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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他说。“我们需要这个吗？这是一片产生了伏尔泰、拉辛、莫里哀的国土，我们把路易斯安娜拱手让给了美国人的美国。可他们给了我们什么回报？”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从他的语调和紧紧绷着的向下撇着的嘴唇，显然这是一场大灾难，堪与葡萄架上出现根瘤蚜或巴黎外的欧洲迪斯尼的到来相提并论。
“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说。
“你怎能看不见？到处都有——面目全非的南瓜——阿普特，卡瓦隆，到处都有。”
面目全非的南瓜只意味着一件事，就像米老鼠和番茄酱在法国已经家喻户晓一样，万圣节也来到法国，这是文化的又一个催命符。
在加以说明之后，我决定亲自到阿普特去看看。法瑞苟勒有些言过其实，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不过，万圣节饰品确实已经妆点了一两个橱窗，普罗旺斯也是这样。
我想知道，在正式印发的年历上，万圣节是否也已经登堂入室，他们是否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节日。我在阿普特的大街随意询问了几个行人，他们对此表现的只有困惑。南瓜只意味着南瓜汤。
让万圣节在普罗旺斯谬种流传究竟是谁的主意？允许孩子们晚上在农庄四周玩“不请吃就捣蛋”的游戏，提醒他们应该注意的健康问题了吗？狗肯定会咬住他们。
幸运的是，地方报纸上没有任何流血事件的报道，至少在今年，看起来万圣节是没有人出席的聚会之一。
无论如何，法国已经拥有许多自己的传统节日，我们每月都有新发现。
五月初有一个公众假日，接下来还有好几个；为八月的节目做好准备，那时全国都在休假。官僚机构的永远节日，以雪片般的文件为标志。每个圣徒都有每个圣徒的节日，每个村庄都有每个村庄的节日。由于大众的要求，每星期都有普通人的节日，即星期天午餐。
星期天是与众不同的一天，是即使没在办公室里度过一周也感到不同的日子。
周遭的声音改变了，工作日里有鸟鸣和嗡嗡响的拖拉机声，星期日早上却换成猎狗的吠叫声和远方枪火的砰砰声。普罗旺斯的猎人喜欢行使他捍卫乡村的权力，从不容忍作恶的野兔和歌鹤的来犯。
今年，他面临一个比以前更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变异的野猪。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野猪的数量却逐年剧增。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成果认定，野猪的迅速繁衍取决于它们太过正常的生活方式，即每年定量产一窝小野猪。野猪一直与更为多产的家猪交配，其后代正威胁着葡萄园和果园。到处都能看到它们作恶的痕迹：寻找食物时在地上挖的凹痕，糟蹋的菜园，撞歪的石头墙。
我们房子附近的地区在一个星期日被封，这是一场有组织的驱赶野猪的运动。
沿着漫长而肮脏的土路，每隔一段，猎人们已把他们的搬运车停在灌木丛里。穿着绿色伪装服的人们，手里拿着武器，正在那儿耐心等待。猎狗围成圈儿，气势汹汹地走着，项圈上的铃档叮叮档档作响，它们因兴奋而发出的吠叫声听起来十分嘶哑。
我觉得我似乎被卷入一场大搜捕或者一场战争之中。
我走近房子附近时，第一个伤者出现了。一个猎人正朝我走来，阳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只能看见一个依稀的轮廓。他的肩上斜挎着来复枪的枪简，胳膊抱一个毛绒绒、长着腿的什么东西。他走动时，那只掉下来的腿在晃动着。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来，我方看清楚那只长着腿的东西原来是一只黝黑色的猎犬。
它朝我们的狗翻着眼睛，阴郁，哀伤，而它的主人更是以一副痛悼的神情，问我早上好。我问他爱犬受伤的原因，是不是在灌木丛里受到了一个肥壮、凶猛、护窝的野猪的袭击？
“唉，”猎人叹着气说，“它在养狗场度过了整个夏天，爪子不太凶猛了。今天它跑得太远，脚受了伤。”
十一点半，道路上已空无一人。大队人马撤退了，回去重新组织一下，换换衣服和武器。战斗服和枪支被干净的衬衣和刀叉所取代，猎人们准备在餐桌上继续作战。
无论什么时候，星期日午餐都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餐。早晨没有工作干扰，午睡也没有内疚感。我觉得餐馆周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幽默气氛，几乎是一种潜伏的节日情绪在流动。我确信大师傅们非常卖力，知道他们的客人是来享用厨艺而不是来谈生意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星期日的饭菜味道更好。
在我们房子周围大约二十分钟车程的范围内，十几家相当不错的餐馆琳琅满目。
众多的选择把我们的胃口宠惯坏了，我们精挑细捡，准备找一个适合天气的地方。
麦斯。托特伦院落阔大，绿树成荫，酒店还提供样式繁多的草帽供顾客挑选以便纳凉，这感觉就像浴于九十度的高温里在天堂吃饭。冬天有埃格布伦客栈，这是一个户外火炉，宽敞明亮，悬挂着雪白的窗帘，甚至可以欣赏到私人河谷的风景。
这两家与大多数当地其他餐馆——的确还有许多别的法国餐馆——大相径庭的是，厨师都是女人。传统的劳动力分工模式总是男人在灶前，女人管针线活。现在，时代变了，尽管没有女厨师像阿兰。迪卡斯那样得到国际认可。这个女人不简单，她获得的星状勋章足以在圣诞节装饰一整棵圣诞树。法国妇女的地位在医药、政治、法律方面要比餐馆厨房里高得多。这在美国却大不相同，我觉得匪夷所思，是否与男性至上主义有关呢？我不得而知。
