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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去呵，
在世界上转一转，
如果平安呵，
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
维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则是：
Man mo bariman，
Dunya aylinixka，
Isan bolsam kalarman，
Togolgan oskan yarim ga．
六 难忘的东华门小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将妇携雏，变卖床具，离开北京。近十六年以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我与芳双双回京。我的接收单位是市文联，她则到了七十二中继续教她的高中物理。
经文联领导关照，临时安排我住到市文化局北池子招待所。这里原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好像还有一个排练舞台，现在干脆用塑料板遮住了天井的上空，增加了一点活动平面，例如公用电话就在棚子下边。那时的人们，为了多一点遮阳避雨的地方，正在毁掉最后一块空地。我们的房间约有十平方米，窗外是公共电视，每晚大家在此看电视，喧闹异常。门前则是公共盥洗室，水声嘹亮，香皂与牙膏气味芬芳。找我的电话不少，多是约稿的，经常会听到一位胖胖的和蔼的女服务员用洪亮的声音喊叫：“六号，电话！”
这个住所还是留下了许多记忆，许多温馨。我在这里写下了《布礼》《蝴蝶》《夜的眼》和一些评论。我在这里见到了到京组稿的陕西老作家贺鸿钧（李若冰的夫人）与董得理，他们担任着很有晶位与影响的《延河》杂志的副主编。我在这里见到了黑龙江《北方文学》的资深编辑鲁秀珍女士。她有一种真诚和亲和力，她有好几次睡眼惺忪地被叫醒去接电话，被我看见。《光明日报》的银发老编辑黎丁与文艺评论版的史美圣也与我见了面。碰到贺、董、鲁、黎、史等这样好的编辑，你不能不产生负（文）债感。
有许多老友到这里来看望了我们，包括作家张弦，老团干部范与中、程庆荪等。还有一些记者到这里来对我进行了采访，包括《文艺报》的雷达，《工人日报》的王晨——现为《人民日报》社长——等。
靠近东华门的这个招待所，位置恰在黄金宝地，我们常常晨昏时节从这里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岚，得意洋洋地自路边走过。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弹电吉他的青年人，听他弹琴唱歌，令人对社会生活、青年人的生活的解放与新意留下印象。后来有说是筒子河这边发生了抢劫案件，抢匪把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的手表抹（读妈）了下来。时老作家萧军刚刚安排到北京文联，据说萧老常到筒子河一带晨练，我告诉他要注意安全，他则豪迈地说：“什么？碰到坏人，不定谁把谁的表抹下来呢！”萧军自称是“不扣不鸣一老钟”，又自诩是“出土文物”。他的晚年脾气随和，心情舒畅。
向另一个方向走没有几步就是东安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入夜后王府井大街与东安市场的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已经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东安市场。在乌鲁木齐尤其是在伊犁，一入夜就是到处昏暗与静谧的啦。东安市场有一个门一进去就是书刊店。那时的杂志品类极少，除了政治宣传性的与少量自然科学性的以外，稍稍轻松一点的只有文艺主要是文学杂志。我多次在这里的几百瓦的白炽灯光下看到载有我的与朋友们的新作的杂志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青春万岁》的第一版也摆到了那里，深绿色封面，小花图案，定价六角七分。我与芳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掏钱买下了我的推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出世的书，非常快乐。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我联系改编电影剧本的问题了。
招待所没有伙食，我们就打游击。早晨多半会去吃炸油饼，喝豆浆。有一个蓬莱小馆，我们在那里吃过炒疙瘩和几角钱一碗的芝麻酱拌面条。后来的小说《风筝飘带》里运用了这方面的经验。有一个位于东华门大街上的路南的山东馆，算是稍稍正规一点的餐馆，我们在那里要过冰啤酒和苜蓿肉，它的炝锅的葱花特别香。附近的馄饨馆、面馆，我们也是常客。另外在南池子路西，有一家灌肠馆，生蒜味与猪油味都极刺激，与往日不同的是，过去，灌肠是粉红色的，现在变成米黄色的了。估计那个粉红乃是颜料的作用。
从筒子河西行，我们有时进入中山公园。那时逛公园的时候常常听到“游人须知”之类的广播，讲述游人的政治责任、法律义务和惩罚措施，除了禁止随地吐痰和乱丢果皮屑之外，还有严禁跳舞之类的宣示，那个时候说是出现了在公园聚众跳集体舞（还不是交谊舞）的新动向，引起了警惕和忧心，男男女女靠得那样近，有时还手拉着或碰着手跳腾，谁能保不出事？告别乌鲁木齐的时候，新疆的一些单位已经批判开了交谊舞了，上纲说交谊舞的动机是寻求性的刺激。其实集体舞是解放后才兴起来的，五十年代“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广场夜晚，大中学生都在那里跳集体舞。游园须知里还动辄出现“违规者处以罚款、驱逐出园，情节严重者送公安部门处理”的威胁字样，大大败坏了你去游公园的胃口。
