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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连我母亲都很感奇怪。
很多年后我还在想，人在顺境时，绝对会“疯”的，那该是父亲的非正常状态。总之，一切机关全打通了，我父亲顺了。我估计，那几张美钞就是在这段时间送出去的，这时候送就对了，我父亲不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感情。
而感情这东西，嘿，谁又能说得清呢？
四
我们一家重新变回穷人，是在父亲入狱的那年秋天，那时我们已从机关大院里搬出来，那是我们住了多年的一户独立小宅院，此外我们还有几处私产：两套商品房，一幢行将封顶的郊区别墅……这些，大概都是房地产商以“明卖暗送”的价格相赠的；我母亲后来虽拿出房契合同，又搬出她已过世的台湾舅舅，以证明财产的合法来源，但房子还是被没收了。
另外还有几张存折，也早于房产之前被冻结了，具体数目我也不是很清楚。
有些事大概真是说不清的。家道的败落非常快，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某种我们今生看不见的东西，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掠走了我父母十多年挣下的家业，十多年啊，那是他们像蚂蚁搬家、像小鸟筑巢一点点辛苦攒下的——怎么不是辛苦的，有我父亲的屈辱为证。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母亲对一切都恨之入骨，她咽不下这口气：这世上的贪官污吏那么多，怎么就偏偏落在许光明身上？后来她得出一个结论，我父亲的入狱，根本原因不在于他经济上的污点，而在于他是官场潜规则的牺牲品。什么是官场潜规则呢，我至今也不甚明白，可是我晓得母亲的意思了：任何圈子都有规则，我父亲的失败，就在于他对规则是太遵循了，他还不能做到游刃有余，能进能出。
规则一定得遵循，我母亲跟我举例说，这就好比打扑克牌，你不遵守规则，这游戏就没法玩，你太守规则，最后的结果就是全盘皆输；我早提醒过他的——我母亲恨道：黄雅明这人不牢靠，迟早会出事，对他差不多就行了；可你爸就是个猪脑子。
我说，爸太看重感情。
我母亲拍掌道：让他看重啊，这下玩完了吧。
不得不说，在对黄雅明的感情问题上，我父母后来一直存在分歧。我母亲以为，为官者最不能讲感情，我父亲的落马就是明证；我父亲以为，感情还是要讲一点的，要不人心怎能平安？无论如何，我父亲的晚年平静而通达，他对一切都服气了；他牢狱八年，很多事情不知翻尸倒骨想了多少遍，他不后悔。
对黄雅明的怀想，成了他出狱以后的一个寄托，他常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又说，我跟他之间，不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鞍前马后的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有点说不下去了，此时他已年近六十，坐在早春的院子里跟我回忆往事，偶尔有一两片树叶的阴影就飘进他的眼睛里，他平静地看着前方，腮帮子一瘪一瘪的。
我坐在他的脚边，不时也抬头看看远天，我想那一刻我看到的定是比远天更辽阔的人心；人活一世，总归要信一些东西的，就比如说感情、理想、精神……都是些空洞的东西，平时未见得有多大用处，可是到最后，它就会来救我们。我突然有些感激涕零，我父亲找到了这个东西，他安心了。
我母亲从不相信这些东西，她活在现世，当灾难来临之际，她不晓得以心灵去消化，而是以血肉之躯去迎接，当然她也不后悔，因为她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当时我奶奶还没死，随我们住进了由一个亲戚腾出来的平房里。这房子位于老城区的一个大杂院里，不足二十平米；因久置不住（主要是放杂物用的），房间里有一股霉馊味。其实我们的境况本不至于此，这房子是我舅舅的；我这个舅舅年轻有为，在父亲的关照下，不到三十岁就升任交警队队长，他本来要接我们一家同住的，或是为我们另租一套房子，但是我母亲抵死拒绝了。
穷人也有穷人的尊严；这时，我母亲的自尊心突然起来了，她一向接济别人，等到有一天由别人来接济，她受不了。我想她一定是疯了，否则就不能解释她为什么要和自己的弟弟计较这个。她把手臂轻轻一挥，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就把我和奶奶带进了赤贫者的行列。搬家的前一天晚上，她领我来清扫房间，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院子的嘈杂破落仍使我不住的唉声叹气。不大的一个院子，挨挨挤挤着十来户人家，昏黄的灯光，旮旯里临时搭建的棚舍，报纸糊贴的窗棂子……这就是我们一家的生活窘境啊。
及至打扫完毕，我母亲站在房子中央，四下里看看，“呼哧呼哧”直喘气，我有理由相信，她的喘气不是劳累所致，而是因为她在生气。造成我们一家衰败的如果是一个人，我想母亲定会找他拚命，她要叫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然而没有这样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一种关系，一团繁杂的我们根本看不见的东西。母亲的仇恨没能及时释放，积郁在身体里化成一股奇怪的力量，这就是激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激情。
那天晚上，我站在破旧的房舍里，身上涌起的也是这股激情。窗外是萧索的秋风秋雨，可是我的身体竟激动得簌簌发抖，我的眼里也因此而饱含泪水。穷他妈的算什么，我连死都不怕，我突然明白母亲为什么要使我们一家三代沦落到这副境地，那就是我们绝不接受别人的救济，要保存身上的这股元气，若不能东山再起，那就留着它跟自己拚命！
