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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橡皮鱼赚几个零花钱？……我淡淡地笑。他又问：记得吗？有次我们一块看电影，太晚没电车了，我们装瘸子想拦下一辆卡车，结果没一个人理会，只有一个卖咸茶蛋的老太叨咕：这么好一对，可惜病了。
郑炼笑得几乎有些嚣张。我嗔他：去你的。笑完，他问我现在感觉怎样？我说难讲得很：半是幸福半是痛苦。他说他明白这感觉，还说没有痛苦的幸福是卑微的。
快放寒假时，我收到画家的信，说他将路过北京到哈尔滨去参加一个中外美术家的聚会。我兴奋得吃饭掉了几次饭勺。出了饭厅，我慌慌张张到处走，却不知该忙些什么。下课我跑到卫生室，指着脸上一个粉刺让医生立刻治掉它，医生说这年纪脸上不长它长什么。我对着镜子着急，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折腾出个更美的我来。第二天中午，我跑到火车站，按说他乘的那班车傍晚才到。连下几天大雪，天冷得要死，我脚上松松垮垮的旧棉鞋吸饱了雪水变得脚镣一样沉，然而我却舍不得换上我的小皮靴，我用网线兜将它们拎着，准备在火车快进站时穿上它们。
火车进站了，车里车外的人都在大喊大叫。我想他会静静地出现，也许会最后一个走出车厢，他永远是那副矫矫不群的样。
他看见一个穿淡雪青滑雪衫的影子，头发梳得平平整整，背后结着一根辫子。她那么青春。她不漂亮，但不俗。仔细看看她的眼睛，他知道，她仍在惊心动魄地爱着……
月台上的人走尽了，我想我也该走了。他没来，要么我算的日期不对。
第二天我又到车站。傍晚，大喇叭通知几班火车因河北地区雪太大而晚点，其中有我等的那班。忽然，郑炼咧嘴笑着，朝我走来。他今天考完了期末考试，脑子紧张得要抽筋，想找我聊聊换个气氛。
“你同学接的电话，”他说，一边顺手把我两只手揣进他的棉衣口袋。“她说你到火车站来了。你妈又给你带吃的来啦？”
我妈买通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每月都托他带些吃的给我，她嫌北方饭太糙。自从认识郑炼，他总是用自行车帮我把东西驮到学校。当他摘下他的皮帽子捂到我头上时，我忽然烦起来。
“看你那双耳朵，都冻得透亮了！”
我不讲话，只用力甩开他的手，又狠狠将皮帽子塞到他怀里。
“哎哟哟！都来看看这位的坏脾气！”
他笑道：“究竟怎么了？……”
“人家头发梳得好好的，你来碰什么？”
“这么晚又这么冷，谁看你……”
“有人看！反正有人看！”我几乎叫起来。
他不说什么了，想再次跟我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这时大喇叭再次广播，说火车继续误点，车站无法预计时间。月台上的人很快回到气味极窝囊的候车厅里去了。郑炼上来拉我，说我已冻傻了，他故意不问我干嘛哭。
过了好大一阵，他说：“……他电报上讲了一定乘这班车来吗？”
我不言声，仍然横一把竖一把地抹眼泪。
“大画家来看你，你不高兴？换了我，准乐疯了！”他声音听上去神采飞扬。“不过你实在穿得太少，画家看见你冻成这副样子，会心疼！你为什么不穿那件你妈做的红格子大棉袄呢？还有你爸给你的那条草绿大围脖，又好看又暖和……”
我没理他。草绿围巾红袄子，我可好看死了。他不是你，不是你郑炼这种对色彩迟钝到半木地步的人。他的世界就是色彩，任何胡乱搭配的色彩都会折磨他。我爱他，想成为他眼前第一块和谐的色彩，至少至少，也不是一团糟七糟八的色彩。
