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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比赛中：
由王大勇执教的比利时男队从上届的第十名跃至本届的第四名，以致把堂堂的中国乒乓球队挤到了第七名！
加拿大男队，上届排名第二十七。这一回，由原广东队教练苏国熙执教，而三名主力队员中有两名是中国人——原广东队的黄文冠和伍国和，至于另一名队员虽是金发碧眼小伙子，却是耿丽娟的异国丈夫皮特。这样，加拿大队居然闯进了八强！
由丁毅任第一主力的奥地利男队，夺得了第九名。
法国女队在上届世乒赛排名第十七。这一回由中国的原世界冠军胡玉兰任教练，由原四川队的王晓明任第一主力，居然夺得团体赛铜牌！
在混合双打比赛时，耿丽娟和她的丈夫皮特打败了吕林／李隽，却又败在韩国的刘南奎／玄静和手下，实际上为韩国选手夺魁扫清了道路。
在女子单打中，耿丽娟击败了中国队的高军。
就在这些海外的中国教练、运动员大显身手之际，又传来新的消息：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陈静已办好赴台打球的手续，她成为继徐竞之后，第二个赴台打球的大陆女乒乓球运动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何智丽出现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常虽说她是来观赛，无疑又给中国乒乓球队增多了一分忧虑。
这时，张燮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走的走了，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没出去的现在也在想出去，叫我们当教练的怎么办？”
面对着如此尴尬局面，在中国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人惊呼“人才外流”，造成了中国的“乒乓危机”，使中国的“乒乓强国”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另一种人则盛赞中国支援了“乒乓世界革命”，因为中国乒乓的人才的外流也就导致了中国乒乓技术的外流，推动了中国乒乓技术在全世界的大普及、大提高，为此，中国人立了大功。
于是乎，有人笑称第一种人为“爱国主义者”，第二种人为“国际主义者”！
于是乎，“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尽管乒乓人才的外流，被很多人视为中国“乒乓危机”的原因。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
他们举出这样的例子：在一九七九年举行的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上，当时还不存在所谓的“海外兵团”，可是中国乒乓男队把三项男子冠军全丢光。由此可见，不能把责任推到“海外兵团”身上。关键还是应该在中国乒乓球队自身找失利的原因。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每当中国乒乓球队失利，徐寅生总是强调要从“自身找原因”。
笔者还注意到，李富荣一九九二年十月三日在香港南洋酒店接受当地记者金钟采访，说话时显得颇为豁达：“在开放的大形势下，人才外流是正常现象，挡不住的。体育界水平较高的项目如乒乓、体操、羽毛球、女排运动员退役后去国外当教练或打球，我看这是正常现象，也可以说是交流。外国水准提高了，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也请外国教练嘛，八六年请了东德游泳教练，对游泳队今天的成就是有利的。六十年代我们就请过日本教练大松博文，现在又请了古巴的拳击教练，德国足球教练，独联体的田径教练，美国的……”“去日本打球和当教练（乒乓）的中国人有一百多人，但日本乒乓球技术仍未提高，进不了世界八强，德国集中了欧洲乒乓人才，成绩平平，美国篮球人才输出最多，照样是篮球王国。”既然美国那么多篮球人才出去了，依然是“篮球王国”，中国也完全可以做到大批乒乓人才外出，依然是“乒乓王国”。
小山智丽荣登日本“乒乓女皇”宝座
对于何智丽来说，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只能来观赛，那是因为她还没有取得参加比赛的“入场券”。
那时，她虽与小山英之结婚两年，但是她仍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日本对于外国人入籍，控制颇严。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加入日本籍更不容易。正因为这样，尽管在日本有一百多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但是获准入日本籍的几乎没有。
在日本，有两种乒乓比赛：
一种叫“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只准日本籍的乒乓球运动员参赛。这种比赛的冠军，虽然号称“全日本冠军”，但是实际上并非代表日本乒乓球的最高水平—
—因为绝大部分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都不能参加这一比赛，而这些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水平远远高于日本籍乒乓球运动员。
另一种叫“社会人乒乓球赛”，则不受国籍限制。一九九二年度的日本“社会人乒乓球赛”，进入前十六名的，有十五名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所以，“社会人乒乓球赛”的冠军，水平才是最高的。
不过，只有参加“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获得好名次，才可能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比赛。
日本的乒乓球运动，曾经不可一世。乒乓球曾一度是日本的“国球”。一九五一年日本队夺得第十九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男单冠军、男双冠军、女双冠军这四项冠军，从此开始称霸于世界。
此后，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日本队成了世界乒坛“霸主”—
—除了男单冠军被中国选手容国团夺得之外，其余六个金杯全被日本队所囊括。可以说，那时的日本乒乓球运动如日中天，处于黄金时代。
中国队崛起以后，成了日本队的劲敌。于是，在世界乒坛上，形成了中日两国平分秋色的局面。
