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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运气有的时候也会拍拍倒楣鬼的肩膀的。
梁嫂对我这么晚了还如期而来有些意外，不过看得出来她还是很高兴的。她赶紧把我让进店里，然后又去取了一个酒杯放在我面前。我盯着那个酒杯愣了一下。梁嫂满含歉意地说：“本来想炒两个菜的，又以为你不来了，就懒得动手。其实现在在纽约也没什么人做普渡了。大家都忙着赚钱，谁还有闲心去等阴间的亲人回来团聚？”我看着第三个酒杯，犹豫了一下问说：“你好像在等另外一个人？”梁嫂点点头。我默然了。
看来运气最后还是作弄了我一下。我知道她等的肯定不是我，这可以从她见到我时惊讶的神情看得出来。我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过客，是一笔生意而已。我告诉梁嫂，因为我筹不到钱，不想结婚了，明天一早我就要回南方去。梁嫂说：“办不成身份也好，也免得花那笔辛苦钱。你看像我这样早就人了美国国籍了，没了盼头，日子过起来反而没意思，不如刚来那阵埋头忙碌，慢慢攒钱有意思。你至少还没走到这一步，还不至于死心。”
我琢磨着梁嫂的话，觉得她有点像是吃好了鸡蛋面说太平的意思。我吞吞吐吐地说，今晚我想跟她呆一夜，做一下真的夫妻间该做的事。梁嫂对我的要求并不觉得意外，但是她说：“今晚不行，我丈夫要回来看我。我正在等他。”我有点不解，说你不是刚和那个沈阳人协议离婚了吗？梁嫂道：“我等的是我的第一个丈夫，我们是真正的结发夫妻。每年的这天晚上，我都要等他回来看我。”
梁嫂盯着蜡烛不说话。我忽然发现桌上那条鱼的身上贴着一小块白纸，中间一个红点。这是我们那里的一个风俗。显然这鱼是为阴间的鬼魂准备的。
我一下子明白她的丈夫在哪里了。今天正是七月十五，故乡的“普渡”，是鬼魂回家探亲的节日。身在异国他乡八年，我差不多已经忘记抬头去看看月亮了，总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东西，多看两眼就有出格偷窥之嫌。平时我更没有什么过节的念头，就连大年初一还要在餐馆里打工。虽然逢年过节的东家也会摆上一桌，与伙计们一起共进晚餐，但心里总不是滋味。过节意味着团圆，然而像我这样的光棍是大可不必去寻什么穷开心的。对我来说，每个月老板把工钱一张张清点给我，然后我再小心翼翼地如数家珍，这就是过节。我觉得只有那一天才是最踏实的，其他事都是可有可无。
梁嫂把第一杯酒洒在地上，然后端起另一杯酒一饮而尽。这是美国的一种烈性杜松子酒，美国佬平时喝的时候要兑其他酒或甜饮料，再放些冰块。只有酒鬼才这样喝法。看来梁嫂是有意要把自己灌醉了。梁嫂一连喝下十四杯酒，同时也往地上倒了十四杯。我想，她的丈夫去世可能已经十四年了。
梁嫂的两颊开始红润起来，脸上的表情也活泼多了。酒精帮助她恢复了青春，她的情感开始发酵了。她的眼睛闪现出了淡淡的光芒。这时我相信年轻时候的她肯定长得很出众。而且我看得出来，在十四年中，她始终没有跨出过往昔岁月的门槛，就像一根青藤似的盘绕虬结在旧时的宅院中。即便身在美国，她还是情愿与破败的记忆长相厮守。记忆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牵扯着她，使她的日子不是涓涓往前流淌，而是以日渐衰老的姿态向后退缩。拼命赚钱在她生活中只是一种摆设。我发现，若隐若现的死亡对于她既是诱惑，又让她感到莫名的恐惧。
