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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光点，总是面带微笑，她禁不住要去注意他。在他简约的夏装下是男人的诱人的体魄，他身体健壮，不像她骨瘦如柴的丈夫。他皮肤泛红色，一丛厚厚的黑毛覆盖在围裙的顶部。
什么话也没说，事情就在一天下午发生了。阿诺正在包猪后臀尖，两人肩并肩站着，近得足以能感到对方身上的热量。接着，他们去了楼上的小房间，浑身冒汗，衣服扔在地板上。
然后，她冲出肉铺，脸红扑扑的，发狂一般，她忘记了柜台上的肉。
猜忌是小村子的嗜好，消息似乎是潜移默化传出来的，像阳光穿过薄雾一样渗透到人的意识之中。秘密从来不能保持很久，妇女们总是第一个知道。在他跟那位年轻妻子那个下午以后的几周里，阿诺注意到顾客中有愈来愈多的活跃，一种想与他站得更近的倾向。以前忙碌于生意的手仅仅是付钱和取货，现在却缠绵不去，女顾客们极力用手指触到他的手指。年轻妻子开始定时在午后两点来，随手关上门，是个信号。而其他人也选好时间，跟着进来。阿诺的体重下降了，他充满了成功的感觉。
不知道是谁最先让丈夫们觉醒了。也许是村子中年纪最大的老太太之一，她生活中的乐趣是揭发她看到的每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也许是一位从没有匆匆上过那间黑暗的、肉味扑鼻的卧室的失望的妻子透露出来的。不管怎样，流言蜚语和猜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并最后传到丈夫耳中。查问便在夫妻床第之间进行。妻子否认，但丈夫不相信。最后一位丈夫在另一位丈夫那里得到确证，后者也是从另外一位那里得到确证的。他们发现自己是同一家悲惨俱乐部的成员。
一天晚上，他们中的五位聚在咖啡馆里：三个农民、一个邮递员和一位常常因工作而晚上不在家的保险公司职员。他们坐在远离吧台的一张桌旁，一副纸牌掩盖住他们聚在一起的真正原因。他们用低涩、痛苦的嗓音，相互诉说着大致相同的故事。她已变了，她不再是我娶的那个女人了，那个肮脏的混蛋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用他甜言蜜语的微笑和那下流的短裤。他们坐在那儿，对面前的扑克牌视而不见。
怒火从法国无色露酒中升腾，嗓门变得粗暴和高亢。声音太大了。邮递员是桌边没有喝醉的人，建议他们去哪个隐秘的地方再碰一次头，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
现在已近九月末，狩猎季节开始了，所以他们同意下周日早晨在山里碰面。五位朋友带着枪和猎狗，去搜索每年秋天在葡萄园里肆意践踏的野猪。
周日那天，太阳落山时分，天气很热，与其说是九月不如说像七月。五个人来到山顶时，感到肩上的枪和子弹袋异常得沉重，肺因爬山而灼热。他们看到一棵大柏树下的凉前地，便放下肩上的东西，传着酒瓶喝起了酒。猎狗沿着看不见的羊肠小道用鼻子搜索，似乎它们正颠簸地沿着索带的尽头走着，脖子上的铃挡在沉寂的空气中相撞。这儿几乎没有别的声音，没有别的人。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谈话。
惩罚妻子们，还是惩罚卖肉人呢？
一顿狠揍，打断他的骨头，捣毁他的肉店，也许，那将会好好教训他一顿。一位丈夫这么说。但是肉铺那家伙将认出袭击他的人，然后警察来到，那就会有麻烦，也许得蹲监狱。谁能说这样就能阻止了他？他从挨揍中恢复过来，并将获得妻子们的同情。所有的一切都会重新开始。酒瓶静静地传递，五个人想象着在狱中度过数月的境况，时间也许会更长。如果他们的妻子现在欺骗他们，那她们单独一人时欺骗就更加容易。最后，他们中的一位说出了他们一直在想的事情：有必要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无论如何，卖肉人必须离开这儿。只有这样，他们的生活和妻子才能回复到那个年轻色鬼没让他们蒙羞的日子以前的那种状况。
他们当中，邮递员一直是最理智的人，他赞成与卖肉人谈谈。也许能说服他离开。四个脑袋摇动表示不同意。用那种方式惩罚了什么？报复在哪儿？公平在何处？
他们将受到村民们的嘲笑，将成为人们窃窃私语的对象和嘲弄的话辆，就这样度过余生。这是五位懦弱的男人，老婆跟别的男人鬼混，而自己却袖手旁观。
酒瓶空了，他们中的一位起身，把瓶子放在石头上，然后回头拿起枪把子弹推上膛。我们该这样做，他说。瞄准，他把瓶子打成碎片，低头看着其他人，耸耸肩。
就这样了。
最后，他们同意应该抓用草棒的方法决定谁去执行这个死刑。做完这一切时，他们下山去和妻子一起吃主日饭。
执行者选择时间时非常谨慎，他在等待一个没有月光的日子，在夜深人静时离开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在枪里装了两筒枪药，尽管一排大号铅弹就能打死一头大象，甭说一步之远的人了。在卖肉人听到拍门板声下楼开门的这段时间里，这人心里一定在骂他怎么这么慢腾腾的；他悄悄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来到肉铺的时候，他一定在想其他几个人是否正在辗转反侧惦记着他呢？
他用了两个枪筒，死死地顶着卖肉人的胸膛，没有等着看他倒地。在邻居屋里的灯亮之前，他已经到了村子下面的田野里，东倒西歪地穿过葡萄园，走在回家的路上。
天亮前的某个时候，第一个警察赶来了，是村子里很少的几部电话中的一部把他从床上喊起来的。有五六个人已经站在肉铺透出的光影里，他们十分恐惧又不愿离开，眼睛一刻也没从门里血淋淋的尸体上移开。一个小时以内，来自阿威格农的一个刑警分队来到这儿，让他们离开现场，移开尸体，设立一个办公室，开始了审问全村人的漫长过程。
