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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何智丽的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呢？
她的下一个目标很明确——成为世界女子单打冠军！
那时，中国乒乓球队女队的主将是上海姑娘曹燕华。曹燕华先是在一九八三年夺得第三十七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接着，在一九八五年的第三十八届世乒赛上，曹燕华又蝉连女单冠军。
不过，曹燕华当时患慢性肝炎，带病出征，没有参加第三十八届世乒赛团体赛。
在第三十八届世乒赛夺得世界女单冠军之后，曹燕华便退役了。
于是，何智丽取代曹燕华，成为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将。
这样，在何智丽看来，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女单冠军，非她莫属。
她，下定决心，为三十九届乒乓赛苦练着。
但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何智丽在第十届亚运会上作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团体赛主力，惨败于韩国梁英子板下，顿时从波峰跌入浪谷！
自从何智丽走上乒坛以来，还没有摔得这么惨的！
何智丽还“灵光吗？”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对何智丽的实力如何产生了争议，一路顺风的何智丽，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逆风。中国乒乓球队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开始纠缠着何智丽。
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孙梅英挺身而出，给了何智丽可贵的支持……’茶，使何智丽、孙梅英结谊早在一九八一年何智丽一进入国家队，她便认识了孙梅英，不过，那时候她们仅仅是认识而已；在何智丽看来，孙梅英是顾问，德高望重；在孙梅英看来，何智丽是新苗，很有希望。
毕竟年岁相差甚远，彼此之间又没有直接的工作来往，所以见面点点头而已。
一桩很偶然的事，使这两代乒乓人有了心灵沟通：那是一九八五年冬，中国乒乓球女队访问欧洲，队员有何智丽、曹燕华、耿丽娟，而孙梅英担任领队兼教练。
她们来到莫斯科的时候，住进苏联运动员大楼。队员们住在九楼，孙梅英则住在十八楼。
楼里居然不供应开水。何智丽从小喜欢喝茶——因为她的母亲是广东人，而孙梅英也是个“茶罐”。何智丽从中国驻苏使馆借来了电炉、水壶，在宿舍里烧开水。她得知孙导爱喝茶，顺便给她灌好暖瓶，送到十八楼。
那时，除了外出访问，闲着没事。每当何智丽送开水来，孙导便跟她聊天，一聊起来，她俩才发现，彼此见解是那么的接近。隔在两人之间的“代沟”在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中消失了。
“孙导，请你给我指点指点！”何智丽虚心求教。
“你呀，你的特长是大学生水平，而你的特短是小学生水平！”孙梅英直性子，说起话来没遮没拦。
“那我该怎么办？”何智丽继续求教。
“你要尽力克服你的短处。打球的时候，对手总是攻你的短处的。”孙梅英意味深长地说，“我向来主张打球要尽量刁滑，做人要尽量老实！”
何智丽一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央求道：‘“孙导，回国之后，你教教我。”
“好，我是毫无保留的，因为你我都是为了祖国的乒乓事业。”孙梅英答道，“不过，你有你的教练，我只能在你训练之余，给你指点。”
一回国，何智丽果真在训练之余，请孙梅英给她“加课”。
何智丽发觉，孙梅英的指点，正是点中了她的技术要害。
比如，孙梅英细细察看了何智丽的手，看到右手第四指内有老茧，便指出她握板太紧，一定要做到放松，松了才能灵活。
孙梅英以为，何智丽打球动作幅度太大，便在她身后放了一块挡板。何智丽一后退，挡板一绊，她就摔在地上，摔了几次，何智丽不敢后退，动作的幅度自然减小了。动作缩小，速度也就增快……如此这般，孙梅英指点了几回，何智丽觉得大有进步。于是，不断往孙导家里跑，请求她继续给予指点。
孙梅英呢？有求必应，抽出星期天，抽出中午，陪着何智丽练球。
孙梅英这么尽心尽力培养何智丽，没有一分钱奖金，而且还招来闲言碎语，特别是引起何智丽的教练不快。
孙梅英坦诚地说：“我图什么？我图的是为国家出一个人才呀！”
何智丽往孙家越跑越勤。孙梅英这顾问，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中国乒乓球队领导谁都未曾把训练何智丽的任务交给孙梅英，而孙梅英应何智丽的请求却在实际上成了她的教练．——尽管她并没有教练的名义。
不料，孙梅英的一片好心，无端招来麻烦！
中国乒乓球队的人际关系本来就复杂，孙梅英的热心，却使这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孙梅英本来就因为过分直率，常常仗义执言，得罪了中国乒乓球界的几位领导。不过，孙梅英毕竟是元老人物，不便对她说三道四，那几位领导在她面前还算“小辈”呢！于是，种种怪罪便落到何智丽头上。
我细细追寻何智丽风波的最初“风源”，我终于从孙梅英那里找到答案：何智丽那时是个单纯的姑娘，本来在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眼中是不错的运动员，可是由于她主动投奔到孙梅英门下，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便对何智丽有了偏见！
在何智丽看来，孙梅英是中国最老资格的“乒乓女帅”，又是最富有经验的女队教练。在孙梅英的培养下，曹燕华蝉联了两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由孙梅英培养的张立、杨莹，也都名震世界乒坛，成为中国乒乓球队夺取女团世界冠军的主力。何智丽要夺取世乒赛女单冠军，当然应该请教“孙导”，拜孙梅英为师。
可是，何智丽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中国乒乓球队，教练之间的龊龋，要找运动员出气！
内耗，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特短”。内耗的加剧，使中国“国球”的实力明显地削弱了。
