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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一次。如果双方都看着满意，彼此再分开也就放心。
钟庆东这个时候在部队团政治部的宣传科里做事。他在新兵连呆了三个月，然后就来到这里。在部队里，他没想到高中学历几乎是最高的学历（他有时候好笑地想，自己比别的高中学历还要高一点，因为他在高三多念了一年），更重要的，他的美术专长让他找到了用武之地，团领导很赏识他，很快调他来政治部搞宣传，写写画画，兼放幻灯和电影。老实讲，钟庆东在部队近一年来，没有吃过什么苦，整天摇摇晃晃，算是逍遥。
母亲的来信给他这种惯性的自由点了一脚刹车。钟庆东仔细想了三天，他最初想的不是回不回去的问题，而是母亲怎么会给他来这么一封信的问题。在他看来，一个男人找对象还要别人介绍，这算是一个无能的体现。起码是，他成了介绍人进行类似“人道主义援助”的目标之一，那不是弱者是什么。
婚姻不管怎么说也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当事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主动还是被动，去争取还是被施舍，决定着他的人生有没有成就感。如果今天介绍给他的这位甲姑娘，婚后觉得还不错，那么他会想，如果当初给我介绍了乙姑娘呢，大概也会不错吧？如果介绍了丙姑娘、丁姑娘呢？也许都会不错……人生的沮丧感由此就会产生，因为那种爱情是随机的，不是他所把握和追求到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欣慰的。母亲给他的来信中，并没有夹带对方的照片，这就不能不让钟庆东接下来产生另一个想法。一个好的姑娘，钟庆东想，好姑娘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不知道。这种无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他的好奇，而好奇往往是对一个人具有驱使的力量的。事实上，钟庆东当兵近一年来也常常感到寂寞和单调，他还是身处业余生活相对宽松的机关宣传科里呢，下到连队更不知道会怎样。钟庆东算了一下自己的年龄，二十岁。二十岁的时候，有人要送给他一个姑娘。这意味着他可以拥有她，同时，也被她拥有。钟庆东想，也许我真的应该回去见一见她，哪怕见了之后拒绝她，那也不失为一种礼貌，那也比人家发出了约请而自己充耳不闻、漠不关心显得要好。
钟庆东见到那位姑娘是在一天下午。部队给了他一周的探亲假。两个人见面的地点一点都不浪漫，是在女方工厂的医务室里。原来那位介绍人就是工厂医务室里的女大夫，她见到钟庆东在母亲的陪伴下来了，笑着出屋说：“你等着啊。”就转身去喊人了。过了一会儿，钟庆东见到那个印着红十字的白色门帘一挑，走进来一个穿工作服的姑娘，手里还端着一个刚刚摘下来的黄色安全帽。如果不是那位女大夫一边拽着母亲往门外退一边说：“你俩慢慢聊啊。”钟庆东就以为她是伤了手指还是什么碰巧进来包扎的工人呢。她怎么连衣服都不换一下，钟庆东想，未免也太不拘小节了吧？他刚想客气地向对方说“坐吧”，那位姑娘就已经伸手向他示意道：“你坐吧。”也许她觉得钟庆东在这里才是客人呢。两个人同时坐成了对面。坐下来也没什么话说，钟庆东只感觉她身材有点文弱，相貌也说不出哪里有一点特别。好像是颧骨，线条应该再圆润一点，鼻梁也应该再挺一点，不过就这样倒也并不难看。钟庆东脸稍微有点红，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柯清。你呢？”
钟庆东没太听懂她的名字，或者是没太听清。他感觉这是她的名字太短了的缘故，来不及记。但他又不好意思再问，那就真正让人家觉得他对这次见面毫不在意。他说：“我叫钟庆东。”
“噢，我念高中的时候邻班有一位男同学和你名字相同，”对方歪了一下头看了钟庆东一眼，“可是不是你啊？”
“是么？你念的什么学校？”
对方说出了一座学校的名字，那是钟庆东完全陌生的一座学校。对方还在讲着学校里的事，钟庆东稍稍有点走神，是的，他不愿回忆高中生活。好在，对方也没有就此话题谈论太多，她在提及哪一年高中毕业的时候，钟庆东得到了一个讯息，那就是她至少比自己大两岁。
钟庆东知道母亲和那个女大夫并没有走远，她们也许就在门外倾听。钟庆东一时间没什么话说。他看了对面的她一眼，然后把头扭向窗外，试验自己能不能马上记住她的面容，他的眼前一片模糊，只有窗外的槐树叶子的真实景象。他又看了她一眼，把目光转向墙壁，那里依然浮现不出她的哪怕半点面容。她一点都不漂亮，钟庆东想，这样的姑娘你走在大街上迎面随便碰上的一个就是，擦肩而过之后你绝不会再想起她。但是，她也并不令人讨厌，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吸引钟庆东的地方。也许是她的比较坦直、善良的目光，也许是她身上劳动服散发的电焊工特有的乙炔和焊药的气味，也许是暗中知道她比自己大两岁所带来的心理上认同对方成熟的一种依赖。钟庆东那时候还不能明确知道，也许恰恰是某种蛰伏已久的朦胧的性的需求，使他无法做出第一次见面就立刻背她而去的决断。
“我们能出去走走么？”钟庆东问。
“行啊，等我去跟班长请一下假。”
钟庆东去工厂的大门口等她。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他看见她穿了一身白色连衣裙走出来。她有些不好意思，那倒不是因为她看出了钟庆东觉得她比刚才好看而不好意思，她说：“我刚才不知道是你来了。王姨喊我的时候只说到医务室有点事，她没说是你来了。”
也就是说，如果知道是他来了，那她一定不会穿着那套灰不溜秋的劳动服去见他的。
