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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垃圾袋放入塑料箱中浸泡，除去脏水，但垫子上尽是污垢，很费工夫。室内的每一个小玩意儿，每一件纪念品、装饰物和小雕像，均要一一拿在手中，将四周上下擦拭干净，然后再整齐地复归原处。母亲不时过来认真查看，就像个军士长在逐一地审视着列兵。妈妈和我都认为：要是由这家女主人亲自来打扫，肯定要用上一个礼拜的时间，并会为是否继续保留那些废旧杂物而大伤脑筋。到时，那些小东西，连同那个用作猫窝的垫子，都绝对会被她统统清理出门。
这栋公寓独门独户。近几年来，妈妈和我因为生活拮据，心情不佳。也没有谁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共同感受这里的郁闷空气。也许，它很幽静。但在我看来，它臭气熏天，陈腐透顶。我擦拭着安德鲁·韦思的复制品和钢架皮质座椅，拂去长长的书架隔板上的灰尘，还打上蜡，一边在拼命设想着这样的场景：我们也有钱请钟点工到家中干活了，钟点工们在查看着冰箱里面的东西，摸摸这里，碰碰那儿，并剥掉电源插孔四周的毛状物。此时，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傻乎乎的“夜游神”，他们在你的家中什么也看不见，对什么都是漠不关心，更不会在意你的私生活；你不必去答理他们，更不必把他们当成“夜贼”，去将他们吓跑。对了，就这么充满自信地等待着，要舍得花时间去适应家里有陌生人滞留时的那种心存顾忌、很不自在的感觉。
起居室里的书架上，满是长篇小说、大众化的心理学书籍。那些大部头的精装书，是介绍名人的，像吉尔曼·吉儿、埃里卡·琼、贝蒂·纳奥米·弗里丹，等等。上面有一本《金赛报告》和盒装色情系列书籍，我粗略地浏览了片刻，但不知怎的，这些书，妈妈一直都未曾动过。
在书房，我轻快地移动着吸尘器，对着高档地板、学术书籍、各种文书档案、材料盒，进行了吸尘处理。书架上立放着保罗·罗伯逊、莱德贝利、多罗斯·戴、马丁·路德等人物传记，每一本都贴有标签，夹着用铅笔书写的纸条。写字台上，有一台打印机，旁边放置着一沓东西，显然是学生论文，题目为：《挣脱桎梏：认知的提升与革新》。我翻开封面，阅读了几段文字。文中言辞平和，思路清晰，但结构却显臃肿，文采欠佳。论文的评语是用红色圆珠笔批阅的，语气温和而宽容。
我将论文放回原处，擦拭着写字台上方的一块展板，上面用别针别着不少生活快照。照片中，尽是些美国人，都穿着厚衣服，戴着眼镜、帽子和耳罩，伴着杉树、积雪，个个笑容可掬，神采飞扬。有位下巴凸出、双颊深陷的女士，出现的频率最多——就是她！她外表端庄、高雅，看上去非常快乐，深受朋友和家人的喜爱。我拉开抽屉，里面尽是些用锡箔包装的零散食品，并无任何新鲜玩意。我决定尽快将活儿干完。
我开始认真地打扫卧室。每一个窗台，每一线框沿，每一盏灯，每一面镜子，都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我用电吹风把玻璃上的水雾吹干，并给小巧精致的梳妆台打上蜡，然后启动刚从外面取来的真空吸尘器，对室内进行彻底的清扫。妈妈跪着擦拭厨房地板的时候，朝我这边瞄了一眼。我故意将视线移向一边。
我原先存有的一个想法，现在又复归脑际：有人被偷走了价值五百澳元的一副耳环，竟然会不去报案？——哪怕是出于索要财产保险金的目的，也该去报案才对！我刚才翻动过她的东西，心中不禁生出一丝后怕来：该房屋的女主人可能听说过我，并知道我先前曾在这儿帮妈妈干过活，她会不会因此怀疑是我偷的耳环，而不是我妈妈呢？更为糟糕的是，她知道我是谁吗？她知不知道我就是她任教学校的一名本科生？或许，是出于对妈妈的仁慈，对我的怜悯，她才手下留情，不去报警？
我心神不定地用吸尘器来回地清理着地下的杂物。我朝卧室走去。这时，几只本来一看到人就会逃之夭夭的波斯猫，突然从窗帘后面跳了出来，好像是在生着谁的闷气儿。我将吸尘杆对着它们扔了过去，把它们赶出屋子。
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碌着。
“妈妈，”我说，“那封信上说的啥啊？”
“你还让吸尘器开着？”
“是在说我吗？她是不是在怀疑我啊？”
“你？别犯傻了。”
“我已有好几个月没到这里来了。”
“把那东西关了吧！”
“不忙——我是说，这真是荒谬之极！吸尘器没事的，我这就回去。”
“别忘了清扫窗帘！”
我将吸尘器对准窗帘来了一次彻底的扫描。真搞不懂，才一个星期，窗帘上怎么就沾上了那么多的猫毛。
妈妈进来了，看到我正跪着用吸尘器在打扫被褥上的花边装饰和拼缝物。
“电吹风呢？”她问道。
我用手朝梳妆台指了指。母亲在室内徘徊着。我随手关掉了机器。
“之前你在做些啥啊？”
“说真的，妈妈，我们为何不马虎一点儿就算了？或者，就稍微认真那么一丁点儿，便可拿钱走人了。”
“这么一来，岂不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岂不是在告诉她，是我们偷了人家的东西？”
“狗屎！”
“不准说脏话。”
“可我们这么干，也不能消除她对我们的怀疑呀？”
“也许不能。”
“那你应该把耳环的事告诉警察，让他们去我们家搜查好了，这样也好弄个水落石出。反正，人正不怕影子歪！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人言可畏呀！要知道，谣言说上百遍，就会变成真理。如果是这样，下一回谁还敢雇用我呢？”