十一点钟了，仍是没有消息。郑炼买了滚烫的汤馄饨，我俩蹲在一个背风的角落里吃。碗太大，郑炼帮我捧着让我吃，见我饿成那样，烫得稀稀呼呼仍往嘴里舀，他也跟着龇牙咧嘴直嘘气。刚吃几口，喇叭通知火车进站了。我忙扔下汤勺，拾起扔在一边的网线兜。郑炼说，不必慌，火车进站少说要二十分钟，足够把馄饨吃完，我哪里还顾得上听他的，已开始手忙脚乱地扯下脚上一对蠢大的棉鞋，然后一只脚颠着跳着，把崭新的小皮靴套上去。站了一天，冻了一天，脚塞进窄窄的皮靴里疼得如过刑。
郑炼一声不响，勺子停在嘴边，看着我。
我有些难为情了。退后几步，笑笑：“看我这样行吗？”
他怔着用力点头。
我开始往前面车厢跑，软席在前面。我挨着车窗看，想呼喊，可喊他什么合适呢？直呼其名是否太老三老四？他毕竟年长我那么多。更不能如我爸怂恿的，喊他叔叔，那实在是乱套。我这时有一点意识到，年龄的悬殊造成我们关系上的一种尴尬，一种不伦不类。我从头跑到尾，再从尾跑到头，渐渐地，水泥地上仅听我的新皮靴响得越来越清晰、清脆和单调。
有人叫我，是郑炼。这时我才想起世上有这么个郑炼。
“你再看看电报，是不是你看错了日子？……”
哪里有什么电报，他只是在信上淡淡提了一句。他的信即使长，也是谈他的过去，谈那些我从来没听过却又觉得似曾相识的悲惨故事。有时也偶尔谈到感情和爱，谈到他的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情。还说，让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爱他是不公道的，他是被社会造成的一副残局，怎么能让一个无辜单纯的小姑娘替社会来收拾残局呢？
“还傻站着等什么，你一定看错了电报！……”郑炼说。
我在想，我每封信都表白着自己的一往情深，每封信都寄去我的吻。似乎他从未对此作答过，想到此我一阵燥热和隐痛。
“他肯定不是乘这班车来，走吧！”郑炼推椎我。
走，走吧。可我的脚痛极了。我在刚才的兴奋和忙乱中早已把那双丑陋的大棉鞋扔得不知去向，因为无论穿上它们还是提着它们都很不体面。我的画家是那么爱美。
郑炼从我的步态中悟到什么，他蹲下，轻轻一捏那靴子，发现它们轻得如同舞靴，仅一层皮革，他抬头看着我。
“穗子……”他像有什么话难以启齿：“你知道吗？你很漂亮——绝对够漂亮了。”
初夏，我忙着准备期末考试的舞蹈小品，头发也来不及梳，早晨一起床就胡乱在头顶上抓一个髻。下午，我们已累得气息奄奄，录音机旁，等人一站起来，地板浸了汗会又粘又腻没法走人。这时有人叫我，我一出教室就看见了他。
画家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手背在身后。
一年了。我轻轻地“呀”了一声。这一年中，我不知多少次地想象我们的重逢：人会向他疯跑过去；我会流泪；我会感到轻微的晕眩；我会干脆冲过去，搂紧他的脖子，让那恐吓着他也恐吓着我的年龄差异刹那间消失。我会这样静倒是出我所料。
他说：“他们不让我进呢。”同时，他打量我。
这是我最狼狈的时候，他却半真半假地说一年不见我倒真长大不少。他拉起我的手，我们一块往楼梯口走，途中他告诉我，他要带我到渤海湾一座小岛去，那里清静凉爽，他可以集中精力把出国画展所需的画创作出来，至于我，可以度一个舒服的暑假。我惊喜地哑着。
“你看，我自作主张，”他停下脚步，“也没事先问问你，是不是变卦了，不想要我等了……”
我委屈地抢白：“是我吗？我一直在等你的信，一直在等你来，几个月时间，我守着邮箱吃饭，因为邮递员每天午饭时间来，我怕谁错拿了信，害得我这么傻等？害得我胡思乱想……你说你在等我，我觉得明明是我在等你啊……”几个月里什么也等不来地等，你会懂得，那才叫等！最后这句话我没说，他却从我眼里看到了。
