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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最贫穷的国家读书和工作，也绝不去日本。
那是天生的反感，我本和日本人没有瓜葛，但看到他们趾高气扬的样子，再想想几十年前他们的霸道，就绝对反感。安娜姐说。
我没有根的概念，也许是遗传，我的父母就没有根的概念，这一点我随他们。安娜姐说。
中国流行词里有个“漂一族”，也许就是我们这样。但我不想再漂了，我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亲人，他们不该这样早逝的，都是漂的缘故。我说。
从华沙展转到昆明，我走了三万里路。为了在脑子里印上黑土地的烙印，我一路吃住在火车上，穿越俄罗斯，我坐了八天八夜。从哈尔滨到昆明是因为我高烧不能再持续坐火车，但当我在飞机上看到云南的红土时，涌上的亲切感和紧张，让我在座位上出了汗。
红土只是影射了我一下，我便退了高烧。
我并不迷信，只是相信人都有信念，而信念的力量是没有度量衡的，就像我为弟弟糊了纸床，就像我相信纸床上长出一丝绿色是好兆头一样。
天生对色彩的喜好让我进入了美术学院，那时我还不知世界从宏观上看去也这样色彩斑斓。我觉得，我能调出美丽的色彩一定是我的天赋，我调的色应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不然我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现在我才明白，世界存在着的，本身就是一片斑斓。
舒拉妈咪怎么也不相信世界上有红色的土壤，我说，妈咪你来看看嘛。她说，圣母安置你进入乐园了，那里比俄罗斯干净的多，你是有福气的人。
舒拉妈咪说我是有福气的人，她说她还得在莫斯科浑浊的空气里呼吸。
邱雨寒说我是有福气的人，在昆明发展和生活的比莫斯科好很多。
新月说我是有福气的人，姐，你看你什么都有，同样在一块红土上，你长得那么好，我长得那么不好。
2003年深秋，有福气的人被新月搀扶着走出医院——我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这个孩子是在结婚前留下的。突然的疼痛和流血让我不知所措。大夫说，这是自然流产，以后再怀孕的时候可要百倍千倍地小心了。
新月说，姐，你要疼你就哭就喊。我说，新月，疼我能忍受，我怕的是，我这个土壤长不了苗苗，好端端的我怎么就保不住孩子呢？
新月说，不怕，你看细波的那根草药长得多好，你看你的广告公司长得多好。
我说，完美真的不存在，真的不存在，不然，世界美极了，圣母就会嫉妒了。
2003年深秋，我休息了几天。躺在家里时安娜姐常来陪我，邱雨寒也形影不离。安娜姐和邱雨寒都去忙公司的事务时，新月扶着我躺在她的单人床上，她靠在弟弟的身边半躺在那里，手里握着弟弟的手慢慢地抚摸。她的动作自然完整，没有刻意做给我看的用意。我想，她是不是在夜里也这样靠在弟弟的身边睡觉，是不是也在夜里爱抚弟弟的身体……
2003年深秋，我被休息的几天弄得异常烦躁，我感觉我的身体，也试图感觉新月的身体，我也想安娜姐曾经奉献给爸爸的身体……挂在墙上的那幅老师的油画曾在几天前激励了我的创作欲望，我在画布上涂抹了一些轮廓，却在这样休息的时日里无法再拿起笔来，那些油彩依然艳丽，我却觉得没有了光泽。
突然我觉得，我本来并不理解色彩。几天前我对缤纷世界的钟情竟然被袭来的一阵风浪吹得满目云雾。是女人生来的善变，还是我原本就脆弱得可怜？我以为我有了根基，可我保不住一个孩子，可弟弟还在昏睡，可新月还在受苦，我如何安静身心？
波兰的一位女诗人有一首被翻译成俄文的诗歌，我还记得几句：
女人的身体就是一片土地
也有丰夷和贫瘠
那创伤就是土地的砂石
坚硬无比
爱情并不是女人的根基
它不孕育生机
能冲开砂石的只有生命
那是上帝给的荣誉
……
女人是一样的，土地是一样的，其实，我想，生命也许是不一样的，那么，爱情是不是一样的，爱是不是一样的？
第九章 思考的季节炎热的秋天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莫斯科异常炎热了几天。香港回归后两个月里，莫斯科的电视台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节目。那时我已经住在了大学宿舍里，和中国的两个留学生住在一起。我们看着电视，谈论着中国。
爸爸已经基本“撤离”了“麒麟城”，一心抓他的商会工作。媒体在七月份开始露出来了少许说法，“中国商人从事大规模偷税走私”、“滞留俄罗斯的中国人一半以上属于非法居留”等等，并有官员强调“整顿只是个开始”，“对中国人从事的非法经营要继续整顿”。一直遭受损失的中国人继续在找着天理，但很快地被不停更新的世事更新下去了。莫斯科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舞台。爸爸的商会像祥林嫂一样在莫斯科方面翻着旧账新账，但能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措施几乎无法施展。
我投入了全新的学习中。学习需要很强的自制能力，我和舒拉妈咪在一起时，这种能力被她带动的达到了顶峰。她还是读她的法学书籍和俄罗斯历史，她的目标并不简单，她想靠自学拿到一个正式的法学硕士。但她的目标却没有更进一步的扩张，她只想读书而已。舒拉妈咪比我要用功，我坐在书桌前一个小时就想动一动，她却可以三个小时不动。我的两个同寝室的小女生没有认真学习的习惯她们的俄语水平有限，只能靠感觉进修，而无法真正地进入系统的教学计划中。我的努力在她们看来好像没有必要，她们说在中国如果爸爸是大款，孩子怎么也会有个前程。