钟庆东想，这倒是一个挺细心和善解人意的姑娘。
两个人在工厂后墙外的栽满了杨树的小道上漫步。有几只麻雀像落叶从地面刮起来那样飞向天空。钟庆东想，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于是他问：“你的名字的那两个字——是哪两个字？”
“柯棣华的柯，清水的清。”
她竟然知道柯棣华。钟庆东在她说完后禁不住看了她一眼。虽然，知道柯棣华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是，在钟庆东的心灵中，这仿佛是一个酷爱温暖的人哪怕见到了一张白纸，也要被它散发的虚假的微光所吸引一样，认为这是一件何其难得的事。它代表着跟知识的某些联系。是的，一个人并不是考上大学才证明他有知识，这正如一个有知识的人未必都称得上知识分子是一个道理。
两个人边走边聊，不觉已渐近黄昏。临分手的时候，钟庆东的心漾满了暖意。通过他们半个下午的聊天，他明白眼前的姑娘原来对他的事先了解，比他对她的要多得多，那大概是通过他母亲的那位同事王姨的介绍获取的。还在他当初为收到母亲的来信而无所适从时，她就甚至已经看了他的照片不止两遍三遍了，包括他的那些积攒在家里的美术习作。是的，他们刚才就这个话题谈过了，看得出她对美术并不深感陌生。相比之下，钟庆东对她的了解可就少得多了，但是现在不了。钟庆东和她说“再见”并且相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之后离开的时候，他想起了关于“好姑娘”的那句话。他想，好姑娘，那也许是的。
钟庆东在一周时间的探亲假里，和柯清一共见了三次面。最后一次他们看电影，在县城的那座电影院。钟庆东自始至终看得一塌糊涂。他从一坐下来就开始嗅到一股子墨水和算草本的气味，接着是课桌椅子的朽木味儿，然后就看到那阴暗中的观众后脑勺有他朦胧熟悉的转过去的面孔，他开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一下子想到了学校，想到了他们包场看电影的经历，继而一下子想到了罗小云。
是的，罗小云。也是在这里。也是坐在他的左边。只不过时间是三年前，还有，人换了一个。钟庆东感觉他不是在看电影，那种与现实隔离的东西，原来他也参与其中，进行着身不由己梦一样的表演。三年来，他一直觉得无形中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现在他明白那不是别人的，正是自己的。他还是忘不掉罗小云。似乎是为了掩饰自己，也有一点是为了正像有的人处在某种情境中掐一下自己看看是梦中还是怎么回事——他不太相信——他就用手去揽了身边的柯清的胳膊一下。柯清的胳膊就安顺地伏在他的怀里，面庞也微微靠向他的肩头。
钟庆东努力规避着自己不去多想，当柯清的身体轻轻依偎他的时候，他所感受的只是一个陌生的异性身体带给他的陌生体验，它们之间存在对话与交流。这是钟庆东不曾有过的，他对它充满了无奈和臣服，他甚至能够听到身体某处局部发出的一点叹息。电影散场后，钟庆东和柯清来到她工厂的一个工具间，那里面杂乱无比，狭小逼仄，各种线条坚硬、外形奇特的生产工具堆积得到处都是，它们昭示的仿佛不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的理性主义，而恰恰隐喻了嚣张和放纵。钟庆东当时想，太锐利了，太锐利了，它们需要柔软的东西来铺垫和调节。
直到他嗅到了地面上某种庄稼或植物的气息。柯清在他身底下小声问他：“好了吗？”他觉得那种声音混和着暧昧的月光像是由野外发出。“好了。”他说，他才想到应该把柯清从地面上扶起来。
钟庆东第二天坐火车回到了部队。差不多过了三天，他就收到了柯清的来信。看样子信是从钟庆东上火车的那一刻就同时从邮筒里发出的。信上没写什么事，无非只是说一些旅途是否顺利的问候的话。钟庆东现在身处千里之外接到柯清的信，感觉就像清晨隔着一条大河看着远处的雾一样，他怀疑如果不是柯清写来了信，那他是否会慢慢忘记了她。倒是她的字迹，写在纸上，很清晰，而且也很娟秀，钟庆东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情书了吧？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收到的异性的情书。既然如此，他还没有尝试过给异性写情书的滋味，那么他不妨给自己的情感一个交待，看看如何使笔下生花、纸上流云，看它们铺排而去，怎样使虚妄的东西变成现实。
钟庆东与柯清的情书互递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一般来讲，他们每周能通一封信。也有的时候是两封，那是在不等对方回信的夹当，紧接着又写了一封。钟庆东每次收到柯清的来信，看到信封右上角那枚固定的淡灰色的“北京民居”普通邮票时，内心就会感到隐隐的愧怍。不管怎么说，钟庆东写信时用的是“义务兵免费信件”的三角形邮戳，而柯清却要为此自己掏钱，他感觉欠了人家。不过，这种想法随后就被另一种微妙的感觉替代了，哪怕是柯清如此微小的经济上的付出，也让钟庆东感到了置身爱情中那种隐秘的自尊和难以言说的快乐，也许，爱情从来就不会是纯精神上的一种人类活动。钟庆东与柯清的通信持续了三个月，这之后，他被团里指令到省城出差了一次。回来后，他收到柯清的来信，信上说，她怀孕了。
没想到一次短暂而虚妄的欢愉会给他带来这么真实而尴尬的后果。好在，钟庆东脑海里掠过一个奇怪的字眼，好在他那天晚上并不是强奸。心里稍感宽定之后，他给柯清写了一封回信，信中以极其委婉的语气表明他极其明了的思想：尽快到医院去做她应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