关于这个微妙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富有挑衅性的答案，那么只有一个人才能办得到，他就是我的朋友罗杰斯。事实上，我相信，他是法国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烹任和男权至上主义方面他都十分出众，并且非常乐意与整个世界一同分享他的观点。他对女性厨师的激烈态度一点也不出乎我的意料。我问他为什么法国没有更多女厨师，我的话音刚落，他的答案已经像子弹一样射出来。“你必须明白，”
他说，“在法国，有些事情被认为太重要了因而不给妇女们去做。”
女医生、女法官和女内阁成员都很少见，但是她们还勉强可以被接受。女厨师们和女餐饮总管则令他感到怀疑和不舒服。他认为，这些事情违反事物的正常规律，专业化烹任是男人的工作。
在埃格布伦客栈的一个冬日的星期天午餐，我们想他应该幡然悔悟了。刚开始时，他还相当谨慎地对付瑞土牛肉奶汁，后来便很轻松地处理炖羊肉，最后大刀阔斧地吃掉一堆小山似的各色奶酪和一块黑色三味巧克力。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位妇女烹制出来的。
我们走出餐馆，我等着他承认他也许错了。然而，什么都没有。他只是调整了一下他的男权至上主义，来调整此刻的尴尬。
“只有在法国，”他说，“你才能在默默无闻的地方见识到这样绝妙的烹调手艺。”他朝连绵不绝的远山和普照河谷的太阳挥了挥手臂，“回来真好，是不是？”
是的，回来真好。
第二章
悬而未决的谋杀害
我与马里厄斯初退时，一见面就差点酿成血案。我远远看见马里厄斯那高挑的身影，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通向村子的大路中央闲逛。听到汽车引擎的响声。他转过身来，看见我正驱车过来。在那段路上曾经有过一两次心惊肉跳的经历之后，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路上的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拖拉机司机以及狗和惊慌的鸡仔们那令人无法预料的动作。我慢慢地减低了车速。他一下子跳到车前，双臂展开，似乎想拥抱汽车，幸亏我的脚一直踩在刹车片上，才没有让他的拥抱得逞。在离他仅仅十八英寸的地方，我的车停了下来。
他先冲我点点头，然后绕过去，打开车门，上了车。“你好，”他说的是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里，我的脚踏车正在那儿修理。”
他说在咖啡店前面下车。但是，我们到达咖啡店时，他却没有要下车的样子，看起来似乎被换档杆旁边盘子里用来投入停车计时器的零钱吸引住了。
“你不打算要十法郎，要不要？打个电话？”
我指指盘子。他仔细地挑选里面的硬币，最后取了一个十法郎的硬币，冲我眉开眼笑，然后便消失在咖啡店里。可是，在路过咖啡店旁边的那部投币电话时，他连装装样子瞥一眼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幕喜剧一再重演。马里厄斯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要么在街道上走来走去，要么在村子里徘徊，伸开双臂请求搭车。他的机动脚踏车总是在修理，他还需要打个电话。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干脆免去了这些令人厌倦的俗套。我就在档位杆旁的盘子里放上两个十法郎的硬币，马里厄斯则径直将钱放进衣服口袋里。对这种安排我们俩都非常满意，它高效、文明，而我们，都不喜欢讨论金钱的事。
渐渐地，我们之间的关系从初级的金钱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某种社交的特点，这种情况是两三个月以后的事了。一天早晨，我走进邮局，看到马里厄斯正对着一张纸手忙脚乱，他坚持把纸推向柜台里面的女营业员。女营业员一直摇着头，又把纸推了回来。耸了好多次肩，最后用那些听得见的噘嘴声取代耸肩——气正从往下撇着的嘴唇里轻蔑地挤出来一一法国人喜欢这样来表示不赞成或不同意。
接下来便是沉默。交涉显然没有成功。
我的到来让女营业员有了结束交涉的借口，她斜对着马里厄斯，冲我道了声早安。马里厄斯回头看见是我，紧绷着的脸立刻舒展开来，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在外面等你。”
他向我诉苦说，那位女营业员拒绝将他的五百法郎支票兑换成现款，他要指控她缺乏想象力，生性乖张，不肯助人。他将支票举到眼前仔细端详，说，这是一种实用的敛钱工具。
他把支票递给我，支票在风中可怜地抖动着。我猜这可能曾经是一张合法支票，但是现在它被弄得皱巴巴、脏兮兮的，上面的数字都磨掉了，几乎难以辨认。用现钱换回这么一张破旧不堪、让人难以相信的老古董，这不啻于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行为。我这样告诉马里厄斯，再说我身上也没有五百法郎。
“非常遗憾，”他说，“既然这样，你为我买杯酒喝总可以吧。”
我发现，我很难回绝这种可爱的厚颜无耻，也许正因为我身上这种东西太过缺乏。两分钟后，我和马里厄斯已经坐在咖啡店后面的座位上了。我们以往的会面都是在车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道路，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
他的面孔很耐琢磨，气候一定对他的肤色产生了太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他那皮肤就像皲裂的树皮。别人脸上是皱纹的地方，他的却是深沟；别人脸上是光滑的地方，他的却是皱纹。但他的眼睛很亮，头发浓密，粗硬，灰色，剃着平头。我揣测他的年龄在六十岁上下。他从军用茄克口袋里取出一大盒点煤气炉的粗头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我看见他左手的整个拇指从第一个关节处都没有了，也许在修理葡萄藤时失手被修剪铅剪掉了。
一大口红葡萄酒下肚，他的身体微微颤动，像是表示谢意，然后便开始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