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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了？”白洁睁开眼睛问。
“没事，你睡吧。”
“我没有睡，我在想我们的过去。多么浪漫的岁月，就像在梦里一样。”
“现在梦醒了，你需要好好去过你未来的日子。”
“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吧。”她翻身坐起，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说，“我要是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找你去。”
“不行。我们今天分手之后，就永远不要见面了。”我不想让她带着我们的情爱后遗症去面对未来的生活。虽然我相信，今后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我们彼此是否有家，再见面肯定会轰轰烈烈，但是这样做太危险，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游戏千万不能做，想都不要想。我让白洁坐好，庄严地说道：“你结婚后，我决不会打搅你的生活。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白洁傻了一般看着我，半晌点点头，突然站起身来，捂着脸跑了，消失在夜的黑暗中。
就这样，白洁戴着染着我鲜血的十字架，带着我的庄严承诺，离开了我的生活轨迹，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一别18年，没想到她又突然出现了。她的出现，对我多灾多难的家庭生活，将意味着什么呢？
说我的家庭生活多灾多难一点不为过。如果说放弃白洁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那么选择一个性格古怪的女人做妻子则是我犯的第二个错误。而这第二错误所带来的痛苦和无奈远远超过了第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身份使我像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苦役犯，在家的牢笼里，经受着无穷无尽的灾难，忍受着没完没了的折磨。我不知道何时是头，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惟一清楚的就是自己在服刑。
白洁结婚的时候我没去。她的邀请是礼节性的，我们彼此都清楚。她结婚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个人悲痛欲绝。我想安慰自己，一切都结束了，白洁已找到幸福的归宿，作为她昔日的恋人，我应该高兴才对。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安慰，对于我焚烧的心来说，丝毫不起作用。我是个有健全理智的人，知道心爱的人不可挽回地永远属于了别人，不可能高兴起来。痛苦、悲伤、绝望，像绳索一样套在我的脖子上，越勒越紧，强烈的窒息感挤压着我的灵魂凄厉地哭嚎。
因为在白洁身上付出的情感太多太重，使我对交女朋友一事变得玩世不恭起来，认为可有可无，还染上了抽烟喝酒的恶习。平时也不修边幅，经常把自己的形象搞得乱糟糟的。连我的处长都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要注意个人卫生，不要影响政府机关的形象。我周围的热心人不断地把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不一的姑娘带来，虽然我头上有青年作家、大学生、机关干部等光环，但因为我的玩世不恭，她们都在和我见第二次面之前消失了。
姐姐终于找到了对象，是个大学老师，年龄虽然大她10岁，但看上去还是满有儒雅气质的。姐姐出嫁后，解决我的个人问题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母亲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我不忍心再让她为我操心，决定无论如何要在30岁之前把老婆娶回家。父母对我和白洁分手感到非常遗憾，我没告诉他们我和白洁分手的真正原因，只说交往一段时间后觉得彼此都不合适，只好分手了事。母亲很喜欢白洁，说谁娶了她是谁上辈子修来的福分。白洁不仅漂亮，而且贤惠、能干，只要一到我家就忙个不停，找不到活儿干的时候，就陪我母亲聊天，使慈眉善目的母亲感到天上掉下来个好闺女。
这时，一位在北京出版社工作的编辑把他老婆的同学介绍给了我。我和这位姓彭的编辑算得上是熟人，他要把我在不同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编成一本集子出版，一来二去就熟了。定稿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他把老婆也带来了。席间扯到我的个人问题，我承认还是个没有着落的王老五。他老婆是个热心人，说她有个挺不错的同学还没搞上对象，在一所中学里当打字员。彭编辑凑热闹，建议我见见面，万一谈得来，就是双喜临门了。一喜是文学集子出版，二喜就是王老五结束了单身生活。
彭编辑的老婆是个说干就干的主，第二天晚上就把她的同学约到了她家。彭编辑打电话通知我，晚上到他家吃饭，同时相对象。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不太注意外表，头发、胡子太长，还有脏兮兮的衣服，都不适合去相对象，想改天再说。彭编辑说要的就是本色，原汁原味比什么都强。人家如此热心，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赴约了。
她叫林姝，拖着一条长辫子，个子有1米7，皮肤比较白，除了颧骨稍高一些外，看上去还可以。我怀疑她之所以到了24岁还是单身，可能是太挑剔了。像这样一个要个儿有个儿，要模样有模样的姑娘，要不是太挑剔，早该名花有主了。她给我的感觉还可以，但只是可以，没有白洁带给我的那种来自异性的强烈冲击。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我注意到她包饺子的动作极为麻利，于是得出了她干家务很不错的结论。