我默默喝着酒，听着梁嫂在醉意朦胧中断断续续地说着她的往事。酒精并没有破坏她的记忆，反而催化了她对某些琐碎细节的追诉。她和她丈夫原是同一个镇上的，两人经营着一爿生意还算红火的服装店，攒了一笔在当初看来算是数目可观的钱。十四年前，两人变卖了家中所有的财产，又借了一些钱，与另外十几个人上了一条台湾的渔船，横渡茫茫的太平洋，驶向美国。在海上漂泊时，她丈夫得肺炎死了，尸体被扔下海里。
梁嫂说到后来开始呆笑起来，笑容在昏黄的烛光中显得很凄厉。我有点心惊肉跳了。
她一边喝着酒，泪水从她的笑容上滴落下来。她突然颤悠悠地用手指戳点着我，一杯酒就朝我的脸上泼了过来，怨恨地说道：“你这个死鬼，你还知道回来看我。今年我刚买了套新公寓，怕你认不得路，所以在餐馆等你。你怎么这么晚了才来？你要再不来看我，我真的就要出嫁了。”
午夜时分，我扶着梁嫂出了餐馆，她已经醉得迈不开步了，两条腿如腾云驾雾一般，双眼低迷，右手软塌塌地指向远方。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梁嫂送回她的公寓。
她的公寓很宽敞，但却缺少收拾，内衣裤丢得四处都是，乱得要命。
我把她放到床上，她突然一下子紧紧抱住了我，眼神恍若游丝，呼吸也猛然急促起来。我不知道她是醒着还是醉着。我一把推开了她。
来到大街上，辉煌的夜景把天空涂抹得低沉而又模糊。圆月的亮光显得黯然失色。按照传说，鬼魂每年至少在普渡的夜晚，还可以回家省一趟亲，而我的归乡之旅，却遥遥无期。
第二天，我搭上开向南部的“灰狗”，想念着远方的餐馆。那里的日子沉闷劳累，但很真实，希望就像是在油锅里煎熬着，慢慢捞出来的时候，便成熟了。
王朔：我内心有无限的黑暗和光亮
王 朔 孙甘露
王朔：我自己其实光靠写作也没挣到能活一辈子的钱。1991年以后我也没写什么大东西，也是不愿意重复自己，自己抄自己没劲。觉得要写就写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小说，但又不清楚是什么。大概有十几年一直在写，写出来的都不是那意思，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孙甘露：有同感。
王朔：（笑）时间长了，总有经济压力，总是要挣点小钱维持基本需要，社会多势利呀，我又那么虚荣。又不想太劳心，所以没事去做电视剧、电影策划、编剧什么的，主要从这行业挣钱度日。这一行整体水平确实不高，钱挣着不累。
本来挺浅一池子水，前两年开始往外冒所谓国产商业大片——所谓美元上了千万的，亚洲一线红人到齐的，吊起来打的，宣传忠孝节义的。遭到狂宣，争挂票房红旗，好像中国人忽然会拍电影了，忽然爱看电影了。
其实就我在这行里做看客的感受，以为这种商业大片对本地电影市场是一种严重杀伤。因为这样的片子，一个就差不多把全年国产电影的放映空间占满了。全国目前票房不到十个亿，其中包括二十部外国大片的票房，据中影公司人讲，每年国产片票房百分之九十五就那两三部片子拿。不是说它卖钱有罪，问题是卖到上亿就一定意味着它对影院实行了垄断性放映，至少要在最佳档期放三个月以上。通过行政手段分配档期保证长时间独家放映，比起过去下文件集体买票是一进步。但是，这种梦幻组合造成的市场疯狂，用某小报的兴奋口气说：老百姓又看电影了！能如预想带动整个行业的繁荣么？
中国电影目前年产大概维持在二百部左右，大部分电影根本排不上档期。而且档期要拿钱砸的，要忽悠，拷贝差不多一个一万，全国影院同时上映至少印二百个……小电影三五百万拍的，拷贝费、宣传费都付不起。一个电影要在全国煽得大小城市每只耳朵都听见，基本宣发费用去年问一个兄弟还说五百万够了，转过年就听说一千万、二千万。
