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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燮林指出，日本的乒乓球水平现在很差，所以何智丽虽然夺取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那并不表明何智丽的水平很高。
尽管张燮林不把复出的何智丽放在眼里，但是这时上海《体育导报》发表的署名“木子”的《何智丽缘何复出》一文，倒是很有眼光，对何智丽作了充分的估计：“据报道，此番何智丽复出的目标是重夺世界冠军。虽然对此何智丽一再表示，这次参赛是‘娱乐’，‘能再次参加世乒赛我感到很开心’，因为也许在中国退役后是不可能参赛的。
虽然现任中国女乒总教练张燮林曾对记者表示何智丽的重返赛场对中国女乒影响不大，何智丽要夺得女子单打冠军较为困难，然而世乒赛夺冠并不是‘天方夜谭’。何智丽是用的右手横拍弧圈球打法，是实力派球员，当时她在中国国内比赛中，数年称霸。”
“如果上述报道确切的话，小山智丽此番率日本女队出征世乒赛将对中国女队发起强有力的挑战。也许这是她复出的主要原因。”
不过，何智丽毕竟多年没有参赛，所以她刚刚复出乒坛的时候，很不顺利。
一九九三年二月，何智丽在“西日本乒乓球公开赛”上，跟代表台湾出赛的陈静相遇。
何智丽跟陈静是老对手，她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最为错综复杂：在一九八七年三十九届世乒赛之前，何智丽跟陈静交手几十次，陈静从来没有赢过她；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陈静说“奉命让球”给何智丽，而何智丽说她根本无需陈静“让球”；在三十九届世乒赛结束不久，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广东佛山举行的全运会乒乓球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时，陈静以三比一胜了何智丽；在一九八八年，中国乒乓球队临阵换将，让陈静取代何智丽，参加汉城奥运会，夺得女单冠军。
这一口她们各自复出，何智丽代表日本队，陈静代表台湾队，真可谓狭路相逢。
第一局，陈静曾以十九比十六领先，但是何智丽连连扳回五分，胜了第一局。
第二局，陈静以二十一比十三，胜了何智丽。
进入第三局，双方都拿出看家本领，打得不可开交。陈静先是以五比十落后；后来经过奋战，追成十五平，又追成十九平。接着，追成二十平，二十一平。
这时，日本观众发出震天动地的助威声，为何智丽助威。
在这关键的时刻，先是陈静攻球得了一分，接着何智丽攻球出界失了一分。
这样，陈静以二十三比二十一，险胜何智丽。
何智丽以一球之差败在陈静手下，于是，又有人重提第三十九届世乒赛那笔“让球”旧账，使何智丽极度不快。
从此，何智丽在训练时，便把陈静作为头号目标。何智丽下了决心，非胜陈静不可！
在四十二届世乒赛上受挫
一九九三年五月，第四十二届世乒赛在瑞典哥德堡拉开帷幕。
何智丽和她的丈夫、公公、婆婆一起飞往瑞典。池田银行行长清龙一也和太太一起，飞往瑞典，为何智丽助威。
由于国际乒联对团体赛的参赛资格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来自世界各国的原中国乒乓球队的选手们，只能集中于单打比赛。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改由蔡振华任主教练。蔡振华是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三十六届、三十七届世乒赛上夺得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退役后，在意大利执教。
中国乒乓球队这一口在团体赛上打得不错。女子队重新夺回了团体冠军，男子队则由上届的第七名升为亚军。
中国队还获得了男双、女双、混双冠军。
然而，中国队在单打赛中，打得异常艰难，因为大批“海外兵团”加入了单打行列。
所谓的“海外兵团”，有二十五人获准参加比赛。内中有：原上海的何智丽代表日本；原湖北的陈静代表中国台北；原上海的倪夏莲代表卢森堡；原上海的高冬平代表新加坡；原江苏的井浚泓代表新加坡；原八一队的戴勇代表瑞士；原辽宁的徐竞代表中国台北；原河北的施捷代表德国；原河北的齐宝华代表香港；原北京的陈丹蕾代表香港；原河北的耿丽娟代表加拿大；有人把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乒乓球教练和选手称之为“海外兵团”。
何智丽对于中国报刊上常见的所谓“海外兵团”的提法，表示不同意。她说，这种提法不利于团结。
“海外兵团”这种提法，实际上把中国乒乓球队和前往海外的中国乒乓球教练、运动员们处于对立的地位。尤其是有的人把中国乒乓球队近年来的连连失利，归咎于“海外兵团”，更是错误的。其实，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乒乓球界人士，“本是同根生”，不应该这样对立。
何智丽被有些人视为“海外兵团”的代表人物。
如果说，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所谓的“海外兵团”开始构成对中国队的威胁；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形成对中国队的严重威胁；那么，在这次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则爆出了“史无前例”的新闻，中国女队因“海外兵团”的参赛，居然丢失了从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以来一直保持在手中的女单冠军！
在出赛前，中国女队心目中的主要敌手是朝鲜队的李粉姬、俞顺福，韩国队的玄静和、洪次玉。
完全出乎意料，在女子单打比赛中，中国女队的一号主力邓亚萍和二号主力乔红，在十六进八时，都被淘汰了！
谁都想不到，“吃”掉邓亚萍的竟是原江苏队的井浚泓！
谁都想不到，打败乔红的竟是原河北队的施捷！
由于邓亚萍和乔红早早中箭落马，女单冠军也就与中国队无缘。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冠亚军决赛，在韩国的玄静和与中国台北的陈静之间展开。
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邓亚萍、乔红、高军、陈子荷，都在一侧仔细观看。尽管陈静已是代表中国台北，但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们都希望陈静能够打败玄静和。
