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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进口的仪器，毒气的浓度可以十分准确地显示在小小屏幕上。我的话刚刚落音，他便朝
我大声喊道：“崇洋媚外，‘文化大革命’应该把你给抓起来！”
对于犯人的歇斯底里，我有所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在“文革”中当了倒霉鬼
的。拿我发发他们的怨气，我只有听着的份儿。这样大喊大叫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
那些不出声，想以瓦斯自杀的犯人。所以每每遇到因瓦斯必须停产的煤巷，犯人中的班组
长，都坐在巷道的人口处，以防有人借着瓦斯的毒威自尽。因为在监狱里自杀并非易事，监
房里不许有任何利器；即便是在夜间入睡，也有人值班，而且电灯整夜不熄。所以用毒气自
戕，是自杀中最为方便的手段。
只有因瓦斯停产的时候，我才与那些犯人形影不离——这并非我的自愿，而是工作之
需。但是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能听到一点他们的心声。前文已然说过，对那些亡命之
徒，我一向是避而远之，但是那些老实巴交的犯人，还是有聊天的机缘的。我曾接触到这样
的一个“文革”中的冤枉鬼，他身上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我虽早已忘记，但是在柳条帽下的
那张脸，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脸腮上有一块被煤石击伤留下的伤疤，里边藏满了洗不净的煤
尘，因而在矿灯的光束下，如同长了一块大大的黑痣。他原是山西晋南农村的一个党支部书
记，被判刑的原因，可以被视为案中之奇：“文革”开始之后，他下令把村里的那块苜蓿
地，煞费苦心地种成了“毛主席万岁”的字形，以表示一个贫农对他老人家的忠心。当田野
问的苜蓿用紫色的花朵，织成美丽的“毛主席万岁”图案时，不仅惊动了整个地区，他还立
刻被树为“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报社记者前来采访，“文革”造反派组织给他披红戴
花。
可是苜蓿这种牧草的繁茂，是要靠不断更新换茬的——就像韭菜需要割茬换代一样。可
是当这位支部书记带领着村里的群众手持镰刀，去割苜蓿的时候，他的厄运来了——昔日他
苦心营造的忠心一笔勾销不说，还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越是解释他的初衷，招来的
批斗会越多——最后，他被送到监狱里来了。当他对我悄声讲起他因尽忠而犯罪的时候，语
音颤抖得几乎不能出声……我默默地听着这曲时代的颤音，既对此无以解答，更无法对他加
以宽慰。他告诉我，他心里更为难过的是还有一个生产队长，听了他的光荣事迹后，也如法
炮制。这位队长种的是麦田，种麦地是要施肥的——当那位队长往织成的“毛主席万岁”字
样的麦田里倒屎倒尿的时候，也落了个与他相同的下场。
这是我难忘的悲哀。
第二个犯人的事，则没有第一个犯人那么令人深思。那是我在煤巷巷口，亲眼目睹的一
件事情：两个犯人从左右两侧，各自架着一个犯人的一只胳膊，向巷道口走来。那个犯人拼
命地向后挣扎，抗拒着两个犯人的抬架——那两个犯人十分聪明，忽然把他按倒在矿车的轨
道上，借着铁轨的光滑，把他拖到了巷口。那犯人显然是长期拒绝出工，而遭到此种待遇
的。在矿灯的灯光下，我见他已然满脸皱纹，属于犯人中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此人面色蜡
黄，精神恍惚，有精神分裂症是毫无疑问的。果不其然，他一见到头戴塑壳安全帽的我，误
认为我是一个劳改干部，便一头扑到我的面前说：
“队长，我有冤情——”他不容我解释，就收不住他的闸门了，“我是在全国解放前
夕，驾机起义归来中的一个，我不热爱共产党，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飞回到祖国怀抱
中来？‘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硬说我是特务。我冤！我冤！”那嘶哑的呼叫声，在巷道里
引起沙沙回响。他还想对我多说些什么，我忙站起身来走开，躲开他那乞求我帮助的凄楚目
光——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个“二劳改”；即使我是一个劳改干部，对他的诉说我也无能为
力。“文革”风暴排山倒海而来，连彭大将军彭德怀，都成了阶下之囚，谁还能有他那样一
副阳刚铁汉的肩膀，能抵制毛泽东被神化之后的威力呢？！
这是在我担任瓦斯员期间，留下的两幅难忘的犯人肖像——其他影像则都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变成了模糊的碎片。今天回忆起来，这一段在井下独来独往的日子，对我的一生是很
有意义的。我真正地了解了煤的性格——它是以毁灭自己来照亮别人的特殊物质。而要做到
这一点并非易事，这要经过从地上到地下，历经多少煎熬的痛苦，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这一点，也正是人类自身所匮乏的。
第12节 再见了，乌金山
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源君当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
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1973年的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南坪
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那天，王铁匠一家人像送别亲人一样，为我俩搬行李、提网袋，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
老王让家里的人回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新建成的窑洞。两个专政对象与地道的无产阶级，
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亲若一家，有悖于当时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纲常，我和张沪都十分珍重这种
超越当时风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工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这年头好人遭罪的多，忍着过
吧，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俩知道，这是王大哥对我们的鼓励。”我说。
“俺说的是心里话，说句文明词儿，叫啥‘否极泰来，。白天的日头落下去是晚上，晚
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斗到头上，每人一身血的时候，就该往回走了。”
