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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死人早已被野狗或野狸子叼走，那口空空的棺木，又埋在不见阳光的阴坡，于是我们便
分头到里边去躲避炎阳。好在里边已经打扫干净，我用滴水的短裤擦了擦全身的汗，毫不犹
豫地钻了进去。
我是人？
我是鬼？
还是非人非鬼？
当时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灵肉之裸，也是源于这个生活理
念。
第10节 生命档案中的“马拉松”之役
在与牛为伍的日子里买下的那辆破飞鸽牌自行车，在1969年对我起了磨练意志的非凡
作用。下地劳动时骑着它，节约路耗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把积存起来的公
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舍弃坐火车而用自行车进行长途远征。当时，文革的血腥
气氛，已经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劳改”，经过批准可以回家探视了。本来坐火
车回京的车票，我还买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未来的驿路还看不见尽头——为了正视现
实，我觉得需要强化自己的意志，因而决定以自行车轮子代替火车轮子。
从茶淀到北京的路程，大约有二百多华里。夏日炎阳似火，坐在树荫下还要冒汗，何况
是这么遥远的行程，其苦累是可想而知的。昔日与我在桃园一起劳动过的赵鹏飞，与我在北
京的住家离得不算大远。因此，他在那年的夏秋两季，成了与我一起进行“马拉松”长征的
伙伴。我们穿过西区荒芜的大芦苇荡，越过波涛滚滚的金钟河小桥，就算是进入了自由世
界。
那是一番别有滋味的长征。自行车先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田间穿来穿去。要骑上
几十里土路，才能从杨村拐上洋灰马路。由于汗流不止，我们索性把上衣脱下来，夹在自行
车的后座上。反正在公路上骑车，谁也不认识谁，身份已然是等外公民了，知识分子的面子
便也不复存在。在地图上，茶淀与北京的距离，不过有小虫子那么长；可是自行车一圈一圈
地转起来时，不知要转上几十万圈，才能到达北京。
为了止渴，还要一路买西瓜吃。好在沿着公路摆瓜摊的不少，借着吃西瓜的时候，在树
荫下喘喘气。记得第一次我骑车回北京时，早上5点天刚微亮，就骑车上路了，直到晚上9
点——北京街头已然一片灯火时，才骑到了吉祥胡同口。由于腿部的超常运动，膝关节神经
失灵，我到了家门口下车时，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门口。好在门口没有人，我独自拍了拍裤子
上的土，在门口喘了好一会儿，才搬着自行车走进大杂院。
为了这件事，我母亲曾经流过眼泪。她听我说是骑着车回来的，已然在感情上承受不
了，因为她坐着火车去茶淀探视过我，那火车轮子还要转上半天呢，我拿一辆破自行车与火
车竞赛，不是找死吗？！特别是她见到我的膝盖摔得血迹斑斑后，眼泪立刻顺着面颊淌了下
来：
“你可再不能骑车回来了？你答应我！”
“行，我听妈的话。”
她看出我在应付她，便加重了语气对我说道：“再穷，咱们可以卖桌子椅子，你也给我
坐火车回来。”
儿子蹲在地上，给我往膝盖上涂抹着红药水，也对我说：“爸，奶奶的话说得对，看您
这膝盖摔成了这个样儿，要是摔坏了骨头，可是一辈子的事。”
儿子当年12岁，已懂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了。我与他母亲划右时，他还不足1岁——
12个年头过去了，他的父亲依然是个劳改队里的虫儿。他在给我涂药时，两只眼睛凝望着
我，我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因为他的目光中多了忧郁，少了幼年时的童真。我的膝盖当真
跌得不轻，但是当我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我仍然装出正常人的架式。我不愿意让同院的人
（这个院子里的人与原来的院子的邻居，有着很多不同），觉察出来我有腿伤；我更不愿意
我母亲和儿子，觉得我必须坐火车回去。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讨苦吃的“马拉松”。但是经受过第一次磨练，就不怕第二次长途
远征了。记得，到了深秋的时候，我再一次骑车回京。本来，我没有顺路到天津转个弯子的
设想。当自行车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突然对同行的赵鹏飞说：
“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个人。”
他说：“你算了吧，从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个，少一个阶级敌人，我必须去。”
“看谁？”
我开心他说：“一个老情人。”
他无可奈何地独自走了。我掉转车头，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发了去天津一趟的念
头，全然是被秋天萧萧的落叶所诱发。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梦幻时分，
曾给我的文学导师孙犁写过一封无地址的信，在骑车回京的路上看见漫天飞舞的落叶，我忽
然又想起了孙犁。岁月逝水东流，也不知这位文学前辈身体怎么样了？何不借此时机，绕道
天津去看望一下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盘桓于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这么直奔天
津而去的。说实在话，我在当时没有任何求助于长者孙犁的念头——中国都到了这个份上，
怕是连他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丝毫没有自我方面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只是为
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学前辈。
可是当我到了天津之后，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天津日报》的宿舍楼内，自己
全凭着一时的孟浪，便有了骑车闯天津之举。我本想到报社去问问孙犁的住址，车子己然骑
到报社门口了，内心却打起鼓来——悬挂在门口的“文革”大标语，使我望而却步。人家要
问我的工作单位，我该如何回答？茶淀是个出了名的大劳改农场，天津人几乎无人不知，我
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恋恋不舍地围着孙犁住的宅院转了几圈，最后的结果是掉转车把奔向北京。一来一回
等于多绕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时已然是深夜11点多钟了。受到母亲和儿子的盘诘，
