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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的呢？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大元帅，这不利于宋子文的野心。（转引自《宋子文传》，第210页）
野心对于宋子文也许是美妙的，但在现实中却只能被戴维斯及许多西方人士看做是一种空想。与掌握实权、拥有军队、具有政治计谋的蒋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没有受到广泛支持和拥戴的基础。戴维斯指出：
所谓的现代派——宋在其中居于最有名气的地位，与共产党阵营里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一样。二者都是舶来品。现代派受美国教育，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受苏联的灌输。没有哪一个能向土生土长、根深蒂固的统治集团挑战，并且可望取得任何成功。除意识形态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现代派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共产党的派别有组织、有纲领，而宋一类人却没有。因为现代派实际上是文化范畴的，而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派别的。
宋既不是委员长的一位言之成理的接班人，也不是在蒋和共产党人之间可以行得通的一个中间选择。他敏锐而不明智，耍花招而不圆熟，骄傲自大而不果断，排斥不同意见而不是去说服不同意见。他不可能取得成功。1944年末，中国在蒋和毛之间是如此的两极分化，以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不是走这条路，就是走那条路。（《抓住龙尾》，第367页）
根据戴维斯的回忆，1944年6月来到重庆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与蒋介石、宋子文会谈之后，对宋子文颇有好感。认为：“与蒋相比，外交部长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华莱士甚至说蒋是“东方头脑”的人，宋是“现代派”，他应该被选择为美国的工具，指导中国走出战争和进入战后世界。
然而，身为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戴维斯，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了解。他坦率指出华莱士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因为宋没有那种中坚力量”。在他看来，宋子文根本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他这样说：
如果说他有什么追随者的话，那就是一小撮胆小怕事的西化的银行家和技术人员。在数以千计的受过美欧教育可以称为现代派的中国人中他们只是很小一部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不关心政治的。宋的美国捧场者中突出的是华莱士。他夸大了这位外长的微不足道的同人俱乐部，把陈诚和薛岳两位相对杰出的将军和其他几个人都包括进去。这些人虽有一些势力，但不是宋的追随者。实际上，像所有他们的同僚们一样，他们都是些投机分子，只会接受那些看来会使他们有利可图的政治建议。
为了把这些会起一定作用的力量团聚在他的周围，宋不得不向他们显示比他实际拥有的更大的实力。如果他能使美国人放心，他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宋得到陈纳德的支持，陈纳德说他是一个现代派，并且吁请罗斯福“对重庆发起彻底的政治改变……”，但是这位外交部长一直未能打动陈纳德的执拗的上司。
因此，史迪威不得不被解职。在这个问题上，委员长和宋子文在1944年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蒋不想再听史迪威在他身边说些带羞辱性的话，而宋则想要一个在“改革”蒋政权中会与他合作的美国人。出于实质上是互相抵触的原因，1944年秋天，蒋宋联合起来达到了使史迪威倒台的目的。（《抓住龙尾》，第365页）
在蒋、宋联手下，史迪威终于被挤走了。不过，在这次政治角斗中，是蒋介石借宋子文之力，还是宋子文借蒋介石之力？他们中间，到底是哪一个最为老谋深算，哪一个是最大的受益者？还真难说得清。
《时代》报道说，1944年10月宋子文回到了中国，他与蒋介石直接发生了冲突。《时代》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在重庆官邸的茶几旁，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因外援太少而训斥了他的内兄。于是两人争吵了起来。有消息说，争论到最后，委员长怒气冲冲地把茶几上的所有茶杯都摔到地上。（《时代》，1944年12月18日）
刚开始读到这一细节时，我还觉得，即使《时代》讲述的这一细节是真实的，那也可能是蒋介石一时的情绪失控所致。可以推测的是，他们私下应该有交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史迪威被召回之后，宋的权力忽然得到了加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焦头烂额之时，在仍然需要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需要在美国援助下走出经济困境之时，不管情愿与否，蒋介石仍不能不指望宋子文的帮助。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在“怒气冲冲”地对宋子文发火之后仅仅一个多月，他就把重要的行政院院长一职，交给了这个他并不十分喜欢的内兄。
宋子文的地位顿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在此情形下，《时代》有理由把他选为封面人物。而对于《时代》的老板卢斯，这一时刻他或许期待已久。
卢斯与宋子文是老朋友了。宋子文早就开始订阅《时代》，三十年代初卢斯到中国访问时，宋子文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与卢斯见面。此次见面，为他们日后的密切交往奠定了基础。如今，当又一次“临危受命”的宋子文被选为封面人物时，偏爱有加的卢斯，显然过于乐观地看待蒋介石的权力调整，对走在峭壁之上的宋子文的能力更是充满信心。
