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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嫣去他那儿的时候，见自己的帖子已经在上面了。达摩还加了一条按语：当我们从制度、文化、法律、治安、经济发展诸方面去探讨、去争议孙案的时候，一个母亲，以“疼痛”喊出了自己的愤怒。是的，有时候，最高的理性来源于人与人的关联，来源于对他人不幸的痛感。她给我们这些习惯了用现成概念、现成体系，甚至用左右二元来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人，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当媒体再一次保持沉默的时候，在相关方面持守一贯的冷漠态度的时候，一个母亲的疼痛，是最有力的控诉。我们只有对所有人包括普通人的不幸都怀有痛感，才能真正拯救这个世界，同时也拯救我们自己。
茹嫣不知道自己即兴写下的这些文字究竟有多大意义，但是她很高兴得到这种肯定。“空巢”上那几个阴阳怪气的跟帖给她带来的烦乱，被达摩的这一番话化解了。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听见老师的安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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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适宜在吊诡的气氛中生长。就像小时候听妖魔鬼怪的故事，真正害怕了，不是鬼哭狼嚎的时候，而是大家都不作声了，直了眼，平了脸，悄没声地朝人多处挤。到得故事完了，各自散去，暗夜小巷中，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恐慌便到了极点。
第63节：如焉@sars（63）
春节过完不久，那个怪病的传说竟消停了许多。大街上，商店里，公交车上，却默默出现戴口罩的。接着就一天一天多起来。
多年来，除了环卫工人，大街上很少见戴口罩的了。这种时候，它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一张张陌生的脸上，便传达出一种恐慌的信息。那一张张只露出眼睛而看不清面目的脸，让人觉得藏着许多心机。于是没戴口罩的，感到了自己的危险要大得多了。仿佛人家已经有了护身的铠甲，自己却全然暴露在无形的箭矢之下。就像文革初期，大街上出现了戴红袖章的人，没戴的，就有些不自在，不安全。越到后来，戴的人越多了，那些依然没戴的，就几乎成了当然的另类。于是，那些医药商店门口，就出现了多年不见的排队，大家一个个默默等候着，互相间还保持着一个距离，这种文明的排队习惯，终于一下就让人们学会了。
茹嫣单位也有人戴口罩了。特别是向来大大咧咧的江晓力也戴上了。
茹嫣见了一笑说，一路上遇见“非典”了吗？
江晓力说，我倒不怕，我妈说，你成天外面跑，别把那东西带回家来。你让我们安生几天。
茹嫣向来不喜欢戴口罩，热乎乎湿漉漉地糊在脸上很难受。她喜欢痛痛快快的大口呼吸，呼吸清晨那种沁凉的潮润的空气，让它们像泉水一样从自己的鼻腔一直流到肺里。
江晓力说，还是小心好。别幸福生活还没开始就牺牲掉了。
又来了几个姐妹，一个个竟都戴了。爱俏的，还是彩色带花的。不久之后，这类口罩流行为一种新潮饰物。
那天晚上，茹嫣在QQ上见到达摩，和达摩说到戴口罩的事。
达摩说，是啊，久违啦——口罩。不过，你看见的是口罩啊，我看见的是恐慌。
达摩又说，这些天，那些人连家电都不修了，怕我们上门把病毒带去了。原来定好日子的，都说往后再说吧。
和茹嫣聊了几句，达摩说，这个话题有意思，我去敲一篇文章。
达摩退出QQ，打了一个题目《久违了，口罩——兼谈民众恐慌》；抽了一支烟，就滴滴答答敲出了下面一些字：
几十年来，好像有过两三次大规模的戴口罩运动，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那一次。当时流行的是脑膜炎，好像后来又叫乙脑。不过那时候不是老百姓自己要戴，是上面规定要戴。不像现在，老百姓要戴，一些官员却专门发表电视讲话说，一切都正常，根本无须戴。一些公共场所，保安竟干涉人家戴口罩。
口罩曾给我留下过不太愉快的记忆。那年我还上小学，就突然通知上学要戴口罩，不戴口罩的不许进校门，回家去拿，没有拿来的，不许上课，没有上课的，要算旷课，旷课三堂以上的，就要开除。这几乎是我上学以来最严厉的法规了。那时口罩要一毛二一个。一毛二是穷人家半天的饭钱。有同学的父母就去单位卫生所开纱布，回来自己做。有同学只有一只口罩，外面戴脏了，翻个面再戴，两面都脏了，晚上洗一洗，洗完在煤炉上烤干第二天再戴。有同学一路上都不戴，快到校门了才戴上。校门口，有一大帮同学执勤，像电影里日本人检查良民证。一个个检查，想混过去都不行。有一次，我忘了戴，快到学校想起来了，父母亲都上班，家里房门已上锁，正在焦急之中，遇见一个同学，跟他说好话，让他进门之后，将口罩从院墙那边扔过来。没想到课间操的时候，又检查一遍，这次没人给我扔了，于是被老师赶回家去，还要家长来。这是我的家长第一次被叫到学校去。我为此被父亲好好骂了一通。从此我头天晚上就将口罩放在上衣口袋里。
反正那几个月中，口罩成了我的一种压迫，给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投下过阴影。在校门口检查了口罩之后，还要喝一种中药汤水，那汤水微甜，很多同学都喜欢喝。那时候没有饮料之类的东西，连糖都很稀罕，所以喝那种汤水，成为许多同学的一种享受。喝完汤水，还要再朝喉咙里喷一种药水，那药水的味道不好，将刚才那汤水的美好感受都破坏了。有同学就提出，先喷药水，后喝汤水，行不行？学校说，不行。