日本队渐渐衰落。在每届世乒赛上，日本队所拿的奖杯越来越少。在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上，小野治诚为日本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之后，日本队在历届世乒赛上，再也没有拿过一块金牌。
从此，在日本，乒乓球运动也就被挤到不受重视的地位。
在一九九一年，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千叶召开。尽管日本队占着地利优势，可是在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中，都没有进入前十六名。
也正因为这样，千叶人对世乒赛表现出没有太大的兴趣，赛场观众并不踊跃。
对于何智丽来说，她酷爱小小银球，期望着有朝一日重上乒坛，驰骋沙场，必须取得“入场券”——加入日本国籍。因为她不作为某个国家的代表，是无法参加国际比赛的。终于，何智丽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她和小山英之结婚三周年之际，获准加入日本籍。
这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她既然已经嫁到日本，生活在日本，加入日本籍是必然的事。比起别人来，由于她是世界冠军，也由于她的夫家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望，日本政府对她优待，所以她在日本生活了三年，就获准加入日本籍。
她在跟笔者谈及加入日本籍的感受时：“我只是换了一本护照而已，其他一切如常。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别的变化。不过，我从此获得了参加世界乒乓大赛的‘入场券’。”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之后，她就有了参加“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的资格。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也就按日本习惯，随夫姓改为“小山智丽”。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一个多月之后，就第一次参加了“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
由于何智丽是头一次参赛，她不是种子选手，她必须从最初的选拔赛开始。
何智丽连闯八关，一路上均以三比零取胜。她毕竟是世界冠军。用她的话来说，她连闯八关，“连汗都没有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何智丽步入日本东京武道馆，角逐冠军。她在日本，已是“新闻人物”，所以这场比赛观众十分踊跃，日本电视台作现场转播。这一回，她很轻松，以三比一取胜，荣获“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
翌日，日本几十家报纸刊登了“小山智丽”荣登日本“乒乓女皇”宝座的消息。
小山一家欢呼雀跃，尤其是小山英之。他多年受妻子的熏陶，颇通“乒乓经”。妻子参加比赛时，他在一侧观战，“旁观者清”，往往能给妻子以重要的“提示”，也就博得“场外教练”之称。何智丽这一回在日本一举夺魁，表明这几年坚持训练，她“宝刀未老”。
终于拿到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
何智丽成为日本女子单打冠军之后，顺理成章，她也就有了参加一九九三年五月中旬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第四十二届世乒赛的“入场券”。
中国报纸迅速地报道了何智丽“东山再起”的消息。一九九三年一月二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报道《外嫁女期满获参赛资格；何智丽欲夺世乒赛女单冠》。
报道指出：“有消息说，代表日本队出赛的何智丽意欲夺取四十二届世乒赛女单桂冠。行家认为凭何智丽的基本功，她在日本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但她毕竟五年没有比较正规的训练了，要在世乒赛上夺魁有一定的难度。”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在上海华亭宾馆会晤了来沪省亲的何智丽和小山英之。一见面，何智丽拿出一张新印的名片送我。名片上印着她的漫画头像，也印着她的日文名字——“小山智丽”。
名片背后印着乒乓战绩：
“一九八五年第三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选手。”
“一九八七年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
“一九八四，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三连霸）。”
依然操一口流利上海话的她，这一次回来却听不懂上海的“流行语”了。她一回老家，很多朋友问她：“你下海了吗？”她很奇怪，“下海”干什么？捕鱼？游泳？一问，才知道是“经商”的意思。她连连摇头。虽说她在大阪，身处“海”中，夫家便是当地巨贾，往来朋友很多是大老板，她却一直站在“岸”上。她对我说：“我的心思全用在打球上！”
这一回，何智丽显得格外高兴和轻松。不言而喻，她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已经五年，她苦苦地奋斗了五年，好不容易总算又获得了参加乒乓国际大赛的资格。
我问起敏感问题：“你是否要再夺世界冠军桂冠？”
她笑了。她说参加三十九届世乒赛时，她的精神负担很重，因为那时她反抗“让球”，又要为祖国争光，豁出去了。所以在夺取女单冠军时，精神非常紧张。如今她再度赴赛，身上不背包袱，胜那败那都无所谓，败了，那很可能，她毕竟已经二十九岁了。她说我想测试一下自己在今日的世界名将阵营中，尚可以坐第几把交椅……对于何智丽的复出，中国乒乓球队的反应倒是出乎意料的冷淡。
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教练张燮林说了这么一句话：“何智丽要夺回世界冠军，还是很遥远的。”
张燮林的这句话，反映了中国乒乓球队对何智丽不屑一顾的态度。
其实，张燮林的话，倒是在对何智丽的实力作了一番估计之后才说的：因为何智丽毕竟已经二十九岁了，而且在离开中国乒乓球队之后，没有得到正规的训练，又没有高水平的教练指点，确实“要夺回世界冠军，还是很遥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