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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道，这好像是小小的“个体户”，跟国营大公司竞争。
可是，你们的邪个体户，用上海人的话来说，是“夫妻店”，居然打败了中国乒乓球队这“国营大公司”！何智丽也笑着说，那天比赛，小山一直在场外当我的教练，从头做到尾。我们真的成了“夫妻店”。可是，小山只是个乒乓业余爱好者，他的本职是工程师，怎么能与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们比。我主要是得益于在中国受到的培养。我当年除了受到启蒙教练的热心培养外，主要是乒乓名将、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前教练孙梅英的培养。她一心一意地教我。我一直说孙梅英是我的恩师。不过，孙梅英并不是国家体委派给我的教练，她当时已经退下来，是她自告奋勇来教我的。
叶：你在日本每天练球几个小时？
何：四五个小时。大部分在下午练，晚上不练，早晨有时也练。在池田银行的俱乐部里练。日本跟中国不同，在日本练球，你得自己花钱，所以要靠银行支持。
在中国国家队，根本就不存在运动员自己花钱练球的问题。
叶：你是否研究中国乒乓球队的战略、战术？
何：有时看一点录像，反正是我一个人在琢磨。我是孤军作战。
叶：那天比赛之前，你对自己的估计怎样？
何智丽说，我相信自己肯定能够赢。陈静、乔红、邓亚萍三个人都是高手，我对她们三个人都作了准备。
何智丽对三位对手作了分析。她说，她们三人各有特点：陈静是“左手生胶”，乔红是“两面反胶”，邓亚萍是“长胶怪板”，都是很难打的。球板的性能不一样，打法不一样，你就得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付。所以，打她们三个，要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能战胜这样三位不同打法的对手，你的技术必须全面。
何智丽说，我坚信一条，我的基础比她们好。这几年她们参加比赛比我多，临场经验丰富。我倒底是六年没有参加了，现场的熟练感不如她们。我以为，我就是要靠基本功、靠技术赢她们。我以前的技术一直没有丢。我用的是弧圈球，是属于欧洲型风格的。我的打法全面。再加上我是憋着一口气打的，所以我也就越打越猛。
何智丽逐一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何智丽这样谈起陈静：
“在这三个人之中，我最重视的是陈静。只有胜了陈静之后，我才能进入前四名，然后才是冠亚军赛。
我进入前八名，第一个遇上的就是陈静。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跟陈静打了几十次，没有输过一次。离开国家队以后，我几年没有打球了。后来我跟陈静交手，输了她两三次。所以，我很重视和陈静的比赛。
“对于乔红和邓亚萍，我并不太在意，虽然乔红比我小五岁，邓亚萍比我小九岁。”
接着，何智丽说起邓亚萍：
“我是准备以三比零赢她的。”
过去我在中国国家队，跟邓亚萍打过一次，赢了她。这一回我们是第二次交锋。从球艺来说，我比当年拿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时要好。外界也是这么评论的。
我是八十年代的冠军，现在打的是九十年代的球，技术上不进步是不行的。
我这个八十年代的冠军，能够打败九十年代的冠军，说明我在九十年代也能站住脚。这一回，打的是亚运会乒乓赛，实际上是世界级的，因为对手是奥运会冠军和世乒赛冠军，这三个人代表着九十年代世界最高水平。
正因为这样，决赛的那一天，两千元一张的门票，全部售光，这是空前的。
我的公公、婆婆，也都赶来观看。可是，男子决赛，就没有多少人看。
在亚运会上，中国从来没有丢过女单冠军金牌。这一回，我拿了女单金牌。
打球，是应该换换脸。不要老是一个人拿冠军。”
我说，十月十三日，是你历史性的一天。一天打三场，体力怎么样？
何智丽说：
“我的体力可以。打赢之后，我们家的祝贺电话、电报多得不得了，美国的记者甚至从美国赶来采访我。因为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冠军——我已经结婚，三十岁了，居然打败了两个奥运会冠军。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三十岁的乒乓球冠军。
发行量达八百万份的日本《朝日新闻》，评选一九九四年度最佳运动员，我是六个中的一个。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授奖。
“日本共同社告诉我，他们所评的一九九四年关于中国的十大新闻中，我在亚运会打败邓亚萍，被列为第九条。”
我问：“在你战胜邓亚萍时，邓亚萍哭了，你也哭了。邓亚萍输了球，心中很难过，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为什么在胜利时哭了？对于你的哭，中国报刊有好多解释。你自己说，你为什么哭？”
何智丽答道：
“当时我非常激动，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
一是我的胜利来之不易。六年哪！为了这天的胜利，我足足拼搏了六年！
二是能够打败邓亚萍，太令我兴奋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样，捧得不得了。她太傲气了。她对记者说，我和何智丽不是一个时代的。确实，我是以前的老冠军，我拿世界冠军时，你连坐板凳的资格都还没有呢。你九十年代的冠军输给八十年代的冠军，你丢脸。这一回，邓亚萍输了，这才终于说，我一定要努力，不然打不过何智丽。
“三是我的恩师孙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这一重大胜利。我伤心。她在一九九三年还到日本，教了我三个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又问：“十月二十八日，《北京青年报》提到了庄则栋曾帮助了你。”
