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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道主义精神恰恰是职业素质的基础。每天面对苦难与生死，也会逐渐产生一种不健康的应对方式。”
托尼困惑地摇摇头。“我这样说你看对不对。简而言之，实习医生有贬低单个病人的倾向，就像是因为过分关注森林而忽视单棵的树。”
“有可能，”布朗大夫说。“关键是不能轻视这种现象。”
“我们都会尽力的，”托尼说着轻轻笑了一下，引得几个陪审员也跟着他笑起来。“现在继续讨论被告克雷格·博曼大夫。他在实习期间表现如何？”
“总的来说很出色。在六个学生中，他总是遥遥领先，知识最丰富，准备最充分。我很佩服他的记忆力。我记得有一次问到一个病人的血尿素氮指标。”
“是血尿素氮的检查结果吗？”
“是的。当时这是个设问句，为了强调熟悉病人的肾功能情况对治疗很有好处。博曼大夫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检查结果，让我觉得他是编的。学生经常耍这种把戏来掩饰自己准备不充分。后来我查了一下，他说的完全正确。”
“这么说博曼大夫在这门课上分数很高咯？”
“他得了个A。”
“可你刚才却说‘总的来说很出色’。”
“我是这么说的。”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有种感觉一直困扰着我，等博曼大夫到波士顿纪念医院做住院医生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是什么感觉？”
“在我印象中，他的性格——”
“反对！”伦道夫喊道。“根据：证人既不是精神科医生，也不是心理医生。”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说。“作为医生，证人接触过上述领域。原告如有意见，可在交叉询问中提出。证人可以继续。”
“我觉得博曼大夫好胜心很强，对当时的首席住院医师给自己的评价又过分在意，因此将病人视为竞争的手段。他主动寻找最有价值的病人，这样他的报告从专业的角度总是最有意思的，能得到最高的评价。”
“也就是说，你觉得博曼大夫把病人作为自己事业进步的手段？”
“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种态度不符合现行的职业素质标准，对吧？”
“是的。”
“谢谢你，布朗大夫，”托尼说。他停下来注视着陪审团，跟每个陪审员做眼神交流，让大家充分领悟证词的分量。
杰克俯下身子，小声对亚历克西斯说：“我终于理解你对托尼·法萨诺的评价了。他确实很出色。现在不仅是管家医疗，连医学本身以及医疗行业固有的残酷竞争也成了法庭质疑的对象。”
“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把克雷格的成就解释成好胜心过强。他可能估计到伦道夫在交叉询问时会强调克雷格的成就。”
托尼重新开始发问。他将火力集中在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抢救过程上，迅速切入正题，让布朗大夫证明，遇到心脏病突发患者，需要尽早开始抢救，这点至关重要。通过复查病历，可以断定由于克雷格迟迟不能确诊，佩欣斯生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还有几个问题，布朗大夫，”托尼说。“你认识威廉·塔道夫医生吗？”
“认识。”
“他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这点你知道吗？”
“知道。”
“你认识诺埃尔·埃佛莱特大夫吗？知道她是塔夫茨医学院毕业的吗？”
“这两点我都知道。”
“三名心脏科专家，来自波士顿地区三家最好的医学院，一致同意克雷格·博曼大夫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抢救不符合标准。对此你觉得意外吗？”
“不意外。这只能说明大家一致认为心脏病突发病人需要及时抢救。”
“谢谢你，布朗大夫。提问完毕。”托尼收拾好讲台上的文件，走回原告席。他的助手和乔丹都拍了拍他的胳膊，对他的表现大加赞赏。
伦道夫缓缓站起来，走到讲台前。他整理了一下上衣，将穿着厚底翼梢鞋的脚搭在讲台底部的横杆上。
“布朗大夫，”伦道夫说，“大家一致认为，在设施完备的前提下，心脏病突发病人需要及时抢救，这点我也同意。但本案需要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博曼大夫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抢救是否符合标准。”
“坚持去斯坦霍普家门诊，而不是将病人及时送往医院，确实延误了抢救时机。”
“但在博曼大夫到达斯坦霍普家之前，并没有确切诊断。”
“根据原告在取证阶段的证词，斯坦霍普先生已经告诉他，佩欣斯突发心脏病。”
“这只是原告的证词，”伦道夫说，“但被告在证词中说斯坦霍普先生特别强调可以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他并没有肯定地说佩欣斯·斯坦霍普有心肌梗死症状，医学上称为心梗。如果不能证明当时是心脏病突发，也就谈不上延误治疗。是吧？”
“是的，可她当时确实是心脏病突发。病历上写得很清楚。病历上还写着她压力测试有问题。”
“可我想说的是，当时博曼大夫并不确定佩欣斯是否有心梗症状，”伦道夫说。“接下来的证词他将提到这点。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下，先讨论你刚才提到的医学院的问题。你自己三年级内科实习的成绩是A吗？”
“是的。”
“跟你分在一组的实习医生还有得A的吗？”
“没有了。”
“他们是不是都想得A？”
“应该是吧。”
“你是怎么进的医学院？此前的课程必须都是A吧？”
“当然了。”
“怎样才能得到在最好的医院，比如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的机会？”
“必须是全A。”