要进行作战并非易事。宋子文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平息中国的内战。上星期，重庆政府和延安共产党之间似乎在酝酿停战。共产党特使周恩来提交了延安方面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最新要求。蒋介石对此依然拒绝接受，他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仍旧坚持必须反对在一个国家中存在另一个武装的国家。但他提出了一个反建议。其细节未透露，而重庆的权威方面人士说，委员长的计划不排除共产党参加政府。果真如此，那倒是一则轰动性的新闻。宋子文说：“如果达不成任何解决办法，那就不是因为政府方面缺乏诚意。”
与此同时，宋子文的任命给中国和中国的朋友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夏秋两季的全部战斗中，中国在衡阳屡战屡败。他们在桂林也吃了败仗。第一次改变连战皆败局面的，是上周在贵州取得的胜利。胜利之途仍像是攀登悬崖峭壁。但只要宋子文再度发挥作用，就该重新相信，中国有朝一日是会渡过困难阶段的。（《时代》，1944年12月18日）
我们无法知道，作为《时代》的老读者，宋于文读到上面这些话时到底在想些什么。国内严峻的经济局势和国共两党的冲突危机暂且不论，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外交部长兼行政院代院长，抗战胜利前夕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使命，正在前面等着他。
雅尔塔、旧金山、莫斯科……关涉战后中国民族利益的一次又一次的国际外交活动，即将在这些地点上演。
宋子文，这个“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如今走到了引人注目的位置。其实，他站在悬崖峭壁之上，举步维艰，如履薄冰了。
三 雅尔塔的夜色
宋子文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后不久，1945年2月4日至11日，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今属乌克兰）的雅尔塔成了世界注目的焦点。英、美、苏三国首脑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聚首此地，就处置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远东问题、联合国问题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战略方针和战后利益划分举行会谈。
所谓远东问题，也即如何促使苏联参加盟国的对日作战。可是，一直在对日作战的中国，这一次却不在会谈现场。
局势演变真是变幻莫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曾一度极力主张把中国纳入“大国”的行列。1943年底举行开罗会议，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首次举行会谈，曾让世人瞩目，这被看作是盟国对中国数年来坚持独立对日作战的回报。仅此而已。时间刚刚过去一年多，中国就被“三大国”冷落在一旁了。
在几个大国看来，随着战局进展，中国战场在此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较量中，已经不再具有关键性作用。在日本1944年发起的强大攻势面前，中国方面节节败退，前线告急，局势岌岌可危。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潜在危机也日益加深，一个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更让他们轻视。他们不相信，中国能够集中军事力量，与日本军队、特别是驻扎在中国东北的百万日本关东军的精锐部队独立作战。
此时，力量对比的天平在向苏联倾斜。大英帝国已经元气大伤；日本军队在太平洋岛屿上进行顽强抵抗，导致美国军队伤亡惨重。在此情况下，英、美两国都希望苏联能够出兵，对日作战，尽快结束战争。为此目的，他们愿意满足苏联提出来的许多条件。这是冷战到来前苏联与英美之间最后的合作。《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这样指出：“在日本遭受两次热核打击突然投降前，美国官方的政策是尽快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这一态度构成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上向斯大林靠拢的基础，并在迟至七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继续影响杜鲁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821页）
时代变了，世界格局变了，但这些大国依然沿袭着以往殖民时代西方列强对待近代中国的傲慢。无论是一直贬低中国的丘吉尔，或者一度重视中国的罗斯福，或者更具帝国谋略的斯大林，他们坐在雅尔塔的会谈桌前谈论缺席的中国的未来命运时，遥望东方的目光却是一样的。
于是，一个牵涉到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在中国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三巨头挥笔签署了——
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定（摘要）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苏、美、英三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一九○四年背信弃义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5页）
从这一秘密协定条款可以看出，苏联得到了它在远东想要的一切。无疑，在雅尔塔会议的桌子旁，最大的赢家是斯大林。
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戴维斯坦率指出：
作为对所要求得到的好处的回报，苏联表示“愿意”和中国国民政府缔结友好联盟条约。应当特别一提的是，丘吉尔认为，协议是美苏之间的一种安排，签字不过是走走形式。
雅尔塔协议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