然而北京人的生活胃口奇佳，威胁也罢教训也罢，挡不住逛公园的男男女女。这个年代公园里到处是人，不像后来人们还有咖啡馆、酒吧、迪厅、豪华影院、茶楼茶室、足浴按摩……各种休闲消费场所可去。我们想在公园找个凳子坐，太难了，到处都坐得满满的。（据说上海外滩那边坐椅问题更加困难，那里的游人休息椅都是一张椅子坐两对情侣，各自拥抱热吻，互不相扰。）偶尔远远见到一把空椅，飞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椅边一大堆呕吐物。我把这个细节写到《风筝飘带》里，而且向伟大的祖国，辽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呼吁：“给年轻人一个拥抱和接吻的地方吧。”《北京文学》的编辑，回城知青章德宁（现为该杂志社长）称赞我写的如何真实。她们那一代人大概都尝到过那种无处落脚的滋味。
却又是劫后余生，百废待兴，百废俱兴，充满憧憬希望。
我们也去过劳动人民文化宫，对着中山公园，原名太庙。这里我们冒着夏日的雷阵雨与五十年代的同学旧友，大部分是那时的团干部聚会，一起唱了许多革命歌儿和苏联歌儿。古柏青松在雷雨后，发出的芳香醉人心脾。在那个夜晚，我甚至于觉得，我们还没有老，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什么，我们仍然充满阳光。少年时代的影响是太大了，我们的底色既然是那样明朗，谁又能让我们变成阴晦如铅呢？
住房里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我在这里一住下来就继续写上了《布礼》。天热无君子，我光着上身，下身也只穿一件小裤衩，一面在噪声中写作一面挥汗如雨。一次这样一副打扮接待了来访的记者，被称为赤膊上阵。
《布礼》此篇在新疆已经动笔。这里需要补叙一下，我在回疆办理调动期间还应我多次供过职的杂志《新疆文学》之邀写了风味独特的《买买提处长轶事》，副题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正文前我标上了“泪尽则喜”与“幽默感即智力的优越感”的自撰“格言”。还把幽默与空气阳光食品水并列为维持生活的基本要素。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年轻时最不喜欢的就是幽默，我要的是煽情，是伤感，是献身的悲剧性，是一种价值激越，是爱欲其生恶欲其死的鲜明与决绝。劫后余生的王蒙，变得维吾尔人般的大大幽默起来。后来我也不止一次地遇到某种失望的愤青儿，对着我的幽默跳脚咒骂。这也是报应循环的一例吧。
后来这篇东西被朱虹翻译介绍给了美国，还被美国一家出版社收到一种小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此外还写了《悠悠寸草心》与《友人和烟》，具体写作时间与情况，记不清了。
《布礼》自然没有多少幽默。我要写的是灵魂，是那个毒化人的心灵的岁月里人们所受到的灵魂的折磨。那个年代的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我写下了这样一些直面灵魂的句子：
黑夜，像墨汁染黑了的胶冻，粘粘糊糊，颤颤悠悠，不成形状却又并非无形。白发苍苍、两眼圆睁得像两口枯井一样的钟亦成拄着拐杖走在胶冻的抖颤中。呼啸着的狂风，来自无边的天空，又滚过了无垠的原野，消逝在无涯的墨海里。是闪电吗？是地光吗？是磷火还是流星？偶尔照亮了钟亦成在一个早上老下来的皱缩的、皮包着骨的脸颊。他举起手杖，向着虚无敲击，好像敲在一个老旧的门板上，发出剥、剥、剥的木然的声音。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他发出的声音苍老而又遥远，紧张而又空洞，好像是俯身向一个干枯的大空缸说话时听到的回声。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黑夜在旋转，在摇摆，在波动，在飘荡，狂风在奔突，在呼号，在四散，在飞扬。桅杆在大浪里倾斜，雪冠从山顶崩塌，地浆从岩石里喷涌，头颅在大街上滚来滚去……
钟亦成，钟亦成，你怎么了？
钟亦成，钟亦成，他死了。
闪电之后是彻底的黑暗。
寂静无声。暗淡无光。凝定无波。
王按，截至此处，也许能够看出鲁迅的《野草》的影响。下面是：
多么微小，好像一百个小提琴在一百公里以外奏起了弱音，好像一百支蜡烛在一百公里以外点燃起了青辉，好像一百个凌雪在一百公里以外向钟亦成招手……
布礼，布礼，布礼……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他要追逐这布礼，他要去追逐这意见，他要抬起这难抬的、被按着的头，他要睁开眼，极目远望……
又是一道闪电，他看见钟亦成了，钟亦成就在凌雪的身边，戴着袖标，举着火炬。不，那不是火炬，那是一颗痛苦的、燃烧的心。
这里就不但有鲁迅了，有高尔基，有雨果，有蒙太奇，有交响乐，有贝多芬。
《布礼》里写了主人公的忠诚与冤屈，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正与残酷，他与凌雪的纯洁与勇敢。但是核心是这一段直人灵魂的疾书。
“布礼”是“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简称，是共产党员们在解放初期喜欢用的一个词，在自以为是职业的革命者的我们因公通信乃至私人信件中，常常写上此致布礼，这个词表达了革命者的一种骄傲与特殊身份感。后来，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这个浪漫、（有点）幼稚（和装腔作势）、（过于苏联化）洋化的词已经从生活中蒸发。我当时以此作为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包含了弘扬自己的强项：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经历与曾经的职业革命者身份的动机。我相信，到了这个年代，除了我已经没有太多的人怀念互致布礼的岁月了。革命的成功弘扬了革命，却也消解了革命的浪漫色彩。革命的曲折也使人难以坚持——直至会嘲笑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我偏要这样写，正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强调，那种怀疑和冷酷，那种内部的迫害与拒绝，那种打入冷宫长期废黜的做法是多么荒谬，多么丧尽天良，多么令人嗟叹。
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