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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克雷格不同，伦道夫对专家们的证词并不在意，处理起来十分冷静。克雷格之所以在意是因为这些医生都是受人尊敬的同行。克雷格觉得他们愿意做原告证人就是对他职业声誉的公开批评。特别是赫尔曼·布朗大夫。他是克雷格医学院的指导医师，也是他做住院医生期间的主治医生。克雷格作学生的时候，曾经多次受到布朗大夫的赞扬，因此现在他的批评和谴责对克雷格的伤害特别大。最糟糕的是，克雷格找不到当地同行愿意为他作证。
虽然专家的证词已经让克雷格非常苦恼，他自己的证词却更加使人不安。他自己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烦人最痛苦的经历。克雷格取证的过程被托尼·法萨诺拉成了两整天，像是参议员为了推迟议案表决故意发表冗长的演说。伦道夫事先估计到克雷格可能会有困难，还对他进行了专门的训练。他建议克雷格在听到问题后迟疑片刻再作答，以便他酌情提出反对。回答前要仔细考虑问题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回答时要从容不迫，原告方没问的不要主动回答。最重要的是，态度不能傲慢，不要与人争吵。伦道夫能提供的建议也只有这么多了，因为他此前从来没有与托尼·法萨诺交过手。托尼的专长是个人伤害案，这是他第一次经办治疗失当官司。
克雷格的取证过程在伦道夫州街50号的豪华办公室进行，窗外就是波士顿码头，景观极好。一开始托尼的态度还算不错，尽管不是很讨人喜欢，但至少没什么敌意，就是一副游乐场上杂耍艺人的腔调。他甚至还讲了几个与案子无关的笑话，也只把法庭书记员逗乐了。但很快杂耍艺人的嘴脸就收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恶棍。他开始盯着克雷格工作和私生活中的细节穷追猛打，不停地攻击和指责，克雷格脆弱的防线开始瓦解。伦道夫适时提出反对，在重要关头甚至提出休息，但托尼终于把克雷格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尽管知道不应该发火，但克雷格确实生气了，非常生气。接下来，他违反了伦道夫所有的忠告，把他所有的建议都抛到了脑后。最糟糕的一幕发生在第二天午饭后。尽管伦道夫午饭时再次警告克雷格不要失去控制，克雷格也答应按他的建议去做。但很快，在托尼接二连三荒谬的指责下，克雷格又一次掉入了相同的圈套。
“等一下！”克雷格怒喝道。“你听我说。”
“请，”托尼回敬道。“我洗耳恭听。”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确实犯过一些错误。所有医生都一样。可在佩欣斯·斯坦霍普这件事上我没错！绝对没错！”
“是吗？”托尼傲慢地问道。“你所说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好，”伦道夫出来干预。
“我不需要什么该死的休息，”克雷格叫道。“我需要这个混蛋明白，哪怕就一秒钟，当医生是什么感觉：在第一线的战壕里，跟病人和疑病症患者打交道，是什么感觉。”
“可我们的目的不是教育法萨诺先生，”伦道夫说。“他相信什么，跟案子没关系。”
“所谓错误，就是做了蠢事，”克雷格不理伦道夫，上身前倾，把脸凑近托尼的脸，“比如说筋疲力尽的时候偷工减料，或者因为要处理突发事件，忘了吩咐患者做必要的检查。”
“或者不让无法呼吸的危重病人去医院，而非要出什么该死的门诊，好赶去听音乐会？”
男洗手间的门重重地关上了，克雷格这才回到现实中。他希望自己的小肠能平安无事地撑过今天上午。他站起身，穿上西装，出去洗手。他边洗边照镜子，被自己的形象吓了一跳。他现在的形象比去健身馆锻炼前糟糕得多，而且现在庭审刚刚开始，他觉得最近形象也不大可能有什么改变。一想到自己取证时灾难性的表现，他就觉得接下来的一星期将会很漫长，压力很大。那次挫折之后，他根本不需要伦道夫告诉他自己的表现有多么糟糕。伦道夫的态度倒是很和蔼，只是建议他庭审作证前需要更多训练。那天离开伦道夫办公室前，克雷格把他拉到一边，看着他的眼睛。“有些事我要告诉你，”他坚持要说。“就像我跟法萨诺说的那样，我犯过错误，尽管我真的已经竭尽全力做一个好医生。可在佩欣斯·斯坦霍普这件事上我没有错，没有失职。”
“我知道，”伦道夫说。“相信我，我能理解你的绝望和痛苦。我保证，无论如何，我将竭尽全力说服陪审团。”
克雷格回到法庭，重新落座。筛选过程已经结束，陪审团已经就坐。戴维森法官正在讲话，提醒陪审员关掉手机，并向他们解释下面将要进行的民事审判程序。他告诉陪审员，此案的决定权完全在他们手上，也就是说，将由他们来裁定所有事实。审判结束时，他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根据适当的法律条款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他再次感谢他们的服务。然后他从眼镜片上方看着托尼·法萨诺。
“原告准备好了吗？”戴维森法官问。刚才他告诉陪审员，庭审一开始将由原告方律师做开庭陈词。
“等一下，法官大人，”托尼说。他侧过身跟助手莱尔夫女士耳语了几句。她边听边点头，然后递给他一叠卡片。
