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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特雷弗的作品中有许多地道的英国人物，然而他偏爱的主题还是爱尔兰和爱尔兰人。同乔伊斯一样，他选择了一种自我流放，流离于自己的祖国之外进行创作。这对于特雷弗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距离上，他都能以旁观者的冷静审视祖国的文化，揭示种族、阶级和宗教等人为的障碍如何影响着人们的教育、爱情、婚姻等方方面面。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要数《命运的嘲弄》和《花园的寂静》。
《命运的嘲弄》是一部探讨历史的重负对爱尔兰人生活的影响的作品。在恢弘的历史场面上将几个不同时期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爱尔兰的昆顿家族同英国伍德库姆家族长期有联姻的传统。19世纪初，安娜·伍德库姆嫁到昆顿家在科克郡的基尔尼庄园。饥荒席卷爱尔兰，安娜试图救济灾民，并警醒家人和英国殖民官员留意民众的困顿状况。结果激怒了整个家族，被剥夺了继承权。基尔尼庄园的以后几代人仍然沿袭迎娶英国新娘的传统。小说切换到爱尔兰历史上另一个创伤时代——英爱战争。威廉·昆顿和他的英国妻子伊芙有着田园诗般的婚姻生活，有三个孩子。他们支持公益事业，并在英爱战争中倾向马克·科林斯，因此在自己的阶级圈子、宗教圈子中被孤立起来。他们的政治活动最终导致基尔尼庄园被纵火焚毁。威廉、两个女儿以及许多仆佣被烧死，伊芙和儿子威利退居科克市的一栋小屋。伊芙无力面对丧夫失女之痛，日渐颓废，酗酒浇愁。长大后的威利同英国的表亲玛丽安娜之间有了爱情。可是怀了孕的玛丽安娜来到败落的基尔尼庄园却发现威利神秘失踪。玛丽安娜在威利的姑姑和一名还俗的神甫帮助下，独自抚养着女儿伊梅尔达。年老时他们终于破镜重圆，原来威利因报复而谋杀了下纵火令烧毁基尔尼庄园的家伙，逃离了爱尔兰。昆顿家族衰微的过程以伊梅尔达不堪这一代代的精神重负以致神志失常而告终。
特雷弗的历史观，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都是独特的。尽管作品中提到了英国政府在其统治期间对爱尔兰的不闻不问，甚至动用武力，他拒绝将一切归罪于历史上英国的不当统治。他一直在探讨历史对生者的折磨，一直暗示人类有义务挣脱回忆的绞索，超越这种不幸，战胜这种不幸，为自己的下一代塑造一个全新的未来。
《花园的静寂》某种意义上是《命运的嘲弄》的继续，仍然以大宅为背景，尝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达成一种妥协。这部作品特别强调“暴力”那一石千浪的后继性影响，在控诉爱尔兰历史对人民的消极影响方面毫不留情。
在反思爱尔兰的历史与文化的同时，他的作品还将注意力放到了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上。在《命运的嘲弄》中，描写受到伤害的女性时——失去继承权的安娜、酗酒的伊芙、被遗弃的玛丽安娜、精神错乱的伊梅尔达——笔触充满同情。小说中丈夫们没有一个比他们的英国妻子更睿智、更坚强，她们都是男性以崇高的名义所作决定的牺牲品。丈夫们要么不愿采取行动，要么无力采取行动，要么采取不明智的行动。而《花园的寂静》中只有女性的形象是有活力，有勇气而充满理性的，顽强地抗衡着一个家族无法逆转的颓势。在历史与男性的坐标轴上，特雷弗笔下的女性以平行甚至超越男性的波形线横穿历史。
特雷弗很擅长描绘女性生活细节和她们内心的微妙活动。他的早期作品《奥尼尔旅社的埃克道夫太太》、《格梅兹小姐和教友们》、《孤独的伊丽莎白》都是表现女性题材，刻画了女性孤独的心理状态。《孤独的伊丽莎白》尤其受到好评。伊丽莎白是一位带着三个女儿的离婚妇女，住院时结识了其他三位境遇相似的妇女。在交往中伊丽莎白看到了自身可悲的命运，也感受到人生在世彻底的孤独，谁也无法进入别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女性的形象更多。《浪漫舞厅》、《阿特拉克塔》、《碰运气》等，女性形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但心底那真实的孤独始终挥之不去。
女性题材只是特雷弗借以立体反映爱尔兰社会，传达其本人人文思想的一个手段，这与其他题材的创作是齐头并进的，例如宗教题材。在一个宗教可以决定社会安宁以及文化发展的国度，如果从幼年起信仰就非属于主流宗教，那么这样一个作家会如何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宗教观呢？
较近的短篇小说集《山里的单身汉》中有一篇梦境般的故事《圣母的礼物》。虔诚的迈克一生三次看到圣母的出现，幻觉由此决定了他的人生。18岁时受圣母的指引突然离开父亲的农场，进入一家修道院；35岁时受到圣母的指引又突然离开修道院，在高山峭壁下“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几年后圣母最后一次显灵，指引他回归故里。对这一切毫不置疑的迈克徒步穿越爱尔兰的村村寨寨，就像一条流浪的狗终于在消失几十年后又回到了故乡。尽管表面上看小说没有丝毫的讽刺意味，然而很难相信特雷弗希望读者与迈克一样对圣母的显灵信以为真。迈克是一个完全凭直觉支配而缺少判断力的人。他的幻觉是真的吗？这位孤独的人一生是不是都白费了？超越宗教之外来看，宗教中的降灵与欺骗是不是一回事？特雷弗对此未着一言，转而描写儿子失而复得后迈克父母洋溢的快乐。
其他，如本集中的《法衣》里迷惘的新教牧师，感到不仅与天主教的爱尔兰失去联系，而且感到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死于耶路撒冷》，探讨宗教在世俗世界中的地位，对天主教和新教人物予以同样富有同情心的描写。从其作品来看，特雷弗似乎没有明确的宗教观，也可能有意在作品中隐去自己的观点。他更多的表现为宗教上的怀疑论者，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感觉到上帝那种操纵一切的力量。