对五位丈夫来说，这是一个考验忠实和友谊的艰难时期。他们在森林里度过了又一个星期天，互相提醒保持缄默。此时，完全保持沉默是他们唯一的保护。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所说，把秘密紧紧咬住，不会有人知道的。警察会认为这件事是卖肉人从前生活中的仇人干的，在算旧账。他们慰问性地传递着酒瓶，发誓什么也不说。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然后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了。没有自首的一星期又一星期，没有线索的一星期又一星期，没人承认了解什么情况。再说了，跟穿警服的外来人讨论村子里的事情，村民们都不大乐意。警察们所能确认的只是死亡的大致时间，当然，还有谋杀者用了猎枪这一事实。拥有这种枪的每个人都接受了询问，每只枪都经过了仔细检查。但是铅弹不像子弹那样能留下确定的痕迹。打死人可能是任何类型的枪。在那个干燥、温暖的秋天，葡萄汁特别浓稠，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同意村子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收获葡萄的当务之急上去。
后来村子里又来了一位卖肉人，来自阿德奇的一个老家族，他非常高兴地接管了装修甚至完备到刀具的肉铺。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受到村子里的男人们非同寻常的友好欢迎。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马里厄斯说，“离现在大约有四十多年了。”
我问他是否确认了凶手的身份。毕竟至少有五个人知道这件事，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小村子里保密就像试图在手里放水一样。但是他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我告诉你，”他说，“他们埋葬卖肉人那天，村里每个人都去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喝完了酒，马里厄斯在椅子里伸伸懒腰。“是的，那是一个受欢迎的葬礼。”
第三章
家居指南
《纽约时报》餐饮评论家有一项惊人的发现：普罗旺斯根本不存在。
一位居住在纽约的绅士热拉尔德。辛普森寄来了一封信，声称报纸上有则消息把他搞糊涂了。他的信里附有这份令他疑窦丛生的报纸，那篇文章读起来令人悲哀，它谴责普罗旺斯是一个拥有聪明的乡下人和糟糕的食物的地方，热拉尔德的迷惑正在此间。他写道，我记得我在那儿度假时它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不像你们描写的那个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过去短短的几年里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我又一次拜读了这篇文章，它的确让普罗旺斯听起来不那么吸引人，还指责那里的餐馆和餐饮业服务不好。以前有人给我寄送过类似的文章，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专栏作家们撰写的，这些人急于发现潜伏在金黄色素衣草下的田野和微笑脸庞的名信片背后他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让他们见到一位不再心存幻想的来访者，碰上一个恶声恶气的店主或者吃一顿糟糕的饭菜，他们便快乐地回家了——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故事。我虽然并不赞同他们所写的东西，但不能不承认，他们所吐露的在某些方面是相当公平的。对普罗旺斯，我们全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虽然我的看法与那些只在这儿呆一两个星期的人截然不同，尤其是选择八月来这里休闲的人，那是一年中最人满为患。不具代表性的月份。
送到我这里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去年八月我在普罗旺斯》，发表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纽约时报》上，这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文章的作者是吕特。赖希尔（Ruth Reichl ），我确信这个名字要是在曼哈顿的厨师中不经意间说出，将会引起颤栗的佩服。那年四月，她作为《纽约时报》的餐饮评论家，更加耀眼和眩目。现在她已经跳槽了。在借懂无知的世界里，她是烹饪领域一座光辉的灯塔，烹调名望的创立者和打破者。总之，她是一位精通自己本行业的女人——正如一位聪明的老农所言。
作为一位食品专栏作家和编辑，赖希尔最擅长的是她具有及时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在她八月访问期间，她能够调查、考虑、总结或者忘掉法国的整个地区。多么勤奋！然而她依然设法腾出时间过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假期。
一份多么令人失望的目录从早饭就已开始：令人讨厌的棍子面包，更糟糕的羊角面包，还有馊咖啡。市场上竟没有挑出一个熟透的番茄，桃子像石头一样坚硬，绿豆看起来干巴巴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看到干巴巴的绿豆更让食品评论家感到心情沉重的了。她的心愈加下沉，法国不产土豆，肉铺也没有小羊肉。这儿是美食家的地狱。赖希尔说，她到超市去，被迫在一个不开市的日子里去购物，这样一点也没有冲淡她那不满的情绪。那儿，食物也相当惨淡，肉类和蔬菜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乳酪来自工厂，面包包装在塑料纸里。恐怖中的恐怖，在她回家路上，当地的德构斯蒂诺市场里，单是各类玫瑰葡萄酒占用的空间就比所有的麦片粥、小甜饼和脆饼都多。想想这种事！比小甜饼还多的葡萄酒！要比腐化堕落社会里的显著标记更多。
其他意外发现将接履而来，但在它们到来之前更加详细地检查一下这一堆悲惨情况的头一部分是值得的。无疑，在普罗旺斯你能看到许多不重要的食品，不过要是让你在你所到达的每个地方都能找到不错的食品，这不是粗心就是极其缺乏当地知识。在普通游客身上这是可理解的，但吕特。赖希尔自然不是普通游客，她的工作是致力于发现美食，她自然与烹饪和新闻圈子有着特殊的关系。她在法国当然有朋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