趁这短暂的间隙，克雷格按照伦道夫建议的那样，开始吸引陪审员的注意力。他依次看着每个陪审员，试图进行目光交流。他一边这么做一边希望自己的表情不要泄露自己真实的想法。在他看来，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配决定他的命运。一个若无其事、肌肉发达的消防队员，身穿一尘不染的白色T恤。几个家庭主妇，经过刚才的阵仗，神情颇为激动。一名退休教师，金发已经褪色，看起来像大家心目中的外婆。一个超重的水管工助理，穿着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一只脚搭在陪审席前方的栏杆上。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边那名衣冠楚楚的年轻男子，身穿棕褐色亚麻布上衣，前胸口袋里插着一块深红色方巾。接下来是名一本正经的女护士，亚洲血统，两手叠放在膝头。然后是两个勉强糊口的小商人，穿着涤纶西装，显然因为被人强迫履行陪审义务，一脸厌烦愤怒的表情。另一个券商看起来经济情况要好得多。他坐在后排，那名商人的正后方。
克雷格一个个陪审员打量过来，心中的绝望不断增加。除了那名亚裔护士，没人愿意跟他目光交流，哪怕只是一下。他不禁觉得，除了那名护士，其他人几乎不可能体会如今做一个医生是什么滋味。当他认识到这一点，又想起自己在取证过程中的表现，加上莲娜将要发表的证词，以及原告专家证人的证词，打赢这场官司的希望充其量只能说是渺茫。过去这八个月，他经历了焦虑、忧伤、无助以及失眠，脑中不断回放整件事的全过程。现状确实令人沮丧，但相对于八个月的煎熬，这又是个再合适不过的结局。克雷格意识到，整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已经使他丧失了自信、正义感、自尊，甚至他对行医的热情。他坐在那里，看着陪审员，心想，无论官司最后结果如何，他都不可能再是以前那个医生了。
第二章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06年6月5日，星期一
上午10：55托尼·法萨诺抓着讲台的边缘，像是在操纵一台巨大的电子游戏机。他上了摩丝的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乱，光可鉴人。金戒指上的大钻石在阳光映衬下格外耀眼，金色的袖扣清晰可见。尽管他个子不高，但矮胖的体格倒也让人不敢小觑。他精力充沛，黝黑的肤色显得十分健康，跟法庭灰黄色的墙壁形成鲜明的对比。
托尼穿着浅帮便鞋，把一只脚搭在讲台底部的铜制隔档上，开始发表开庭陈词：“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个人对你们的感谢，是你们让我的当事人乔丹·斯坦霍普先生的案子有机会开庭。”
托尼停下来，回头看了乔丹一眼。他一动不动，神情冷漠，像只木偶。他的穿着无懈可击，深色套装，前胸口袋里露出一条白色锯齿边手帕，指甲精心修剪过，双手叠放着，面无表情。
托尼转过头，重新看着陪审员，脸上恢复了丧失亲人的表情。“斯坦霍普先生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九个月前，他美丽而又尽职的妻子兼生活伴侣佩欣斯·斯坦霍普意外亡故，他到现在还没有从如此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场悲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被告克雷格·梅·博曼大夫玩忽职守，治疗失当。”
克雷格的身体猛地一紧。伦道夫的手迅速抓住了克雷格的前臂，然后朝他靠过去。“克制！”他小声说。
“这个杂种！他怎么能这么说？”克雷格小声回答。“庭审不就是为了找出死因吗？”
“你说得对。但也允许他陈述自己的主张。我承认，他说话确实有煽动性。遗憾的是，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下面，”托尼说着伸出食指，指向天花板，“在我向在座的好人详尽描述事件经过，证实我开头的观点之前，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我的背景。我跟辩方律师不同，没上过哈佛。我就是个普通的北区小孩，有时候说话也不太注意。”
水管工助理大笑，那两个穿涤纶西装的商人尽管有点伤了自尊，也挤出一丝笑容。
“不过我会尽力的，”托尼加了一句。“如果你们觉得在这儿有点紧张，告诉你们，我其实也有点紧张。”
三个家庭主妇和那个退休教师没料到托尼会这么坦白，都笑了。
“跟你们这些好人，我有话说在前头，”托尼继续说。“就像我跟我当事人说的那样。我没办过几个治疗失当的案子。事实上，我这是头一回。”
那个肌肉发达的消防队员笑了，点点头，对托尼的坦诚表示赞许。
“也许你们心里在问：那这个意大利佬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为了保护你、我以及我的孩子，别受博曼大夫这种人欺负。”
伦道夫站起来，一副贵族气派。“法官大人，我必须反对。原告律师有煽动之嫌。”这时大多数陪审员脸上都显出一丝惊讶。
戴维森法官从镜片上方看着托尼，有点恼火，也有点诧异。“你刚才的言论已接近法庭忍耐的极限。法庭确实是唇枪舌剑的战场，但既定的习俗和规矩还是要遵守的，特别是在我的法庭里。我的话你明白吗？”
托尼举起两只熊掌作哀求状。“明白！我向法庭表示道歉。问题是，有时候我的情绪会控制不住，刚才就是。”
“法官大人……”伦道夫抱怨道。不过还没等他说完，法官就挥手示意他坐下，同时让托尼继续说，但要注意措辞。
“这里快变成马戏团了，”伦道夫一边坐下，一边小声说。“托尼·法萨诺是个小丑，但是个狡猾而聪明的小丑。”
克雷格看着辩护律师，这是他第一次在伦道夫冰山般的沉着中看到裂缝。他对托尼的评价令人不安，里面夹杂着不情愿的钦佩。
托尼看了一眼讲台顶上文件架上的卡片，继续开庭陈词：“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样的案子不是由知识渊博的法官来审，由此可能会问，为什么非要我们中断正常生活来断案。我告诉你们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