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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十月十三日夜里，由于许多上海读者对何智丽代表日本队打败中国队的乔红、邓亚萍表示不解，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张德祥拨通了刘吉的长途电话，请他对几小时之前何智丽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发表见解。
刘吉非常坦诚地说：
“读者感情上有点受不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何智丽嫁给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这是法律允许的。也符合比赛规定，无可指责。何智丽已经三十岁了，还能战胜我们正值盛年的名将，这是很不容易的，她的那种拼搏精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刘吉充分赞扬了何智丽的拼搏精神。他说：“武松打虎才是英雄，如果打猫，那就不是英雄了。输了球，不能怨对手，而应该找自己的不足。小山智丽这个年龄还能过关斩将，这说明中国乒乓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从中国体育界人士以上的种种言谈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何智丽夺魁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在事实面前都承认了何智丽的高超球技和可贵的奋斗精神。不论是中国体育界的领导，还是教练、运动员，他们所发表的公开谈话。应当说是得体的。
然而，就在何智丽夺冠的消息见报之际，一场舆论纷争也就在中国报刊上激烈地展开了，掀起了一番风波……中国报刊掀起轩然大波何智丽新的胜利引起新的风波，这番风波集中在何智丽已加入日本籍，她所代表的是日本队。
尽管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表态：“何智丽嫁给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这是法律允许的。也符合比赛规定，无可指责。”然而，中国众多报刊所指责的，恰恰是这一点。
《北京青年报》专门展开了“如何看待小山智丽的挑战”的讨论。编者为这一讨论所加的按语，道出了满城议论何智丽的原因所在：“小山智丽代表日本，打败了代表祖国的邓亚萍，掀起了体育内外的轩然大波，太多的人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了，他们说，这是一种‘背叛’……”但也有人说，体育就是比赛，比赛就有输赢，打败对手，是每一个运动员的天职。况且几年前又有着那样一场风波，何智丽是在受了委屈之后，才成了小山智丽，才有了今天的代表日本……“这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
正因为“这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所以一时间中国报刊上议论纷纷，对何智丽褒贬不一。
其实，不论褒也罢，贬也罢，这表明何智丽成了亚运会的“明星”，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运动员。
中国天津的《今晚报》，发表了这样的报道：“何智丽在战胜邓亚萍夺得亚运会女单冠军后，神情颇为傲慢，亦很激动，令当时在场的几位中国人甚是不悦，暗地里斥责其为‘汉奸、卖国贼！’”于是，斥责何智丽为“汉奸”、“卖国贼”，便公开见诸于中国报刊。
广州的《羊城晚报》猛烈抨击何智丽，自十月十四日起，一连三天发表报道：
《何好之有》；《令人恶心的表白》；《数典忘祖，引来公愤》。
内中，《羊城晚报》记者苏少泉还发表了报道：《祖国培养了她，她却忘了祖国——小山智丽（何智丽）其人其事》。这篇报道历数了中国对何智丽的培养……
《羊城晚报》以“读者纷纷来电抨击何智丽”为题，刊载许多读者来电，称何智丽为“反面教员”。
《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何东”的文章，用小品文笔法，对何智丽进行尖刻的抨击。
有趣的是，有人竟指责何智丽为“竞技场上的吴三桂”。
吴三桂，叛变明朝、引清兵入关者也。可是，中国的年轻人不知吴三桂为何许人，居然闹出了笑话。
安文江先生写了《吴三桂是汪精卫一伙的吗？》一文，发表于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南方周末》：“有感由于小山智丽（何智丽）被指为‘竞技场上的吴三桂’，我在去年十月三十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篇《他们都是吴三桂？》，却有我所教的大学生问：‘吴三桂是什么人？是汪精卫一伙的吗？’问得我哭笑不得，好在他还知道有个汪精卫。”
在对何智丽的一片谴责声中，也发出截然不同的声音。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阿昌”的《由吴三桂想起》一文，颇有见解：看到广岛亚运会的圣火渐渐熄灭，我突然想到，要贯彻中共中央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就出版界来说，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也许你会感到突兀，还是让我慢慢说来。前几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位资深人士写的评论小山智丽（何智丽）战胜邓亚萍这场球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竟把何智丽称作吴三桂，不免令人倒抽一口冷气。