何智丽说：
“庄则栋没有做过我的教练。他来日本时，到我俱乐部来，玩了一天。
去年，陈静得了第二名，中国报纸也说是庄则栋教的；庄则栋倒是真的教过陈静。
不过，谁赢了，就说是庄则栋教的，既然庄则栋那么有本事，他又在北京，为什么不叫庄则栋到中国乒乓球队当教练呢？
所以，输了就是输了，何必把庄则栋搬出来？
“当然，我是很尊敬庄则栋的。他的球艺是很高明的。他见多识广，富有经验。”
我说：“我以为，庄则栋所说的富有哲理的话，是对你这次胜利的最好概括：
‘记住，一个人受到的打击越大，发出的光辉也就越灿烂。’”何智丽答道：“是的，庄则栋是这么对我说的。在我获胜之后，他在电话里对我这样说。他的话根深刻，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中国女儿情，日本媳妇心”
见面时，何智丽拿出一本“老先生”剪贴的剪报集给我看。“老先生”是指她父亲何铭馨。父亲在上海把中国各报关于她的种种反映，剪贴在本子上。遵她之嘱，我也给她带去一批关于她的剪报。所以，她对中国报刊上的各种反映一清二楚。
我们就从中国报刊的纷纷议论说起……何智丽显得有些激动。平日言语不多的小山英之先生，也难以抑制不平之情，诉说着自己的看法。
何智丽很直率地说，中国报刊的评论，日本报纸迅速加以转载，在日本引起很大震动。日本人很难理解说我是“背叛”、“汉奸”、“罪人”，是“吴三桂”，是“卖国贼”。
尤其是中日两国之间有过一段曲折的历史，一九九五年又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所以“汉奸”这类话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极为敏感的。
何智丽真诚地说：
“虽然我加入日本籍，但我是从中国出去的。我的身份是双重的，我是‘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所以，我拿了冠军，既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日本的骄傲，是双重的骄傲，双重的胜利。
“不能那么狭隘地看问题。爱国主义不能太狭义。眼光不能太短浅。不管是谁写，不论是大报、小报，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报纸。现在是信息社会，这边报纸一登，即便是小报，信息也马上传到了日本。本来，骂我个人一句倒也无所谓。我现在加入日本籍。这就牵涉到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了，不只是个人的事情。”
她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们，都为我高兴。他们非常支持我。留学生的报纸，对我没有一句坏话，都热烈地为我祝贺。因为我毕竟是来自中国，来自上海。我这次夺冠，表明中国人也能在国外创业。他们没有当我是外国人。
她又说，就日本而言，已经多年没有拿亚运会乒乓冠军了。我去了，就拿了冠军，而我来自中国。这本身就表明，我的胜利，也给中国带来了荣誉。
她强调说，我到今天的地步，是有一段历史的。我是从中国出去的，我不会忘记上海的培养，中国的培养。我没有“数典忘祖”。打球是靠自己的本事。你有本事，你就能拿冠军。这是“硬碰硬”的。要有大将风度。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亚运会的上百块金牌，我这一块是最特殊的一块。
她说，有些中国报纸很无聊。有一家中国报纸甚至说，我在跟乔红半决赛减骂她“小赤佬”。其实，我从小到现在，从不说“小赤佬”之类的骂人的话。我以为，这些报纸对我不友好，主要是不了解我所说的，我的胜利是中日两国的胜利。我想，他们慢慢地会理解我的。
她又说，我也不同意所谓“海外兵团”的提法。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所产生的可喜现象。大批的中国乒乓球教练和退役的运动员，能够来到世界各国，如果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能做得到吗？
这些中国教练和运动员来到国外，使世界各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是大好事嘛。不然，怎么解释中国请施拉普纳当中国足球队教练？怎么解释上海足球队到俄罗斯去招募队员？怎么解释中国请那么多外国专家帮助建设？怎么解释杨振宁、李政道以美籍华人身份去领取诺贝尔奖金？难道杨振宁、李政道也是“汉奸”、“吴三桂”、“卖国贼”？难道那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也都是“汉奸”？所以，不能那么狭隘地去看问题。
这时，小山英之十分真诚又十分动情地对我说：“我很爱中国。那些不友好的文章，影响极坏。在日本，如果这样写的话，可以告到法院的，起码要赔几千万日元的。这是有法可依的。
这些文章对中日两国都没有好处。这些文章其实是在丢中国人的脸。何必骂人呢？还是把功夫用在比赛上。”
我知道，小山英之的父亲是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他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所以，小山一家都热爱中国。小山家迎娶何智丽这样的中国媳妇，本来就是为了架起一座中日友好之桥。
小山说，爸爸最近也来中国，昨天从南京来电话，江苏省省长、副省长都为何智丽夺冠，向他表示祝贺。中国官员的这种友好表示，使我们一家都很高兴。
小山还对我说，在何智丽夺冠不久，你就在香港《亚洲周刊》上发表谈话，对何智丽表示热烈祝贺，分析了何智丽夺冠的意义，批驳了那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