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我从没后悔过这次徒劳的远行，因为此行至少证明我的梦幻虽
然早已破灭；但是严酷的生活，却还没能杀死我燃烧于内心的激情。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或
许是最珍贵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只留下一个人的外壳，那就无异于行尸走
肉了，不是吗？！
记得，时间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向长者
孙犁提及这一段往事。孙犁同志听罢大笑不止，他说：“你应该勇敢地走进来，那时候我也
是被冲击的对象。我不但不会嫌弃你，还要与你一块喝稀粥吃烧饼——就像今天吃的一
样。”
但是当时我确实没勇气进孙犁同志的家，出于政治道德和对长者的爱戴，我还是割舍了
对这位前辈的思念之情——这是我“马拉松”档案中一次特殊的记录。我很看重这份记录，
因为我是个人，不是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
着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不仅仅留下了裸体干活的历史，也有
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的“马拉松记录”。劳改的路还看不见尽头，要活下去我必须坚强。
第11节 “一号战备令”与一个猪圈
绕道天津回京探亲，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期间，与母亲和儿子的最后一次团聚。不久，
林彪的“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们这些不安定因素，虽然已远离皇城，但还嫌距离京城太
近，便又一次大迁移。反正我们的身价轻如蒲公英，任形势的季候风吹来吹去，飞到哪儿，
哪儿便是新窝。
农场开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转移。昔日曾相聚于团河的同类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
移位。就在我最后一次骑车回京的10月，我同类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各奔各巢。有乡的还
乡，无乡可归的回原籍所在的劳改单位。一时之间，大有树未倒，猴狲也散的趋势。其间，
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号张志华、陈邦昭等十几个人，被移交到福建劳改单位；“地理
仙”曹克强、画家朱为民、教师陈端昭等二十几个同类，去了河北沙河劳改农场；杨路、李
泰伦、水绍寒……去了贵州和四川（为了节约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对于一些无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极少数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场使用（如精通
外语的刘祖慰、刘乃元和数学较好的毛振甫留在该地中学教书）以外，其他老右和相当数量
的刑事犯，一律发配到“三线”山西。因为怕有人逃跑，农场停止了放假，一时间谣言风
起，这是我来农场后最为混乱的一段岁月。不过乱也乱出来一个喜信，听说女队里的成员，
只要是结了婚的，一律跟着男人走。
首先给我送来消息的是同类阮祖铨，他说他是听他们白指导员说的。白一直对老右们不
错，所以阮一得到这个与我有关系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监号来告诉我。我不太相信这个传
闻，因为就在阮祖铨传递消息之前，我与“罗锅”翟队长在地头上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我
们正从稻田里往外运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装稻车旁我遇见了他。
“队长，听说我们要去山西了，她们女队是去还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
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问我说：“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立刻后悔不该询问他，他是一个最仇视知识的人，“高尔基”与“低尔基”，就出自
于他之口，但是出于对命运的关注，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明知是钉子，还往钉子上撞。
“我问你话呐！是谁告诉你的？”
“场里的人都这么说……”
他猛然打断我的话：“你必须交代出那个造谣的人来，不然的话，就是你造的谣！”
我的天！一句心里话反而惹出祸事来了。当天晚上，小组召开追谣会，翟队长亲临监舍
坐阵指挥。那是个十分有意思的会议，组里姓刘“头人”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
“无风不起浪。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最近场里确实在疏散劳改成员，该进庙的进庙，该
进坟的进坟。关于双双劳改的成员，一块儿进坟还是进庙，这我说不清楚，但是大伙都这么
说。翟队长，这可真不是从维熙造的谣。您要是不信，您问问我们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听
见了这个风声！”
“是。”
“我们都听见了。”
“到底是从哪儿刮过来的风，我们也说不清楚。”
……
会议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当然，就更出乎翟队长的意料之外。从
田间运稻子回来，已然是天色大黑，吃过晚饭全组成员，无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从
田间往外背运稻子的活儿，累得人直不起腰来；加上一早就顶着星星出工，中午在地头上吃
的饭，全天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好容易刚刚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进我们的监舍来了
——这是会场出现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虽然同组的成员，在裸体大战的时候，拿我开心
取乐，但我与他们相处得并无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谁也不愿意当一个恶人；之三，“罗
锅”翟队长尽管风声鹤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