二十五岁的玄静和，以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五、二十一比十四，胜了陈静，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世乒赛女单冠军。
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们只得默默地离开了……何智丽毕竟是五年来第一次参加大赛。她在抽签时，抽到上半区，而上半区恰恰是强手云集区，十分不利。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上海《新民晚报》就发表了记者李京红发自哥德堡的电讯：《抽签运气不妙，前程坎坷艰险，何智丽突围难度大》。
电讯称，何智丽作为非种子选手，由于抽签不佳，一路上要遇诸多名将：在进入前三十二名时，遇欧洲女单冠军、德国的内梅斯以及如今代表加拿大的耿丽娟；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十六名，则在争夺前八名时，可能要遇上中国队的怪板手陈子荷；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八名，则在争夺前四名时，可能要遇上这三位中的一位，即中国女单冠军。上海的唐薇依，或欧洲冠军、匈牙利的巴托菲，或韩国名将玄静和；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四名，则在争夺决赛权时，可能遇上邓亚萍或者朝鲜的李粉姬……何智丽抽签不顺利，打得也不顺利，在进入前十六名后被淘汰了。
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在上届世乒赛，她只是观赛；这一回，亲自参赛，使她对世界乒坛的最新进展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中国男子单打也成绩不佳，连前四名都进不了。
“海外兵团”们虽说身在海外，其实毕竟是中国人。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总是以为是自己个人的胜利，并不以为是代表了所在国取得了胜利。
在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井浚泓和施捷作为“黑马”，击败了中国队主力邓亚萍和乔红。然而，她们在得胜后，接受记者的采访，却这样说出心里话。
井浚泓说：
“其实，中国人到国外打球，即使拿了冠军，心里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看到所代表国的国旗升空，心里很不是滋味。”
施捷也这么说：
“我和乔红是同龄人，她能当世界冠军，不光是靠球技，还有球运。作为同一个项目的竞争者，我的球运差极了。以前我连国家队都进不了，更不敢奢望参加世乒赛了。今天能有机会一搏，我会证明我的实力究竟如何！”
顺便提一句，在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日本男女队在团体赛时都没有进入前十六名。人们笑谓日本队，乃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
朱镕墓的接见使她备受鼓舞
自从参加四十二届世乒赛之后，何智丽加紧了训练。说实在的，她作为人十年代的冠军，如今要参加九十年代的比赛，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
何智丽听说了张燮林的话：“何智丽要夺回世界冠军还是很遥远的。”她决心缩短这“遥远”的距离。
何智丽是一个意志非常顽强的人。
有的朋友劝何智丽，你不比别人，小山家的条件是所有“海外兵团”无法相比的，何必还那样拼命？
何智丽答道，确实，打球并非我的“谋生手段”，我完全不必靠打球“谋生”。但是，打球是我的第一爱好。我从小就喜欢乒乓球，我毕生热爱乒乓球。我是为了发展乒乓事业而拼命练球。一个人在事业上有所追求，生活才是充实的。在大阪，我完全可以整天吃吃喝喝，听听音乐，看看电视，过着很惬意的生活。其实，我以为那样的生活是空虚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整天汗流满面地去练球。我完全在“自讨苦吃”，但我很充实！
她邀请她的恩师孙梅英前来日本大贩，专门指导她。原先，何智丽是在孙梅英的指导下，夺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如今，她要在孙梅英的指导下，再度辉煌！
一九九三年底。何智丽第二次夺得“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
一九九四年是国际家庭年。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四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何智丽和她的丈夫、公公、婆婆在乒乓桌旁的大幅照片。这是千千万万日本家庭中不同于众的家庭——既是“中日友好之家”，又是“乒乓之家”。
最使何智丽难忘的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原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访问大阪时，两度接见了何智丽一家。
一见面，朱镕基就很风趣地对何智丽的公公小山藤兵卫说：“你们娶了我们的一个世界冠军，也得还给我们一个世界冠军呀！”
何智丽的公公拿出那份刊登全家照片的《读卖新闻》送给朱镕基。
朱镕基看了报纸，很高兴地对小山藤兵卫说：“你是大阪府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如今你的家庭又成了中日友好之家，谢谢你为中日友好做了许多工作。”
朱镕基很详细地询问何智丽在日本生活的情况。
朱镕基的接见，使何智丽这位“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受到很大的鼓舞。
就在这时，从中国北京传来沉痛的消息：何智丽的恩师、六十四岁的孙梅英，于四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病逝！
孙梅英于一九九三年年底从日本回到北京，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突发脑溢血，急送医院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