不知怎么了，他叹了一口气，似乎叹我这一身太年轻的血。
我央求他和我一块吃晚饭，我不会难为他的，我会把饭菜从食堂买出来，到树下的石桌石凳上吃。他倒很高兴地答应了。下课的同学从我们身边经过，谁脸上都不异样，平常见陌生男性和某女同学讲话，大家走来走去从来不饶地要起一声哄。
等我买了饭出来，见他被舞台美术系两位教师和一帮学生围住了。他们认出了他。他们一口一个“韩老师”地叫。他往人圈外顾盼，看见了被两大盆莱烫得跌足的我。人们拥着他往小饭厅走时，他回头朝我疲惫地笑笑。他仍是那副温和而被动的样子：接受人们的崇拜，却毫不拿它当真。小饭厅平常不开，有著名舞蹈家来授课或表演时，校方拿它撑撑门面。我跟随人群走了几步，想想不妥，站住了。小饭厅我去过两次，是看美术系学生的作品展览，里面布置得蛮精致，据说饭菜也还精致，尽管厨子们烧给我们吃的菜像牲口料。
我最好还是别跟了去。他坐在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前，我这两盆色彩含混的菜往桌上一摆可太煞风景。我刚把最后一口馒头塞到嘴里，一个美术系女生跑到我面前。
“喂，韩老师叫你进去！”
我嘴让馒头填着，摇摇头。
“不是我叫你，是韩老师叫你进去吃饭！”她表情那么强调。
我说我不进去了，就在这里等。
十天之后，我在天津的码头上等。我在等他把我带上船，带到渤海上的小岛去。他先我两天到天津，见几位画界朋友。我看见一对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走过来，一人拿了一支冰糖葫芦在嚼。
我无聊地在一根放倒的水泥电线杆上走，它一滚动我就掉下来，然后我再上去。我忽然好馋冰糖葫芦。引颈望了一会，断定那糖葫芦贩子一定离得不远。不过我很快打消了念头。若看见一个手执冰糖葫芦，摇摇摆摆走电线杆解闷的小姑娘，他即便怀有一肚子感情又打哪儿谈起？！
我盼他早些换一副眼神看我，不再是充满长者的爱怜，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成熟女子的，充满尊重和渴望的。当我走进海水，再走出海水时，他诧住了。他发现这个蓦然向他转身的小姑娘长大了，他觉得他不该再等下去。
然而他在渤海小岛的日子，很少和我一起去海边。有时傍晚，我独自从海边回来，推开他的门，他却拿陌生的眼光瞅着我，地上扔着好些揉成团的宣纸。渐渐我懂得，这是他顶苦的时候：心里有，笔下却无。一次我意外地发现一个海产市场，到处是粗糙但不无野趣的贝壳工艺品，我花了一块钱就买了半挎包。随着我又买了一大串烤的小鱿鱼，最有趣的是一只大海螺壳里，盛了一对带红辣椒丝的小麻雀，汤卤还滚热。我端着一大堆吃食，兴匆匆赶路，想让他趁热尝个稀罕。他在准备出国画展的画，画得极苦，一闭门一整天，却常听他对我说：没一笔出神。我劝他别逼自己太狠，他说他在监狱里不止损失一根手指，还有人生最好的几年。我又劝他：人们已经这样崇拜你了；他立刻说：他们什么也不懂。
我像以往那样推推门，却发现门从里面别住了。很明显，他不希望任何人烦他，包括我。他知道我每天会在这个时间推开他的门，拎着鞋，带着一脚粉细的沙和一头蓬乱的头发，走近他。开始，我大着嗓门向他讲海边所有的奇遇和所有的感觉，后来仅仅是提醒他去吃晚饭。我没有叩门，在门口的石阶上坐下来。我逐渐习惯了我自己这副形象：对着落日的海，靠着闭着的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