地上“呸”了一声。
有人就朝他喝道：“小死尸，你给我站住，不想活了，头低下来寻什么？地上有元宝啊！”
杭汉这才抬头看到，原来小巷已经被一群汉奸拦住了。杭汉之所以选了这条路走，并不是因为这条路近，恰恰相反，这条路倒是远出了一倍。但它的好处是绕过了迎紫路口上的日本宪兵的岗哨。杭汉不止一次地看到，杭人路过那里，凡经过岗哨，每一个人都要行九十度的鞠躬礼，腰弯得稍微高一点的，劈头盖脑就是一耳光。杭汉宁愿走远路，也不愿意给日本宪兵鞠躬。没想到从银行换了券证回来，连这条路也给堵上了。
站在巷口的这一头，可以看到巷口的那一头，一群人正在用长绳套着民房的门窗，其中有吴升的那个汉奸大儿子吴有。他正在起劲地当着啦啦队员，一呀二呀三呀地喊着，然后，就听得轰的一声，尘土飞扬，眼见的那排民房就倒了。
杭汉不明白为什么这群人要用这样的办法拆民房，脱口问道：“这是干什么？”
旁边就有人冷冷地说：“他们这是在挖自己屋里的祖坟呢，老天爷是要报应的啊，畜生！”
骂的人是痛快，听的人也痛快，但听完了就赶紧往那人身边撤，生怕惹祸水。杭汉却是不撤的，他往前凑了上去，这才看到了，骂的那一位，不是吴有的爹吴升，又是哪一个？他撑着一把油纸伞，呆呆地站在雨中，看着他的那个大儿子正热火朝天在塌倒的门板窗框间上蹿下跳，手舞足蹈，嘴里就一个劲地念着：“畜生，畜生，畜生，你要害爹害娘，害得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了，畜生！”
杭汉问：“干嘛要拆人家的房子？”
“王五权同吴有合伙开了一家棺材店，说是日本佬前方打死了，要用这些棺材的。杭州城里弄不到那么些棺木，就用绳子拉了这些逃难的人的民房，拆倒了取了里面的木头来做棺材板。你看看你看看，一辈子做人，总以为什么都见识过了，却犯在自己儿子手里。这些民房的主人都是我们茶楼的老茶客，下次他们回来索命一般寻着我，我怎么去向他们交待。我只有死在他们回来前头了，我只有死在他们回来前头了，我只有死在他们回来前头了……，，
吴升看来是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甚至也找不到一个敢听他的话的人了，所以他是抓到一个是一个，只管自己呢叨着。杭汉看看他的周围，人们就像避瘟神一样地避着他。自打嘉乔进了城，吴有当了汉奸，连带着吴升都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吴升一向是个人堆里要做大的人，挣扎了一辈子，眼看着就要爬到老对手杭天醉当年在杭州城里的地位，日本佬一来，眼嘟当一声，又跌到了底。虽说他一天到晚给这对不孝儿子擦屁股，无奈活臭倒脓，哪里还擦得干净？包括给绿爱料理后事他都尽心去做了，又有何用！一世的要脸，一张老脸还是成了屁股。他的昌升茶楼，除了吴有和嘉乔的那批狐群狗党，再也没有从前的规规矩矩的老茶客来喝茶了。晚年的绝望和孤寂，使他常常想起他的一生的老对头，死在他前面的杭天醉。现在他知道，闹了半天，还是杭天醉赢了，他把他的那个畜生儿子扔给他的对头，要他吴升亲自下地狱去付一笔笔的血债了。
杭汉不知道这一切，或者说他不能够体验这一切。他和吴升接触最多的就是替奶奶办丧事那回，他感觉他还有点良心，所以，不像他的父亲辈那样地厌恶这位老人。在这样的阴晦沉沉的天气里，他甚至还多少有点同情这个汉奸的父亲，因此他说：“你还是回去吧，别在这里说这些了，小心被人家听见了告密去，抓到宪兵队里，就有苦头好吃了。”
吴升看看他，突然说：“你父亲还没回来过吗？”
杭汉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摇摇头就算是作了回答。
“叫你伯父到我这里来喝茶。”他说。
杭汉边退边回答：“我记住了，我去跟他说，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忘记的。”
现在，杭汉不得不走那条迎紫路的路口了。也许他原来以为，违心地向日本人鞠一躬，虽然屈辱，但也没有比死难过，所以一开始他还以为他是能够抗得过去的。谁知他排在队伍后面，人越往前挪，心里就越难受。排在他前前后后的，都是老人和妇女，只有他这么一个大男子汉夹在当中。他看见日本宪兵动不动就去按那些老人的头皮，他们在家中，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辈，过年祭祖时，都是长袍马褂前面跪着一群儿孙的。现在他们却唯唯诺诺地不敢怒也不敢言，像叫花子一样地被人推到东推到西。他注意到了他前面的一位老人正在发抖，眼中甚至渗出了泪水，这老人手里还拉着一个孩子。杭汉知道，为了这个孩子，老人决定承受任何屈辱。果然，那老人到了宪兵面前，鞠了一躬，却通不过。那宪兵不由分说地给他一个耳光，老人甚至都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天条。后面有一个妇女赶紧说：“你快让孩子鞠躬，你快让孩子鞠躬，上回我也是不知道这条规矩，被打了好几个耳光呢！你快让孩子鞠躬，要不他会把孩子给扣下来的。”