她留着狮子式头发，脸上的汗珠闪烁着光芒。过去，妈妈也曾经美丽动人。
“所以，你现在就得两头受气！”
“亲爱的，现在除了逆来顺受之外，已经别无他法了！”
我摇了摇头，再次打开吸尘器的电源开关，对准床下的地毯猛烈轰扫。我感觉到妈妈还站在我身后，等着要和我说些什么，但却假装没有注意到她，只顾干活。床头下面，有一沓红色郁金香牌巧克力包装纸，半数已被吸入机器里，直发出啧啧吃的声音。突然，吸管内好像有什么硬东西在发出异响。我转身看了妈妈一眼。
妈妈立即用脚踏住开关。吸尘器慢慢地停住了，室内又恢复了一片寂静。
“是硬币？”我低声说道。
“来，把它打开！”
我撬开吸尘器的盖板，用手在装满垃圾的吸尘袋中摸索着。不一会，在那些卷曲的棉绒、毛发和污物中，露出了一只耳环。
“五百澳元？”她喃喃自语。“发财了！”
我对珠宝一无所知，耸了耸肩，将耳环给她递了过去。
“瞧那下面！另一只肯定就在附近！”
在壁脚板处，我找到了另一只耳环。
“原来是这样的：她先是把耳环放在枕头上，然后却把它们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再后来，她上床睡觉时又不小心碰落了它们，竟连看都没看上一眼！就这样，全都是她粗心大意造成的！”
“原来是虚惊一场呀！她所以不去报案，会不会因为这副耳环本身就不值几文钱呢？”
“这很难说。”
“不过是小事一桩嘛！”
“可对于我就是大事了！”
“好了，你现在总算得以洗冤了。还不是件好事吗？”
她直摇头，脸上露出阴冷的笑容。
“为什么不呢？”我问道，用手指着找到的耳环，又指了指找到耳环的地方。但她不屑一顾。
她说道：“这个女人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像个罪人一般。因此，耳环必须送还给她，就算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就算是为了保全自己已有的好名声吧！要知道，维克多，我目前得到的一切回报，就唯有这么一点好名声了，而她们这些人呢，说起话来都是有板有眼的。到头来，我们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我转头看着地板，耳边听到母亲在擤着鼻涕。我不知如何才能给母亲以最有力的保护，心中很不是滋味。
“我这就去把厨房的活干完，”她说道。“十分钟就好。”
我再次启动吸尘器清扫卧室的其他角落。那副耳环就放在床上。我瞅了它们一眼，果然是非常漂亮，只可惜，我对珠宝一窍不通。莫非，它们的真正价值，就是让妈妈白白地遭受莫名的痛苦和烦恼？猛地，我一把将耳环抓起，出门来到洗衣间，将它们扔到了用作猫窝的垫子上面。让她自个儿在那里寻找吧！假如她愿意往那儿瞧上一眼的话。
在厨房，妈妈已将抹布和挤水瓶装入水桶，就要动身了。临行前，她跪下身去，用一块毛巾把地板又擦拭了一遍。
“那些钱呢？”我问道，一边看了看妈妈擦洗过的那张长凳。
“我的身价呀，可要比这些钞票值钱得多！”她说道。
“你没拿？”
“没有拿！”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吸尘器你忘记关了，”她说道。
“哦——好了！”
我重返洗衣间，在猫窝处跪着将耳环重新捡起，并在湿透了的衬衣上面揩了揩。耳环在我手中已是毫无分量，一钱不值。我一把提起伊莱切勒斯牌吸尘器，走出卧室，进入厨房，然后将两只耳环平放在那串用细绳穿着的钥匙旁边；薄薄的信封和里面的钞票，也在那儿静静地躺着。
车门已被打开。旁边，是母亲高大的侧影，蹒跚的脚步正透过明媚的阳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跟着她钻进了汽车。时值下午。车子外面，正是骄阳似火，炎热非常。
（韦建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外语系，邮编：558000；莫云春：黔南民族职业学院机电系，邮编：558000）
幽灵在等待
［阿根廷］阿尔弗莱德·萨里那斯／著 刘 洁／译
阿尔弗莱德·加夫列尔·萨里那斯（Alfredo Gabriel Salinas），1969年11月25日生于阿根廷圣路易斯梅塞德斯镇。他从事报纸、广播和电视新闻工作，在文学创作上的强项是短篇小说，在虚构中加入戏剧和讽刺等手法，描写失败与梦想，凸显出现实中人类的各种问题。他写过三本小说：《罗曼的激情》、《牧羊女，阿伯诺思山之谜》和《铁马奥，拿斗牛红布的手》。
新的一天开始时，阿莱杭德拉到达了本托斯角。
那时正值盛夏，小镇上到处都是游客。
她也很想做一名游客，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平静地享受她最后的假期，但是记者们从前一天就已经开始在港口守着了。
她是和她的秘书莫妮卡一起来的，她们总是形影不离。莫妮卡是她的经纪人、代表、女伴，甚至还能倾听她的愁绪，相当于姐姐的角色。她成功的言情小说里面有很多女主人公都是从她身上得到灵感而创造出来的，这一点要在死之前告诉她吗？出于一种伤感又浪漫的想法，阿莱杭德拉打算在弥留之际再告诉她。或许这样有点自我为中心，但是凭她的直觉，通过这种方式，她忠实的同伴会对最爱她的人有一个更值得回味的记忆。
莫妮卡很有魄力。她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女人，总是很开朗，随时准备解决出现在她俩面前的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