爸爸在莫斯科并不是有钱的大款。“麒麟城”的投资是很多中国人出的，现在基本归在了邱雨寒的手里。爸爸在这门生意上的投入，更多地表现在业务上，他在用自己的辛苦做。我能看出来爸爸近来的失落，安娜姐走了，“麒麟城”等于转手了，爸爸带上了伊万一起管理商会，他需要得心得力的助手。
秋天了，怎么这么热？跑几步就出汗。爸爸说。
亲爱的，你老了，不要这样跑了。舒拉妈咪说。
我在每个周末回家，却很少能和爸爸团聚几分钟。香港回归那天我赶到家里想和爸爸一起看看实况转播，但爸爸还是没在家。我打电话给他，他说，香港回归了，我们还在外面，不看的好，还是不看的好。
那个炎热的秋天里我和同学讨论最多的中国和中国人。两个来自浙江的小女生提起中国就会直接产生自豪感和亲切感，而我，没有。她们问我，是不是提起俄罗斯我就会产生自豪和亲切，我说，没有，还是没有。我说，我对我出生的昆明没有记忆，我对莫斯科也没有深刻的理解，我心中大概只有我的爸爸，提到爸爸，我亲切。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失落和无助的秋天。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我的亲人就在身边，但我没有来自中国的小女生快乐。我对舒拉妈咪说这些，她说她的感觉并不比我好，她也一样空荡荡的，像个浮萍。
舒拉妈咪说，世界上有多少像我们一样的人呢？在找不到一种东西的时候人们喜欢信个上帝或者圣母，用个图腾来寄托，可我们也时常嘟哝着圣母，时常祈祷，但我们得到的依然是空虚。
舒拉妈咪的祖国是德意志，爸爸和我的祖国是中国，舒拉妈咪怎么也记不得慕尼黑的样子了，爸爸也很少提到昆明，而我，对昆明几乎一无所知。
那个秋天太热，我终于有一次能和爸爸坐在阳台上说话。我们一起看夕阳，一起看莫斯科河。爸爸说，在中国，不会这样闷热的。
爸爸，你一直在忙什么？怎么那么不得闲？
细艳，中国人在莫斯科受苦，爸爸在帮他们跑跑腿。
很多年都是这样的。
很多年都没有人在争取。
这是人家的俄罗斯，我们争取什么呢？他们怎么会理会外国人怎么样生活。
路是人走的啊，多踩踩俄罗斯的地面，也许就能踩出来咱们中国人的路呢。
爸爸你们的什么商会有发展吗？
美国不是有唐人街吗？俄罗斯现在还没有，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华人给俄罗斯做了很多贡献，我们只要一点相对安定的政策嘛。
爸，你为什么把“麒麟城”放手了？我们创建的啊。
莫斯科是没有什么人情可探讨的，这个环境就适合变换，变换才能生存啊。
我总觉得可惜。
我正在铺一条路，路铺平了，这样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很多了。人都说打天下打天下，我们开始的“麒麟城”就是打了所谓的天下，可当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你会觉得那就不是打天下，那样永远都不能稳定，要稳定个什么事业，要打的天下不是一团一伙的单打独斗，而是商会现在做的事——齐心、团结。
爸爸我们不回去吗？我是说有朝一日回中国。
当年妈妈活着的时候我们是说好要回去的，但现在，好像在哪里都一样了。回中国，你不也一样得创业守业发展？
爸，我真想回去，我虽然想象不出回去对我有什么好，我只是羡慕同学们提起中国时的神情。她们说她们的家乡，那种自豪，我没有。
等你毕业了，就回去吧。
我们回去看奥运会吧。
一定的，那是我们的计划哩。
一九九七年谈论北京的二ＯＯ八年奥运会，我并没有时间上的理解。那需要九年时间，九年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生活，九年太漫长，我忽略了，于是我很甜蜜。
2002年，我提前了六年回到了中国，若不是爸爸去世，我就需要再有六年的时光被莫斯科消磨，六年，我几乎不能做什么事情，因为到爸爸去世，商会也没能把华人的权益维持得稳定，也没能团结了所有的莫斯科中国人。
回到昆明后我偶尔看了一下夜空，我发现了无数颗闪亮的星星！这在莫斯科的天空是不可能见到的，那里没这么清澈。昆明的秋天一点也不炎热，连思考都一样清凉。那些星星太遥远，有多少公里？哦，应该是用光年计算才对。当年爸爸若是看到这些星星，也许能顿悟出什么来，就想我一样感觉到人的渺小，生命的渺小，世界的浩瀚，空明与距离都不是眼睛能体会到的，也许，爸爸真的想到这些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他的执著，就能想到力所不及这个词汇，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
那样，我至今还有爸爸。
第九章 思考的季节情景剧
人的追求过于执著的时候，眼前会只有很短的视野，这就像中国俗话说的“钻牛角尖”——罗老爷当年这样对我说。在我爸爸很痴迷于赌场生意的时候，据说是罗老爷提醒了爸爸。
你爸爸是最听我的话的，他总说我的话有道理，在每次做出什么重要决策的时候找我算上一卦。罗老爷说。
您的卦准吗？我当时问。
准不准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事情都有个规律可循，好好认识这个事情，就基本能知道些规律，八九不离十。罗老爷说。有几个大事是准了，叶利钦当总统，中国人集聚地被封锁，“麒麟城”易主，这些我都算准了，只是你爸爸被杀，我真的万万没想到，我觉得咱中国人没那么狠毒。
小事呢？小事您算没算过？
什么小事？你爸爸从来不跟我说什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