特雷弗作品中的人物都被赋予自然精确的描写——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似乎每个人的故事就像是一首代代相传的歌谣，具有某种原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笔下的人物类型之多令人震惊。在特雷弗的短篇中，人物与地点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似乎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他们所居之上的土地塑造的。尤其在以偏远的乡村为背景的小说中，个人似乎完全是他们所出生的狭小世界的产物，甚至失去意志的自由，失去别处谋生的决心。短篇小说集《山里的单身汉》中的题名故事十分突出地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思想。
该故事讲述的是一个29岁的儿子鲍利，为了取悦寡居的母亲，接受了令自己生畏的那一点地产，回到地处偏僻的小农场。现在的爱尔兰妇女们宁愿到加油站或化肥厂打工也不愿嫁给他们这样的单身汉，过令灵魂麻木的艰辛生活。就他这样的爱尔兰人来说，对先主们的认知却又是他们所不能放弃的。鲍利是英雄？是傻瓜？抑或仅仅是温顺的儿子？如果说他代表了爱尔兰的过去，模棱两可；如果说他代表爱尔兰的未来，这绝不可能，单身汉没有后裔，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将不再继续。这样的前景如同古代爱尔兰的民谣，内容已经朽去，形式尚且存在，却不会延续。
受乔伊斯的影响，特雷弗的许多作品注重象征性细节描写，放弃戏剧性编排；幽思，怀旧，氛围十足又往往含而不露，并使用乔伊斯小说中典型的“淡出”式结尾。例如《浪漫舞厅》、《山里的单身汉》、《家庭罪恶》等。总的说来这种影响是正面有益的，但有时这种结尾给人的感觉是缺少某种活力。
特雷弗还创作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例如《影集里的风光》（剧本）、《茱丽叶的故事》（儿童文学）等。根据《老校友》改编的舞台剧于1971年上演，随后他又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创作了许多成功的舞台剧和电视剧，几乎每年都有一部舞台剧或电视剧在伦敦上演或播出。
特雷弗目睹了爱尔兰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乡愁的源头滋养着80年漂泊的流程，创造了爱尔兰文学的又一辉煌，他不愧是爱尔兰文学园中的月桂树。
（朱骅：上海水产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00090）
写书是一种艰辛的苦力
［英国］杰西卡·曼／访 邹咏梅／译
在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新作《克莱夫特》（The Cleft，2007）出版之际，英国作家、记者杰西卡·曼（Jessica Mann）对多丽丝·莱辛进行了采访，该访谈原刊登于2007年2月号的英国《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杂志。
多丽丝·莱辛素以不喜接受采访而出名。到达位于西汉普斯特得的莱辛家中时，我的心情颇为忐忑不安，出乎我的意料，莱辛热情地迎接了我。莱辛的家舒适宜人，房间里铺着华丽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色彩浓郁的20世纪油画，还有非洲雕刻、卡片、花儿和堆积得摇摇欲坠的各种书籍。莱辛博学多识，阅读范围广泛，口才雄辩。莱辛已是一位87岁的老人，但仍言辞犀利，极具反叛精神。冷战时期，莱辛曾是一名共产党人；在1950年代的伦敦，莱辛因其作品而被冠以“愤怒青年”称号。莱辛虽是女权主义者，却鄙视女权主义者的言论；虽是现实主义者，却仍相信心电感应；虽是理性主义者，却对灵魂转世半信半疑；虽是个叛逆传统的作家，却接受了无数的奖章与荣誉。其传世名作《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1962）堪称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创性著作。莱辛的新作《克莱夫特》已于2007年1月出版。《克莱夫特》是一部标新立异的创世神话，描述的是人类先祖走出远古的洪荒后所发生的故事。
曼：您将女人称为“克莱夫特人”、男人称为“斯奎尔特人” “克莱夫特人”、“斯奎尔特人”系译者音译，cleft的英文原意为“裂缝”， squirt的英文原意为“喷流”。英国《观察家报》刊登评论文章，认为莱辛用这两个词为小说中的男女命名，分别喻指了两性的生殖器。，一些读者会反对这样的词汇。我想知道，在您的笔下，为什么只有男人才有好奇心、有活力，女人却是如此的消极、被动？
莱辛：两年前，曾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女人才是原始人类的祖先。这种奇怪的观点深深吸引了我，我在思索：男人是如何出现的？男人出现以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里面基本没有进化论的成分，突然之间，男性婴儿出生了，人们开始充满好奇，到处孕育着勃勃生机。而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在岩石边悠闲地生活，她们没有产生好奇心的理由。
曼：您的这种说法会激起女权主义者的愤怒。
莱辛：我认为女权主义对我没什么用处。《金色笔记》一出版便成了妇女研究的一部分，这使得男人厌恶这本书，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
20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