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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的孙梅英在上海滩出名了。她最为高兴的是，从此经常有人邀请她打球，而且进私人乒乓房也不用买门票了！
曾为中国的“乒乓强国”地位苦苦拼搏
解放后，高中毕业的孙梅英，成了上海外文书店经理的秘书。她是一员“武将”，性子急，脾气躁，干不好那抄抄写写的事，坐不稳办公室的椅子。没多久，她还是打乒乓去了。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头一回乒乓球比赛大会在北京举行。孙梅英背着被子去北京（那时要自带铺盖），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里。比赛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举行，门票五分，观众大约千把人。孙梅英大刀阔斧，横扫诸将，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是香港选手姜永宁。孙梅英跟他一起登台领奖，结识了，竟谈起恋爱来。后来她和他结成了一对“乒乓夫妇”、“冠军夫妇”。
在一九五五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姜永宁又一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孙梅英再度成为全国女子单打冠军。
这对“乒乓夫妇”，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跻身于国际比赛。
孙梅英记得，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师，是在一九五三年，前往罗马尼亚参加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初出茅庐的孙梅英，一举击败了世界第二名女子选手黛安妮露，引起了国际乒坛的注意。不过，如孙梅英所说：“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女儿，父母过于宠爱，我的脾气变得很坏。打球时，胜了没什么，输了就发脾气。越发脾气，打得越糟……”她一受挫折，在第二十届世乒赛上便打得不好。结果，中国女子队只被评为二级第三，男队被评为一级第十。
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最初的地位。
一步又一步，中国乒乓球队在艰难地前进。
一九五六年，中国选手第二次参加世乒赛，女队进入一级第十一名，男队为一级第六名。
一九五七年，中国女队跃入一级第三名，男队升为一级第四名。
终于，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容国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而中国男、女队均被评为一级第三。
中国乒乓球队士气大振，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及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男队成为一级第一名，女队成为一级第二名，从此确立了中国“乒乓强国”的地位。在这一次次苦战中，孙梅英一直是中国女队的主力队员，劳苦功高。
从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后，三十二岁的孙梅英退出运动员行列，担任中国乒乓女队教练。
一九六三年初，离第二十七届世乒赛只有四个月了，领导上突然给孙梅英出了个大难题：要她披挂上阵，参加二十六届世乒赛！这时的孙梅英已经三十四岁了，当了一年半教练之后已经明显发胖，怎能重上战场？可是，当时中国乒乓女队形势严峻，主力韩玉珍在日本自伤，闹得沸沸扬扬，被开除党籍，无法上阵；另一主力丘钟惠身体状态不好，一时间又找不到能够挑大梁的新手。考虑再三，领导只得决定起用老将孙梅英。
孙梅英意识到责无旁贷，马上投入紧张的训练。短短两个、来月，她的体重一下子从六十多公斤降到五十多公斤。曾经受过两次伤的她，脚痛不已，咬着牙坚持下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届世乒赛在捷克希拉格举行。孙梅英夺得世界女子单打第三名（中国女队在这次世乒赛上的最高名次），并作为女队主力，和队友一起夺得女子团体第三名。今日的中国乒乓女选手们到了二十四五岁便挂拍退役，而当年孙梅英以三十四岁“高龄”上阵拼搏，为国争光，确实难能可贵。
毕竟上了年纪，回国之后，孙梅英退役，仍任中国乒乓女队主教练。
在“文革”中家破人亡，受尽磨难
“五·一六”对于中国人民是灾难的日子，因为“文革”便是一九六六年的这一天正式发动的。对于孙梅英来说，这一无意味着双倍的灾难——她的丈夫姜永宁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自杀身亡！
姜永宁向来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可是在“文革”中，却被打成“香港特务”！
据孙梅英回忆：姜永宁原是广东番禹县人，父亲是中医。
姜永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死去。母亲到香港，嫁给一个木匠。姜永宁和哥哥在香港跟随母亲生活，很穷，到码头拾煤碴。七八岁时，姜永宁到一家咸鱼铺里做童工，给老板扫地、倒痰盂。他喜欢打乒乓球，越打越好。后来香港《星岛日报》社看中了他，每月给他三百港市，名义上做杂务，实际上让他作为《星岛日报》的职工去打球。一九五二年，姜永宁回国参加比赛，得了全国冠军，组织上劝他留下来。虽然他在内地的工资只及香港的一半，但是他还是愉快地听从了组织上的意见，留了下来，愿为新中国争光。
在姜永宁回国之后，香港乒乓运动员容国团、教练傅其芳也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三人为中国乒乓运动的发展立下了大功。可是，在“文革”中，他们三人都被诬为“香港特务”，甚至是从香港来的“日本特务”！
第一个被造反派逼死的是傅其芳，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上吊自杀。
接着，姜永宁在五月十日被隔离审查，遭到严刑拷打，十六日便含冤自杀。当时，姜永宁是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离世时，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紧接着，六月二十日，容国团吊死于龙潭湖一棵树上。