吴三桂何许人也？他是明末引清兵入关，又为清兵先驱，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位官员，很久以来，人们都把吴三桂作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如今将何智丽比作他，实在使人吃惊。说实话，那场球的实况转播我也看了，当时只看到小黄球你来我往，乒乓艺术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实在令人赞叹不已，心中丝毫没有愤慨之情。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不觉纳闷起来，问是不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出了问题，否则怎么会连“吴三桂”也恨不起来？“斗”了半天，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外国籍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文艺等等领域中有了成绩，我们都引以为荣，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谁也没有责怪他们在为美国争光，为何唯独体坛上会出现这样的议论呢？想来作者不会重开“文革”期间的“帽子工厂”、一定是不了解吴三桂是何许人，因而造成了比拟不当。正因如此，我觉得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出版界应多出版些介绍各种历史人物的书籍，这样也就不会出现比拟不当的问题了。
当然，就这场球而言，也不是不可以议论，何智丽为何挂拍，她是怎么会去日本的，等等，都是可以深思的。
上海《新民体育报》也发表白子超的文章《用不着激愤》，指出：“愤怒的部分群众大骂何智丽是‘罪人’、‘汉奸’、‘卖国贼’太‘言过其实’，太‘上纲上线’。说体育维系着民族感情和国家尊严，可以，但体育毕竟不能和政治、战争划等号。……我觉得，我们的一部分同胞感情还比较狭隘，心态还比较封闭，眼光还比较短浅。不然，我们怎么解释‘宁愿外国人拿金牌，不愿曾是中国人的外国人拿金牌’？我们怎么解释‘欢迎外国专家帮中国，反对中国专家帮外国’？……何况，何智丽等人远走他乡，除了个人感情因素，还有其他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原因。起码，何智丽当初是准备到奥运会上一展身手，为国争光的，但她的资格被错误地取消了，于是她才心灰意冷。我坚信，何智丽拿了广岛亚运会金牌后，心情不会很轻松。事情是复杂的，简单的激愤不但不一定公正，而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这场大争论，不仅在中国大陆的报纸上展开，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也对何智丽问题进行了采访、报道。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了该刊记者采写的《亚运背后的家国情仇》一文，指出：这次亚运会赛事中对中国观众造成相当心理震撼的，还是要数十月十三日晚日本籍的原中国乒乓球优秀选手小山智丽（何智丽），以凌厉的正手弧圈球力克中国大陆金牌呼声最高的世界冠军邓亚萍，摘走亚运女子单打冠军的金牌。而且她是先后挫败中国台北的陈静、中国大陆的乔红，再与邓亚萍交手的。
小山智丽此举，令在场的中国大陆官员伍绍祖、徐寅生。李富荣胜上无光。因为在小山智丽背后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早在一九八七年世界锦标赛，当时的何智丽即现时的小山智丽乒乓球水平正值巅峰期，决赛时却被队领导下令“让球”，她没有从命，凭实力打败队友；夺得冠军。赛事后她被指责为“不服从命令”而惨遭厄运，连参加八八年奥运会的资格也被取消。
上海作家叶永烈当年首先撰文披露此事，为小山智丽鸣不平。这次亚运会期间，叶永烈始终关注着小山智丽的战绩，把比赛录了像。小山智丽夺得冠军，叶永烈当即打电话给她父母祝贺，还给在日本的小山智丽写了信。
叶永烈对《亚洲周刊》说：“从电视屏幕，我很注意何智丽的眼神，看到她夺冠后流泪了，我完全理解她。今年四月，她来上海时，我们见了面，她当时表示决心一定要拿金牌，今天梦想终于成真。”叶永烈说：这是对中国体坛几十年来“让球”传统的一种打击。“让球”是违背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是体育运动的腐蚀剂，当年李富荣按上级命令让球给庄则栋，今天，李富荣应当反思，从这一意义说，何智丽打败的是李富荣。中国体坛存在不少问题，“让球”是其中一个严重问题。
何智丽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面对一片哗然的中国舆论，何智丽本人究竟怎么看待的呢？
笔者与何智丽以及她的丈夫小山英之有着多年友谊，与她的已故教练孙梅英也相知颇深。这些年来，曾对何智丽、小山英之以及孙梅英作过多次采访。就在广岛亚运会后不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四日，何智丽从大阪给我来电话，告知打算回沪一趟，希望再度会晤，谈一谈最新的情况。
果真，在一九九四年岁末之际，何智丽和丈夫小山英之悄然来到上海。由于何智丽已成了争议纷纷的“焦点人物”，所以他们的行踪严格保密，拒见任何记者。
这样，在一九九四年除夕和一九九五年初，笔者得以应约对他们作了两次独家采访。
何智丽的头发剪得很短，穿一件花色斑斓的羊毛衫，显得很秀气。她的日语已很不错，小山英之说话时就由她当翻译。
她处于“台风”的中心，倒显得十分平静。
我问起了十月十三日那天夺冠前，何智丽是怎样准备的。
何智丽说，我从一九八八年退役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
六年后，能够打败她们，确实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别说六年，一两年也够呛！
她说，乒乓球在中国是“国球”，格外重视，中国乒乓球队有着世界上最优越的训练条件。我在日本，训练的条件比中国乒乓球队差远了！日本乒乓球没有什么“国家队”，都是业余的，全靠自己努力。中国乒乓球队有二十几个陪练，这在日本几乎不可想象。我是单枪匹马。我是“教练兼队员”。
小山英之插话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陪练，都要靠自己，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下练球的。我们靠的是大阪池田银行提供的帮助，算是有了一个练球的俱乐部。池田银行的行长清龙一也先生很热心于乒乓球运动，是何智丽的“伯乐”。每次何智丽参加重大比赛，行长总是带着太太一起去观赛。何智丽在日本的训练条件，完全无法跟中国乒乓球队相比。
我笑道，这好像是小小的“个体户”，跟国营大公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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