第二天下午，彭编辑打来电话，说林姝百分之百愿意。林姝的态度感动了我，在她前面至少有10个姑娘主动放弃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难得她积极主动。就这样，我和林姝确定了恋爱关系。
秋天来了，林姝织了一件毛衣送给我。毛衣织得很厚，是鸡心领的，母亲笑眯眯地评价说，是个过日子的人。过日子不需要浪漫，我和林姝不谈文学，不谈书籍，她似乎也不感兴趣。她常来我家找活儿干，刷碗扫地洗衣服，凡是她能干的，都以最快的速度干净利索地干完，然后就坐在床边边织毛衣边看电视。我奇怪她总有织不完的毛衣。她说是给同事织的，因为她的手快，又织得好，所以同事们拿着毛线在她后边排起了队，等待她把毛活儿一件件织完。我觉得织毛衣简直是在浪费生命，想穿毛衣到商场去买就是了，把宝贵的生命一分一秒地织进毛衣，真是太可惜了。我劝她把课本捡起来，考个电大什么的。她说有我一个读书人就行了，都读书，家里的活儿谁干？我一听也有道理。我恢复了文学创作。时间对我来说极为宝贵，我不可能丢下笔去干家务活儿。她如果能把家料理好了，我腾出精力来一门心思搞创作，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不少著名作家的夫人是家庭妇女，她们用毕生精力来照顾丈夫，使她们的丈夫名垂青史。林姝虽然不是家庭妇女，但肯完全承担家务劳动，这一点也是很伟大的。
在我们认识半年后，她把结婚提到了议事日程。我知道这是早晚的事，但从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林姝像个影子一样在我周围飘来飘去，始终没有进入我的内心深处。见她不烦，不见她不想。有时我也扪心自问，难道此生就和这个女人生活一辈子了？答案不置可否。我对她的提议没有做出积极反应，想过上一年半载再说。她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我母亲。老人想尽早抱孙子，林姝的想法和老人不谋而合。所以老人时不常地提起我的婚事，说差不多就把结婚证领了得了。
姐姐不赞成我娶林姝为妻。她是我文学作品的崇拜者之一，认定我将来会有大出息的，不能太着急，找个只会煮饭的不行。她说我和林姝没有共同语言，缺乏感情基础，将来肯定会闹矛盾的。林姝现在看不出有多大毛病，一旦结婚成家，就不是个善茬儿。她的根据有两个，一是林姝的层次底，家里是北京小市民，本人是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二是林姝的颧骨高，俗话说，女人颧骨高，杀人不用刀。
父亲没有表态，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让我自己拿主意。好了就好过，不好了就自己受罪，家里不管那么多。他对姐姐的观点不完全赞同，说咱家也是北京小市民，女人颧骨高也不定都是泼妇。
林姝的家庭极为普通，她的父母都是副食店的售货员，上有一哥，下有一弟，哥哥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邮递员，弟弟是个经常爬高的电工，全家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我很少去她家。她家的住房条件和我家差不多，两间平房，外加自建的两间，其中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她哥的结婚新房。她和弟弟在一个房间，靠一块花布隔着，不像我和姐姐睡上下铺。她家里人希望她早点嫁出去，特别是她弟弟，见到我时已经明目张胆地问我什么时候喝喜酒，他也急着娶媳妇呢。
他急我不急，我需要在他姐姐身上找到感觉。可有可无的感觉不应该是恋人和婚姻的感觉。如果有一点点和白洁在一起的那种甜美醉人的感觉，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也行。但是没有，在我的潜意识里，她是个女人，将来有可能成为我的妻子，仅此而已。没有冲动，没有非她不可的渴望。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这时要不是发生了一件事，我和林姝的婚期也许还会遥遥无期地拖下去。
男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坐怀不乱。如果具备这种定力，人间肯定会减少无数悲剧。而我就缺乏这种定力，面对林姝的裸体，我让愚蠢的生理冲动占了上风，从而决定了我们的婚期，并导致了漫长而痛苦的婚姻生活。
事情发生在姐夫放寒假的一个星期天。姐夫和姐姐是一对需要用大好河山调剂生活情趣的人。他们利用假期出去旅游了。姐姐把她家的钥匙给了我，让我抽时间给她家养的花儿浇水。姐姐是个爱美的人，把自己的小家布置得温馨且浪漫，在她的两居室里，几乎到处是绿色。我的错误是带林姝一起来了。她当时的表现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最直接的后果是引起了我的生理冲动。
姐姐的房间很热，烧锅炉的可能是个先进分子，在数九寒冬把屋里变成了炎炎夏日。我们进屋后脱去外衣，就忙着给大小几十盆花草浇水，不一会儿我就干得满头大汗了，只好把毛衣也脱了。浇完花后，我就想走，林姝拦住我说：“瞧你出了一身汗，现在出去非感冒不可，不如洗个澡再走。”
我有两个星期没洗澡了，出了一身汗，被她一提醒，顿觉浑身痒得难受。卫生间里安着热水器，洗澡很方便。我没有多想，就开始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我意识到林姝的存在，犹豫着脱还是不脱。我们交往快一年了，在身体上的接触还停留在拥抱和接吻上。在这方面她没有丝毫的主动精神，总是显得很羞涩。这种羞涩我把它当成是一种古老的美德，为了让这种美德保持下去，我没有让身体的接触深入下去，最多只是隔着衣服抚摩她的乳房，通常超过三下就被她的手拿开。
“我到那屋去，”她说着站起身走了。
我进了卫生间才脱去短裤，打开热水器，痛快地洗了起来。从喷头下射出的热水打在我身上，发出哗哗的声响，使我丝毫没有听到卫生间开门的声音。当林姝抱住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但为时以晚，我面对的是赤身裸体的林姝。
“你怎么进来了？”我吃惊地问。
“就许你洗，不许我洗？”她问，脸上没有任何羞涩。
“可是，我们……我们怎么能在一起洗？”我的口齿不太利落了。
“怎么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