可是我奶奶死了，那时我们搬来这大院还不足三个月，离春节也很近了。其实奶奶的死，我和母亲早有防备，只是处在那种疯狂境地，我们实在也顾不上她了。等到一切尘埃落定，父亲也进去了，家也没了，回头再看奶奶，她差不多已经奄奄一息了。自从儿子出事那天起，老人家就卧床不起，也没什么大病，就是咳嗽得厉害，上气不接下气。有一次我要领她去医院，她冷漠地看我一眼，吧嗒了一下眼睛，意思是拒绝了。我不理她，径自把她从床上架起来，她把手臂陡地一缩，于我是绵软，于她是攒了一身力气的；我站在一旁呆了呆，知道老人家是在等死。
我去药店买来一些药，她从前一直是吃药的，自从儿子出事，她就拒绝吃药；我亦知道，老人家现在只求一死。
在我们搬来寒舍的那天晚上，她破例没有躺到床上去，而是坐在椅子上，双手扶着膝盖，那样的端庄肃穆，仿佛有个照相机镜头对准她一样。我趴在她的膝盖上淌眼泪；她是小脚，穿旧式的绒衣绒裤，她把手搭在我脸上，一双很老的手，麻皮挲挲的，然而有温度。我不由得浑身一凛，抬头看了她一眼，也未看出什么异常来，却有一种奇怪的人之将亡、大祸临头之感。
在我们的身后，母亲站在椅子上，往墙上砸钉子，挂挂钟。母亲跳下椅子，端详了一下挂钟，便双臂一抱，低下头只管自己踱步了。
有那么一瞬间，我们祖孙三代都往墙上看，我一生中恐怕再也不会经历那样清晰明净的时刻，这世界是冷静的，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地走着，它是没有生命的。屋子里的三个女人，虽然身处绝境，那一刻她们也是平静的，也不疼也不痒，她们是平静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奶奶始终保持着这份庄重平静；在我和母亲呼天抢地之时，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她甚至不和我们说话，因为儿媳孙女根本不在她眼里，她心心念念的只是儿子，可是她也很少提及儿子，她只是把他放在心里，脸上呈现出一股决绝的表情……我想她是恨的，她也认命，她一生信佛，可是佛最后却不帮她的儿子，这真是讽刺。
什么叫“哀莫大于心死”，我是从奶奶身上得到了验证。一个真正悲哀的人，就应该像奶奶这样子的，相比之下，我和母亲应感到羞愧，因为我们还晓得啼哭，悲哀就这样被哭没了，只有奶奶在承受，当有一天她承受不起了，她就死了。
很多年后我还在想，母子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男女关系，那是一种可以致命的关系，深究起来，这关系的幽远深重是能叫人窒息的；相比之下，父女之间远不及这等情谊，夫妻就更别提了。
我奶奶死在那天中午，母亲一阵慌乱，后来便抚尸大哭。看样子，这一次她是真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从父亲出事，母亲的情绪便极端不稳，哭哭笑笑那是常有的事，我不是说她疯了，以她的承受能力，她还不至于此，她只是需要排遣。我举个例子，父亲的案子刚判下来的时候，她也假模假式地哭过一次，说是判重了；可是我想，她私下里没准感激涕零，因为父亲没死。那时我们一家的底线已迅速越过人界，滑向畜类：那就是不求富贵，只要活着。
婆婆之死，能让一个媳妇哭成这样，起先我觉得不可思议；老实说，我们许家这对婆媳处得也就那么回事，可是那天晌午，母亲跪在奶奶身边，哭一回就抬头看看屋脊，偶尔也会狗抖毛似地浑身一凛；我也抬头看屋脊，慢慢的便也觉得周遭确有一股肃杀之气，令我想到“灭顶之灾”这一类的词。我后来想，母亲哭的不是奶奶，她是在哭我们的处境，哭我们一家的灾难。
我之所以不惜浓墨重彩来描述奶奶之死，实在因为它是我们衰落过程中唯一有点“悲剧意味”的事：清寒的屋子里，一具尸体；冬天的阳光突然跳进门洞里来了，风一吹，像个小狗一样在那里调皮翻滚；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女人；一个少女静静地睁着眼睛；邻居们跑进屋子里来了，影子像风浪一涌一涌的……“悲剧”到我这里，突然变得非常安静了，几乎很少触及感情；悲剧也还是“正大”的，但看奶奶的面容，那样的平静，堪称“正大仙容”。
后来我索性屈膝抱腿，坐到地上来了。我一生中所能体会到的“不幸”全在这里了：死亡，贫困，居无定所，牢狱之灾……我把这些放在脑子里过滤了一下，心里出奇的镇定。我无需再怕什么了，我们已经降到底了，我们不会再失去什么了。此时，幸福这个概念在我心中再次隐隐出现，我不是说，一个人遭遇不幸，他就是幸福的；我只是说，此时我非常的安心。
我这一生经历过“富贵”（我母亲的词汇），也遭遇过真正的贫寒，我在这里将以自己的亲历作证：世上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富裕，以及对富裕的牵挂担忧。贫穷这东西没什么好说的，外人看着总归觉得撕心裂肺，其实当真身处其中，也照样安之若素，因为包容它的是阔朗的人的心灵，那就好比一粒石子砸向水中，哪怕掀起冲天巨浪，可是石子最终会沉入水底，湖面照样恢复平静。
我要说的正是人心，有了这个在，“悲剧”这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人心把什么都化解了。我原担心母亲，她心气旺盛，在经历了一番安富尊荣之后，是否还能回头过安贫乐道的日子？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贫富的转换过程中，她比我快多了。
我还记得为父亲奔波游走的那些日子；那天晚上，我和母亲从潘伯伯家走出来，走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又都回过头去看。潘家的宅子位于市中心，是一幢仿古的两层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