张沪扯我衣袖一下，抢先回答说：“感谢您这一年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来运转的
时候，忘不了您。”
他说：“那妮子，在你们刚来乍到的时候，对你们……”
“后来不是相处得挺亲热的！”张沪说，“有一件事，还得求王大哥帮忙，那只灰猫在
搬家时不知到哪儿去了。”
“来年再抱一只，俺家的老猫一年一窝。”
“不，我们还是想要那只灰猫，这猫有灵性，与我们也混熟了。”张沪从小就爱猫，在
搬离老屋的同时，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儿去神游了。
到了铁丝网前，老王只好与我们分手。
窑洞从外观上看，是全新的两层小楼。因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有着冬暖夏凉的优
点。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眷恋老王家的那间老屋。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间约有15平米大
的窑洞，我和她都有一种空旷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我们一时之间，还说不清楚。
包括那只灰猫，都能勾起我们忧伤的心绪。待我和她把行李打开，双双坐在炕沿上之后，她
说：“想不到王铁匠，还懂得《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别笑，我觉得他虽然不一定看过《易经》，但是这个人很有头脑。”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极必反的轮回哲学。”她说，“停工停产闹革命，发展到全民
大武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只有劳改单位中的死猫死老鼠，在这儿钻井打洞，国
民经济谁抓？林彪都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上面乱了方寸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厄运走到
头了。总会有人出来力挽狂澜于既倒。”
我心里虽然认同她对中国命运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
报），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离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还相当遥远。那天，可能是
由于搬家的刺激，我们第一次争辩起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在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劳动中，
是极为少见的事例。按说知识分子，是极其关注国事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
交谈——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和她只不过是顺水而下的泥沙，谁还有心绪去关注矿山之外
的事情呢？我关心的是瓦斯。她关注的是宣传。因为她的宣传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时她
把报纸带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点儿有关中国的事；否则，我连中日、中美之间发生的历史
性变化，也一无所知。
搬到铁丝网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那些真犯
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惟一
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们都是宇宙的
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
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
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
了阳萎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
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事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
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占有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
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厄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了一点儿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
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
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与上述的几位作家
相比，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
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
‘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此
后，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晋东南的煤矿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潮，并没有割断我们
的灵犀相通；但我们毕竟是被五七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
书信往来，有着诡密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
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二劳改”身份，处境比
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1979年，我
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
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