在短短两个月中，中国连失三员乒乓名将！
丈夫姜永宁的屈死，使爽朗活跃的孙梅英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受牵连，也遭隔离审查。炎夏的一个夜晚，四个打手上楼，进入隔离室，要给孙梅英一点“颜色”看看。一见势头不对，孙梅英一闪身，逃出隔离室，飞一般冲下楼梯，连拖鞋掉了也不顾。打手们紧追，孙梅英幸亏是运动员出身，动作迅速，反应敏捷，赤脚奔下了五楼，跑进四楼足球队宿舍。几位教练挺身而出保护了她，才使她躲过了一顿毒打……孙梅英“靠边站”了。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中国乒乓运动事业蒙受空前浩劫。中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的第二十九届、三十届世乒赛，一个个奖杯落到了外国乒乓球队手中。中国乒乓球队球艺也荒疏了。
一九七零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乒乓球队务必参加翌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负责人时，问起来：“孙梅英呢？孙梅英怎么样啦？”
周恩来总理一次又一次关心着她
在北京孙梅英家中，我见到墙上挂着她和周恩来的合影。我问她见过周总理多少次，她说数不清楚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倾注着周总理的多少心血呵！孙梅英说，那时候：只要领导上通知“今天不要外出”，就知道准是周总理接见乒乓球队，大家便高高兴兴地换好衣服等待着……孙梅英回忆道，每逢世乒赛举行之际，总理随身所带的公文皮包便从一个增加到两个。一个皮包放中央文件，另一个皮包放世乒赛次序册等资料。他关注着比赛进程，不断在次序册上做记号，谁胜谁负他随时了解，一清二楚。周总理不仅能叫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队员、教练们的名字，而且能说得出是哪、里人，打球的特点等等。周总理有空，还和队员们打乒乓球，只是他的右臂受过伤，无法抽杀，往往只是来回推挡，但打得津津有味。
周总理曾几次请中国乒乓球队上他家吃饭。每一回，都是四菜一汤。去的时候，要带粮票，邓大姐说：“恩来和我请大家吃饭，钱我们出，粮票我们没办法，只好请你们自带……”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在六十年代初，松崎君代是日本女队主力，曾获二十七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周总理两次设家宴请松崎，都要孙梅英作陪。周总理指着一盆霉干莱烧肉对孙梅芙说：“你老家宁波，这是你的家乡菜，快吃！”说着，就夹菜给孙梅英。周总理得知松崎回国后要结婚，给她送了两块被面、两瓶茅台酒。松崎曾对孙梅英说：“你们的周总理不光是中国总理，他是‘世界总理’，什么事都想得那样周到！”直到周总理去世之后，松崎还舍不得喝掉周总理送的两瓶茅台酒，一直陈列在客厅玻璃柜里。她总是向来客介绍说：“这是我结婚时，中国总理送的！”
孙梅英记得，一九五九年四月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通知中国乒乓球队到中南海举行表演赛。表演赛在中南海小饭厅里举行。
那天，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来观看。夜深，毛泽东主席处理好公务，也来了。
那时，正值孙梅英和叶佩琼在打表演赛，见毛主席来了，打得更精彩了。打完球，毛泽东握着孙梅英的手说：“你打得很好！”
表演赛进行到凌晨两点半才结束，队员们跟中央首长合影。不久，《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张照片。
一九六二年九月，当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秦皇岛举行时，中国乒乓球队也去举行表演赛。毛、刘、朱、周都来观看。那时，孙梅英作为女队教练，坐在刘少奇身旁，给他解说。刘少奇很仔细地看比赛，并同孙梅英交谈……孙梅英说，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是与中共中央领导的关心鼓励分不开的。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真可谓关怀备至。
一九七零年，在孙梅英最困难的时刻，是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有人对周恩来总理说：“孙梅英有问题。”
周恩来总理马上反问：“孙梅英会有什么问题？”
这时，仍有人坚持要孙梅英继续“靠边”，周总理一连三次问及孙梅英，那些人才不得不让孙梅英出来工作。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时，尽管孙梅英被人安排在后排，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他说：“孙梅英，你坐到前面来！”
孙梅英走到了前面，周恩来握着她的手：“你好吗？”
孙梅英立即问候：“总理好！”
周恩来总理知道她处境不好，提高了声音说：“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对我说。”
显然，周恩来总理是想让在场的国家体委负责人听一听。
孙梅英不愿给周恩来总理添麻烦，答道：“没有困难！”
她，硬是咽下了苦水……
总理似乎看出孙梅英没有说出心里的话。
三个月后，伊朗国王妹妹访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宴会时，又邀孙梅英参加。
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问她有没有困难，她还是摇头。
周恩来总理在敬酒时，走到孙梅英面前说：“我敬你一杯！”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不久，孙梅英总算出任青年乒乓球队总教练，致力于培养乒乓新苗。她浑身的力气总算有处使了。
孙梅英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是一位出色的教练，一九七六年六月，她被调回中国乒乓球队，出任女队主教练。
经验丰富的孙梅英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