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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拉芦苇，是冥冥中的天意？还是文化人的缘分？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也回答不出这个问
题。那天，我见到了一度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美学家吕荧。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吕荧在
“文革”中被发配到了这里。十分凑巧，我们在苇垛上往大车上装芦苇的时候，老残队有一
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病号，也来这儿用小平车拉芦苇。他面黄肌瘦，在往车上装芦苇时，突
然晕倒在芦苇垛旁。“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张奎令忙跑过去把他从苇
堆旁扶了起来。他说他心脏有病不能动，在地上躺一会儿就好。
张奎令因打架进的劳改队，他身强体壮，为人豪爽，他让我照顾一下这个病号，独自一
人去装苇车。我替那个病号，装好一小平车芦苇，张奎令看那病号的神色，仍不见好，便叫
我帮他把苇车拉到老残队去。
来拉芦苇的老残队病号，名叫姜葆琛。当我也报了姓名之后，他说他知道我过去是个青
年作家，并说我是他未曾结识的同类，我最初有点不大相信，因为我的同类老右，在气氛宽
松的日子，都曾谋面于三畲庄，当时并无姜葆琛这一号。他告诉我他并非劳教人员。“文
革”开始以后的1966年，一部分社会上的不可信任分子，被勒令“强制劳动”，先送至北
京城郊的天堂河（离团河农场不远）农场，后又被押送到了茶淀。他在清华大学攻读水利系
的时候划右，属于“自谋出路”的三类处理，由于是自谋生活出路，他先在社会上干些零散
活儿糊口，后来曾流窜到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此人后来与我在山西劳改队再次相逢，成
了我的朋友，他在老右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详见《走向混沌》第三部离离“原
上草”）。姜还告诉我，他的忘年之交——我昔日的一位前辈同行吕荧，也被囚禁在
“585”老残队。
我当真吃了一惊：“在哪儿？”
他手扶着我拉车的车把，有气无力地向老残队的监舍指了指。
“他怎么也来到了这儿？我记得反胡风运动以后的第二年，他就结束了‘隔离审查’，
消息是见诸于《人民日报》的。”
“天空时阴时晴，而今连老帅们都打倒了，他不来谁来！”
尽管他的话说得合乎逻辑，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据我所知，这位文学长者
始自于1935年——他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后来在武汉《七月》丛书中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生涯。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他只身
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他会德、俄、英几国文
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单旧书店里，读到过他的几本译著。归国之后，笔耕不辍，翻译
过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是个非常受读者尊敬的文人。
姜对我说：“你没有忘记在你们作协批判胡风的时候，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为胡
风申辩的人——他就是吕荧。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
我说：“那时我还是小字辈，没有资格参加批判胡凤的会议。可是我听到过吕荧当众为
胡风辩解的事。”
“你想想，就凭这一点，‘文革’能放过他吗？”
不用再多说什么，我已然全明白了。
我拉着芦苇小车，因为姜葆琛要不断地歇息，我们走走停停，走了很长时间。这倒也
好，路上，我从姜的嘴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吕荧的事：姜在社会谋生期间，已经结识吕荧了。
“文革”前夕，姜几乎成了吕荧的生活助手（因为吕荧与妻子早已分手）；虽然那时候吕荧
有时还写一点文章，但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姜去他家时，常见他木呆呆地摆弄古
字画之类的东西。有一两次，姜甚至发现吕荧在屋角大小便。姜出于对吕荧的尊敬，有时为
他打扫卫生，或干些零星杂事。姜葆琛家在张家口，北京只有个姐姐，所以有时间常到吕荧
家走走。但是姜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乍起，他和吕荧都分别被认定是不安定因素，同时
受到“强制劳动”处理（在劳改队内部简称“强劳”）。也算是一种缘分，两个苦命人先后
都被押解到了天堂河。
姜葆琛告诉我，吕荧的生活能力很差。他是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译成的《莎士比亚十
四行诗集），走进劳改队的。大概是出于怕停电的心理障碍，还把一大包蜡烛带进了天堂河
农场。一个蓬头垢面的文化人，进了劳改队，已然受到小流氓们的注意，加上英文打字机以
及蜡烛等东西，因而吕荧在强劳人员中被视为一个两条腿的怪物。小流氓们常常拿吕荧找
乐，而找乐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偷拿他的蜡烛。因为他每每丢失一支蜡烛，都要东找西找，
找不到时，他就变得疯疯癫癫。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文化的小痞子，对此乐不胜
收。待从天堂河转移到茶淀时，吕荧带进来的那些东西，已经一无所有。吕荧伤痛的心，为
此而一次次流血是可想而知的。
茶淀的生活条件，比天堂河还孬，这儿地处渤海之滨，冬天盐碱滩的大风一刮，吕荧冻
得浑身哆哆嗦嗦。姜葆琛知道这个大文化人的价值，为保护吕荧的身体，常把自己穿的破棉
大衣，给吕荧披上。但是这里不仅仅是寒冷，还伴随着饥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吕荧，形神
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惟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