老人一听要扣孩子，可吓坏了，赶紧按着惊哭不止的孩子的头皮往地上磕，孩子被按得站不住，一下子就跪倒在了地上。那日本兵禁不住大笑起来，顺手拎起了孩子，还往他嘴里硬塞了一粒糖。孩子被噎得哭不出来，老人吓得赶紧就抱着孩子走，这日本兵这才哈哈大笑地放过了他们。
看上去日本宪兵情绪很好，杭汉就想，也许他不会在乎后面人的表现了。他往前站了一步，想就此打个滑脱，突然就走了过去。他的企图没有得逞，没走两步，被那日本兵喝住。他大声地用日语的脏话骂着抗汉，意思是该死的支那狗，还不给我低头，然后就伸出手去按杭汉的头皮。
杭汉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从小，母亲就常常用日语和他对话，母亲总是告诉他说，他们是从遥远的岛国漂过来的，那里还住着她的父亲，他们总有一天要回去看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话。有一天，他看见母亲在痛哭，因为外祖父死了。在为外公遥祭的时候，杭汉第一次看到母亲穿起了那个岛国女人穿着的宽袍子，母亲说这叫和服。母亲又告诉他说，别忘了那个地方，他们要回去祭拜外公的。杭汉的日语说得非常好，可现在他痛恨自己懂得这样一种语言了，他痛恨那张吐出了这种语言的嘴巴。他回过头来，仇恨地看着这张脸，他为这张脸耻辱，因为他在这张脸上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印记。在目间，在眉梢，他能品味到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相像，他比任何时候都仇恨这种相像。他的仇恨只有傻瓜才看不出来，排着队伍过关卡的杭人，不由得都捏出了一把冷汗。那日本宪兵自然不明白这种仇恨的更深一层的意思，但他还是被激怒了。这还了得，反了天了，一个支那人竟敢拿眼睛直直地盯他。他挥起手来，不由分说地就给了杭汉一个耳光。可是，还没等他放下手来，他的脸上，已经重重地被回挨了两个耳光。
这两个耳光，简直可以说是把那宪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在该宪兵的记忆里，除了那宪兵的上司可以任意地抽打他的耳光之外，还有谁，谁竟敢倒过来回打他的耳光？支那人，支那人，这个支那人神经错乱了吗？他不要命了吗？宪兵因为气傻了，傻得甚至忘了自己手里还有一把上了膛的枪。他捂着自己的脸，目光发直，像是被杭汉的这两耳光打成了白痴。而就在这宪兵处于白痴状态的片刻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快跑！
顿时，那本来排着队的杭人一声哄叫，就作了鸟兽散。其中杭汉跑得像箭一般地快，唤的一下，就笔直向前飞去。他听得身后“砰”的一枪，那被打傻了的日本宪兵终于半清醒了过来，却糊里糊涂朝天开了一枪。说时迟那时快，趁着这救命的空当，杭汉已经跑到了青年路口青年会的那个钟楼下面，鬼使神差似的顺脚一拐，进了青年会的大门，和正要从里面出来的方西冷撞了一个满怀。方西冷见杭汉的这副神色，知道大事不好，便问：“发生了什么？”
“你先别问，后面有日本人追我，快把我藏起来。”杭汉二话不说，只管往里面跑。方西冷一时也来不及想更多的，急急跑到大门口，一看日本兵一排排地追了过来，也不知突然哪里来的勇气力气，拉了大铁门就关上，在里面就上了拳头般大的锁。那些日本兵的刺刀，刚刚赶到，只来得及把刺刀尖顶在了大铁门上，把大门刺得随随随地直响，可就是进不去。青年会是基督教组织，日本人还没想好，究竟拿它该怎么办，故而，它还有一点小小的独立。大门一旦关上了，日本人也不敢随便开枪，只好就回去请示，这里，一阵骚乱之后，局面就暂时地平静了下来。
这一会儿的工夫，早已有牧师苏达里等人出来打探消息。方西冷也不知道杭汉究竟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