大片的成功只是一次性成功。这成功甚至都没人敢说一定延续到其本人的下一部。如果说这几年这几部一巴掌数过来还有富余手指头的大片，对电影市场确实产生了影响，就是在新一轮进场的影视投资公司、国外基金经理什么的新投资人心中打了一针鸡血：投就投大的，全球分账，进主流院线。一千万美元以下的，上房不带剑的，叫人瞧不出咱们从前心里其实挺狠的，不叫电影。
那也符合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特别喜欢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就跟开车堵车似的，其实本来也没走在坑里，就是见不得别人快，旁边多过去一车头，立刻觉得排错队了，掰出去并进来，就瞧他那儿忙跟马路上编筐呢。就造成一个，全国一年只放几部电影。还不如样板戏呢，那还八个呢。特别逗，好像天阴太阳忽然出来了，大家一起指着一帮古代人喊：这是电影。
孙甘露：我十年也去不了几次电影院，我一朋友王佳彦原先在上海影城的，有一回指着我开玩笑：中国电影就是叫你这样人害的，不上电影院。
王朔：其实，原来我觉得电影从业人员还是很坚持青年时代的态度，用台湾跟咱们聊天的话说：一中各表。既反映别人，也反映自己；既反映主旋，又反映边缘，还有个百花齐放的基本态度在这儿。基本上我接触的投资者态度都是无所谓，你拍什么都行只要能通过别让我太糟心。没有谁一口咬定必须什么是电影，什么不是电影。电影成功的标准还有口碑、还有获奖。
孙甘露：具体作品在暗示某种标准。
王朔：这几个片子起了示范作用，只有类型片才是电影，只有高票房才算成功，哪怕满地拣骂呢。
其实算笔账也未必挣钱吧。因为它投入大，国内就这么大盘子，国外全叫没准儿。当然投入也有水分，票房也有水分，特别是新浪上登的特别轰动，鼓掌多少分钟什么的。
我觉得《英雄》应该是挣着钱了，其他的国外卖没卖咱就不知道了，就算都挣着钱了。至少已经造成了全市场投资意向全部转向古装武侠。每个投资者都在聊一个古装武侠，全亚洲明星阵容。
孙甘露：它甚至幻想这是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漂移的可能性或者存在空间，就像武侠或所谓玄幻作品中那些飞来飞去的人。
王朔：要说中国电影媚外，从来没这么媚过。过去说这些人拍电影是为了电影节，但电影节也是要求你多样化。譬如说你拍到第四个，还是你们村，就换伊朗他们村韩国他们村了。还是有一股从没人明说但人人感觉得到的压力逼着所有人都在寻求变化，哪儿没人去过奔哪儿。原来在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就是一个所谓创作，你要保持原创性，你就不能重复。在武侠这类东西正好反过来，它可以说非常模式化。
孙甘露：对，很多东西一模式化就死了，而有意思的是，武侠是靠这个活着的，特滋润。
王朔：它，比如说《英雄》，这个政治严重不正确，我觉得他就是为了打破传统武侠的那种狭隘。他的这个努力是正当的。结果，你不服从它这个模式不行。就像通俗小说似的，你不服从它这个模式，你就是错。观众就会不认，而你又是专冲他们去的。当然，那到后来，创作的多样化就被彻底取消了。
这个情形，我觉得就很像七十年代了。那个时候，通过政治手段，通过示范样板取消多样化。今天也是这样。你看市场多元选择，但大家就追求利益最大化。哪个利益最大化，好么，我们所有模式都按这个来。其实这造成一个特别可笑的结果，谁都知道什么赚钱，谁都拍不成。
孙甘露：金钱是一种超级模式嘛。
王朔：譬如说，你必须有这个三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