“党风不正，队风不正，球凤不正，正在腐蚀着我们的乒乓事业！”孙梅英说出了心中的忧虑，“在中国乒乓球队，冠军掩盖着深刻的内部矛盾！不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冠军迟早要丢光！尤其是中国乒乓球队‘通天’，有些人仗着有后台，碰都碰不得………自从何智丽投奔到孙梅英门下之后，不巧，她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的第十届亚运会上，败在韩国梁英子板下。于是，中国乒乓球队中就有人说“闲话”
了：“何智丽在训练上走了弯路！”
不言而喻，这是指孙梅英指导错了，使何智丽“走了弯路”。
何智丽坚信，孙导是高水平的教练。孙梅英的指导，没有错。她继续在孙梅英的指导下训练。
孙梅英向何智丽指出：“你的球，输在胆量上。你有五分球艺，只有两分胆量。你提高胆量，你一定能胜！”
孙梅英还指出：“你要争取高处击球，果断抢攻，不能等弧圈发挥威力才起板。要知道，同样在桌边迎击球，身体前倾和稍后明显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
在孙梅英的指导下，何智丽的球艺有了明显的进步。
就在第十届亚运会之后不久，何智丽在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大显身手，她连拿女子团体。单打、双打三项冠军。
接着，何智丽又在红双喜全国精英赛上，夺得女得冠军。
这下子，何智丽笑了，孙梅英也笑了。
这下子，那种说何智丽在训练上“走了弯路”的话，也就没有市场了。
紧接着，尖锐的矛盾，终于在“让球”问题上大爆发了。
第四章 “让球”曝光掀起论战
“让球”的实质是“权大于球”
“让球”，原本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机密”。何智丽风波，导致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一“机密”曝光。
“让球”，据说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优秀传统”，然而却直接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公平的竞争。
“让球”，实质上就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让球者必须服从领导意见输球，不可取胜。谁不让球便是“违反组织纪律”，便要“写两笔”，这还谈得上什么公平？谈得上什么公平的竞争？
孙梅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元老”之一，深知种种“让球”内幕。
她告诉笔者，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路厮杀，单枪匹马，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谁也未曾向容国团让过一个球。
一九六一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进入男子单打决赛的是庄则栋和李富荣。照理，应当让这两名中国选手公平地展开竞争，何况他们都是中国人，冠、亚军注定都属于中国，他们之间“动真格”，并不影响中国取得冠、亚军。
可是，当时国家体委决定，要李富荣让给庄则栋，其原因是考虑到庄则栋的潜力比李富荣更强，有可能在下几届世乒赛上继续夺冠。
这样，李富荣不得不答应让球。
于是，世乒赛冠、亚军之战，成了一场假打！
实际上，如果让他们真打，庄则栋十有八九会胜李富荣。
可是，这么一“让”，在李富荣看来，庄则栋这世界冠军是我让给你的；在庄则栋看来，我这世界冠军是别人让给我的，心里也不踏实。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颇得意，以为这是“政治思想工作领先”的“成果”，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体育运动员才能做得到”。
有了这一先例之后，“让球”之风便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蔓延。
一九六一年的第二十七届世乒赛，一九六三年的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在男子单打冠亚军决赛时，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对阵，领导上都决定李富荣让给庄则栋，以使庄则栋蝉联世界冠军，人为地制造了“三连冠”！
那时候的中国，体育水平还非常落后，世界冠军寥若晨星，而庄则栋居然“三连冠”，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大红旗。这样的“三连冠”，在当时也确实起了鼓舞中国体育界士气的作用。
实际上，如果真打的话，庄则栋未必不能三连冠，而让球反而使他的三连冠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
然而，自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三连冠”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益发重视“让球”了。“让球”之风开始盛行。当“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口号提出来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进一步曲解了这一口号，把这一口号当成了“让球”的理论根据：既然“友谊第一”嘛，就应该为“友谊”而“让球”。
于是，在几届世乒赛上，中国选手根据领导意图，为了“友谊”，让给了某一友好国家的选手，当时，正值“文革”岁月，这几次“让球”，被当成贯彻“比赛第二，友谊第一”方针的“范例”。
七十年代初，在北京曾举办中、日以及某国这样三国乒乓球邀请赛。在男子团体赛中，中国胜日本，日本胜某国，而中国则出于“友谊”，“让球”于某国。这样，男子团体赛的结果，中国第一，某国第二，日本屈居第三。
尽管中国的“友谊”使某国高兴，而日本运动员得知中国“让球”内幕之后，大为反感。日本的一位男子名手说：“今后，我再也不来中国比赛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球，使让球成了中国乒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