现在想来，那也该是一次大规模的恶性流行病了。染病的有多少？死亡多少？留下后遗症的有多少？没见过统计数字，想来不会少。许多年后，还能从一些人口里听到，谁谁谁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好使。谁谁谁的家人得脑膜炎死了。此类说法很多，由此可以判断出来，当时的波及面，大约要比现在的非典大得多。奇怪的是，当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恐慌。
我想，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该有几条要素。
形势严峻，但是信息透明，公信度很高，不会引起太大恐慌。就像打仗，知道敌人兵力多少，我们装备如何，有什么应对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风声鹤唳常常比雄兵百万更可怕。
形势很严峻，信息完全封闭，许多人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哪怕全国染病的人成千上万，一般人也只看见自己周围的几个。六十年代，能看到报纸的都不多，有单位的，也就隔三差五地听读报员念念社论什么的。老百姓谁家订了一份报纸，就很稀罕。便是在单位当了一个干部，翻来翻去也就是三两份地方和中央的党报。后来文革批判那些革命意志消退的干部，就说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时的收音机也是稀罕物，除了嘟嘟报时之外，大都与报纸一样，报纸登社论，收音机就播社论，报纸登“九评”，收音机就长篇大论地播“九评”。很长时间里，收音机没有短波，后来据说是为偏远地区的人民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生产了一批带短波的收音机，一般人就是有，也不敢拨动那个短波键。所以，那个时代真正是做到了舆论一律——或者准确点说，社论一律。
真正的恐慌，是形势严峻，信息混乱，官方暧昧，民间又有了各种获得信息和发布信息的能力。于是，人们的想象力就同恐慌一起疯长起来。只是政府呢，还是那个老想法，这些添乱的事总是不说的好，多少年来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三年饥荒，你要是四处去说饿死人了，那老百姓不都要去抢粮库啊。可这一招此次不怎么灵了，这些天，光是一天数十条手机短信，就会要人发疯。就像有许多隐身人在你耳边不断说着，鬼来了。而真正知道鬼在哪里鬼有多少的人却在说，没有鬼，我们这儿很安全。
出于自保，人们总是宁可信其有。于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洁白的口罩，其实是一个恐慌到来的信号。
文章生动活泼，夹叙夹议，很好读。一时间被许多网站转去。
达摩在网络上是个名人，只要他的文章一出，转载率点击率总是很高。就像那些当红大腕演的影视剧，票房收视率总是很高一样。只是达摩没换来钱，只换来不少麻烦。
第64节：如焉@sars（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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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终于包不住了。
病毒这个东西，太不给人面子，不怕打压也不受贿赂，自顾自一意孤行肆意妄为。开年以来，短短两三个月时间，浩荡北进，搅得大京都也抢起板蓝根来。接着就开始抢购食油、大米、挂面、方便食品直至矿泉水……商家狠狠赚了一大笔，将许多压仓库的陈年积货都吐了出去。只是他们没有料到，几周之后，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萧条期，偌大的商场超市，每天都像打烊一样冷冷清清。许多重要的国际活动被取消，许多出访被拒绝，有的干脆连使馆签证都暂停了。网上有文章惊呼，世界在封锁中国。
终于，撤了开初说没事的几个人，以全民抗战的状态开始了新一轮的紧张。让人想起了当年日寇在东三省蹂躏数年，关内一直就暧昧不明地犹豫着，是战是和？是攻是守？是攘外还是安内？结果日本人不领情，一夜之间打进华北。情急之下这才掀起全民抗战大潮。
梁晋生终于可以对茹嫣说点实情了。他这个主管卫生的副市长，其实早已是抵抗运动的前敌指挥长了。茹嫣在报上看见了他像太空人一样从头包到脚的照片。要不是有文字说明，根本认不出里面是谁。
梁晋生百忙之中打来电话说，为了茹嫣的健康，这一段时间他不来看她，他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沾上点什么，这东西太厉害，又没有特效药。他说，万一他光荣了，以后多到他的墓前去跟他说说话。梁晋生说，你知道，跟你说话是一种多大的享受呢。茹嫣说，我在电视里、报纸上见你说话，真替你难受，也难为你成天说那种话。
梁晋生说，这事看来一时半会儿不能完，不知我们原定的计划能不能按期实施，要不然我们来一个刑场上的婚礼？
茹嫣笑笑，你先把自己保全囫囵了，别的都来得及。
梁晋生说，很想你。
茹嫣说，我也是。
见梁市长忙成这样，又是这么一个危险不讨好的差事。江晓力对茹嫣显得特别体己。常来说一些宽慰解闷的话，好似梁晋生去戍边打仗一样，茹嫣则是那个打起黄莺儿莫在枝上啼的深闺怨妇。江晓力说，其实，祸福相依，如今当官就是这样，遇上大难，看起来是坏事，你应付过去了，或者干得很漂亮，你就唰唰往上蹿了。得，坏事变好事。许多有经验的人，都巴不得逢上一次这百年不遇的机会。
茹嫣说，还是别逢上的好，他折腾，老百姓也遭殃。
江晓力说，这是天意啊，你想，往六十奔的人了，如果没有石破天惊的一下，到时候就无情一刀切下去。我老爸就是这样。结果第二年大洪水，跟在他后面的一位，抗洪有功，眼见得也要切了，就调到人大，又是五年。
茹嫣笑笑说，早五年过消停日子不好么？非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啊？
江晓力也笑笑，你呀，真是不可救药的妇人之见，有你这样的贤内助，梁市长稍息得快。你哪天问问他，要他说真话，还想不想多呆五年？他要说不想，我请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