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该怎么对你说呢？”当我们走近了老残队的队址时，姜葆琛对我感伤他说，“那形象
就像是《红岩》电影中的华子良。华子良还能围着监舍跑步，他不用说跑步，连走路都不行
了。狱医说，他熬不过今年夏天。”
我拉着苇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为什么，我怕见到吕荧了。我之所以帮着姜把苇车
拉到老残队，一是出于对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同类的关照，更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见上
吕荧一面。我把车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说：
“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们的苇子车怕是在等我了。”
姜说：“你既然已经到了这儿，还是见上吕荧一面吧！”
我迟疑地望着那几排破落的房子。他抄起小车车把说道：“走，跟着我走，老残队没有
你们队那么多规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见上帝的人了，队长都怕进这个院子。”
自我斗争的结果，我还是跟他去了——当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笔下会出现吕荧的
名字，我去看吕荧，完全来自于“物伤其类”的良知感召。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
碎的一刻——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
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过不
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使我为之泪落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
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归途上，同组的成员张奎令与我说东说西，我则缄默
得像个哑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车上，拉回来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芦苇，而是沉重如铅的
历史。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586”坟茔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
之后，吕荧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55岁。不久，在那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
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
第8节 三个同类相继驾返“瑶池”
这里所以盗用仙境中的“瑶池”之名，既有祭悼亡魂升天之意，又因那个“池”字为水
字旁，三个死者中的两个，是因溺水而去了天堂的。
第一个死者，是知识分子中书呆子的类型，他并非自杀，而是被自己的刻板和痴愚杀死
的。他名叫张赞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张资平的儿子，划右之前是新华社的资料员。张资平
在鲁迅先生笔下，其形其像无需笔者多言——但是在他儿子身上，却难以发现父亲的遗传基
因。在老右中间，他是个最安分守己的人，用同类陈端昭的话说，他的安分守己到了机器人
的程度（不知这样一个木讷的人，何以在五七年也成了右派）。
张赞祖负责一块水稻实验田，实验田的旁边有一个调配化肥的池子。有一天，陈端昭走
到池边急于小便，便往化肥池里撤了泡尿。张赞祖立刻急了，认真地朝他喊道：
“哎！你为什么往池子里撒尿？”
陈不解地反问说：“你这个人也真怪，往池子里撒泡尿怎么了？”
张急赤白脸他说：“会影响调配好了的化学成分！”
陈笑了笑：“你这呆子，怎么会成右派？划你右派的人，真是瞎了眼。”
就是这个老老实实的老夫子，在春未的水田耙地季节，出了使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
死亡事件。在农场的所有农活中，在水田耙地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当时还是春寒时分，水
田里放满了水，拉着耙地器的马，在泥水中走着，后边手扶耙地器的耙地人，要跟在马儿后
边，来来回回地走动着，直到这块水田被整成一字形的水平线。
马在前面被泥水溅成泥马。
人在后面被泥水溅成泥人。
而人不同于马的是，马有一层皮毛护身，不怕泥水之冷；人可没有那么方便，不能穿着
衣裳下水，因而在没有女号的地方，往往是冒着刺骨的水寒，光着身子下水。像张赞祖这样
的一根筋，是干不了耙地的活儿的——他的任务之一，是每天拉着耙地归来的马，到水塘里
把马身上的泥洗涤干净。他干这个差事的时候，总是用手牵着马的缰绳，惟恐马儿逃跑，等
马洗完身上的泥浆之后，再把马牵入槽头。有一天，这个书虫又牵着马到水塘边洗澡，哪知
这匹马离开泥浆地以后，洗澡心切——张赞祖刚刚拉着马缰，那马儿就朝水塘狂奔。本来张
赞祖扔开马缰，任它去水塘也就行了；可是这个呆子，受习惯心理支配，还是死死地拉住马
缰不放。结果是马把他也拖到水塘中去了，这个呆子是只旱鸭子，不懂水性；当时又适逢水
塘边上无人，那马洗净耙地的泥浆回到岸上，独自奔向槽头吃它的草料去了；而绝对忠实于
自己职守的张赞祖，就再也没能上来。
北砖窑的乱坟岗子里，有了张赞祖的名字。这不是自杀，也可以称之为自杀——自杀于
他刻板的忠诚。虽然这种死亡颇有点“末路英雄”的别样风情（是为了农场的一匹马而死
的），但是他死了也就死了，在坟地上和其他死亡号一样，土丘前只有一块砖头。
第二个自杀的人，是前文提到的陆浩青。这是与张赞祖在思想上遥相对立的死亡。从他
进了劳改队后，就有了结束生命的念头，笔者在前文中提及过，他在团河的三畲庄已悬梁自
尽过一次，只是因为他的命大，被人发现救了下来。如果当时的政策能够给他以工作或学习
的机会，这个来自清华化学系的尖子生，也许会有“回头是岸”的悔悟；但是，当时的政策
不仅没有给予他任何温暖，反而把他当成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