“学术界一边谴责竞争是反人道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将整个评价系统建立在竞争之上。你不觉得这很虚伪吗？”
“竞争和学术并不互相排斥。”
“你说的只是理想状态，现实又是另一回事了。在任何领域，竞争都不会催生热情。你在证词里也说到，医学院的学生必须掌握大量的信息，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方面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根据你当学生以及做指导医师的经验，对所谓‘最有价值的病人’的竞争是否很激烈？大家都不愿意应付普通的病患吧。”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做报告的时候得到的评价最高。”
“差不多。”
“也就是说，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好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病人来达到学习和事业进步的双重目的。”
“也许吧。”
“谢谢你，布朗大夫，”伦道夫说。“接下来讨论出门诊的问题。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你对门诊如何评价？”
“我觉得作用有限，工具不全，无法展开及时有效的治疗。”
“也就是说，医生通常都不愿意出门诊。你同意吗？”
“同意。除了工具不全，还牵涉到有效利用资源的问题，到病人家来回要花很多时间。同样的时间，可以用来诊治更多病人。”
“门诊效率低。”
“是的，可以这么说。”
“病人对门诊的评价如何呢？”
“反对！”托尼说着几乎要站起来了。“传闻证据。”
戴维森法官一把摘下老花镜，瞪了托尼一眼，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反对无效！”他气呼呼地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病人，布朗先生的证词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庭审继续。”
“需要我重复刚才的问题吗？”
“不用，”布朗大夫说。他显得有点犹豫。“病人大多喜欢门诊。”
“你觉得佩欣斯·斯坦霍普对门诊是什么看法？”
“反对！”托尼说着又要站起来。“推测证词。证人无法知道死者对门诊的看法。”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叹了口气说。
“我想你看过原告提供的病历了吧？”
“是的。”
“那你一定知道博曼大夫在佩欣斯·斯坦霍普生前曾经多次上门应诊，经常是在深夜。从病历上看，这些门诊通常的诊断是什么呢？”
“多数是由焦虑引发的胃肠紊乱。”
“采取何种疗法呢？”
“对症治疗或者开点安慰剂。”
“有过疼痛症状吗？”
“有过。”
“哪里疼痛？”
“大多是腹部，偶尔有中上腹部的。”
“所谓中上腹部疼痛，有时候称为胸口疼，对吧。”
“是的，你说得对。”
“你看过病历，觉得佩欣斯·斯坦霍普有没有一点疑病症的症状呢？”
“反对！”托尼大声说，但这次没有站起来。“病历上从没有提到过疑病症的问题。”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说。“法庭想提醒原告律师，这是你自己请的专家证人。”
“从病历来看，确实可以推断有疑病症的可能性。”
“博曼大夫经常出门诊。你刚才也提到，大多数医生不愿意这么做。而且门诊经常是在深夜，要面对一个明显患有疑病症的女人。你不觉得这些可以证明博曼大夫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态度和热情吗？”
“我不觉得。”
伦道夫一愣，显然觉得很意外，连眉毛都竖起来了。“你的回答不符合常理。能解释一下吗？”
“我是这么想的。病人只有交了高昂的顾问费，才能享受管家医疗服务，据说有收两万美元一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认为门诊是其中一项基本的服务。所以不能说博曼大夫愿意出门诊就是行善，就是为病人考虑。”
“但有这种可能。”
“是有这种可能。”
“布朗大夫，你跟我说实话，你对管家医疗有偏见吗？”
“当然有偏见，”布朗大夫气急败坏地说。此前他一直保持着超然平和的状态，跟伦道夫的风格差不多。显然，伦道夫的问题问到了点子上。
“能告诉法庭，为什么有这种过激反应吗？”
布朗大夫深吸了一口气，略微平静了一点。“管家医疗从根本上违背了医护人员职业素养的三个原则。”
“能说得详细点吗？”
“可以，”布朗大夫说着又恢复了一贯的职业风度。“除了病人福利和病人自主权，社会公平也是21世纪医护人员职业素养的根本出发点之一。在医疗领域，社会公平体现在消除歧视上。管家医疗跟这一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你觉得你对管家医疗的过激看法会使你在证词涉及博曼大夫时不能保持中立吗？”
“不觉得。”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因为按照你的话来说，这与常理‘完全背道而驰’。”
“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内科医生，博曼大夫应该知道在突发心肌梗死时，男人和女人的症状不一样。只要医生怀疑女性患者，特别是过了更年期的女性患者可能会突发心脏病，就应该首先按照心脏病突发抢救，直到确诊不是心脏病为止。儿科也有类似现象，只要医生怀疑患者可能是脑膜炎，就有责任按脑膜炎处理，并实施脊髓穿刺。女性患者有心脏突发迹象时，医生也应该这样处理。博曼大夫既然怀疑有心脏病，就应该采取相应措施。”
“布朗大夫，”伦道夫说，“经常有人说医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你能告诉大家这句话是什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