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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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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其间,常常退掉文坛权贵的不及格的书稿,这种刚直不阿,是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延伸。
在中国作协,他被认为是最正直的人)。
    “也许我的命运还没走到头呢!”
    “为什么?”
    “报社近二十个右派,我是第十三个被揪出来的。‘十三’这个字眼很不吉利。”酒喝
多了,我毫无遮掩地说。
    “别胡思乱想了。”他夺下我手中的酒杯。
    记忆本身就带有筛选的功能,那些淡而无味的平庸东西,都从时间的筛孔里漏掉了;而
留下来的都是十分珍贵的,使你终生难忘。当然,我提及“十三”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宣泄
内心的愤懑之情,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正是我和妻子命运的预
卜……

第3节 从“状元府”走向“墓地”
        报社的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会同大楼中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张辛城、卜昭文、
丁宝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陈德贵、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
多。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
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
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
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
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
子弹击中了。
    和王守清个头差不多,但没有魁梧身材的李滨声,不也是一个屈死鬼吗!盛夏时节,党
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用卧车把他接走,在请他吃饭的席间,拿出许多剪报资料,
请他根据资料为刊物画一幅漫画,《没嘴的人》(副题《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就是这么出
笼的。脱稿后李将稿放在桌子上,被报社文艺部负责人看见了。说服了李滨声,先在《北京
日报》刊登了;后来,《北京日报》首先向李滨声发难——他成了“阳谋”中的第一个牺牲
品。。
    批判会上,李滨声曾据理力争:“我并不是为报社画的,是你们要我在报上刊发的。”
    对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
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
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
灰浆一类的活儿。
    195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街道上的树叶还没落光,秋天还没完全脱掉它的黄褐色衣
裳,外蒙古卷过的寒潮就报到了。之所以能有这个记忆,是画家王复羊的劳动模样留给我
的:十月末,他没有御寒的劳动服装可穿,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还在皮领上围了一
块白色垫肩。于是“右派贵族”的雅号从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举目四望,昔日那些摇笔杆、拿画笔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狈。嘴里总爱哼哼着约
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乐曲干活的陈德贵,来工地不久就折断了眼镜的一条腿,折腿
的那边,他套上一根线绳,被冠之以斯维尔德洛夫的绰号。看着自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
我身穿一件破大衣(这是我母亲怕我冷,毁了一条狗皮褥子缝制而成的),上边溅满了泥点
和灰浆,俨然像一个专职“泥水匠”。至于那些女右派,则一律敛起昔日红装,头上顶着蓝
黑色带有耳扇的帽子,简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壮工一个模样。
    女右派干的是把弯钉子砸直的原始简易劳动。分派活儿的人,确实是出于照顾妇女。但
是在严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儿干这种轻活儿,还不如干费力气的活儿好。她们不断跺脚,
用嘴哈气暖手;那边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绒衣穿了单衫。“状元府”名不虚传,修建这
旧宅院时,地面搅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冻,丁字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土窝。再看
看各自的手掌,几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医务所彭大夫不知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还是施
行“革命的人造主义”,对于施舍胶布从不吝啬,因而每人手上都贴上了横七竖八的胶布条
条,像是戴上两只污浊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个严冬下午,我赶上和王守清一块刨槽。这家伙干活也像打仗那样,抡起
丁字镐来虎虎生风。“噗”的一声,一个硬土块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一只镜片顿时像太阳
光的辐射线似的,在上边结网。我劝他去配一副新眼镜,他用浓重的鼻音回答我说:“配甚
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
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骚的
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
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
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
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
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
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仔细想来,这也怨不得那些人们,我们这些工地上的活标本,已对那些视力1。5的眼
睛,出示了黄牌警告。时代需要色盲、声盲、情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眼无珠的人就
应运而生。这是1957年反右遗传下来的癌症。
    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里作动员报告。
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
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这些话虽然十分悦耳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动力量,但是一个
唯物论者忘记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水晶城”之说,
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当然,如果人们都变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单一的颜色了
——那是一种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释为“水晶宫”了。
    在“状元府”的劳动工地上,还有一个戴着圈套圈的高度近视镜的右派分子。他干活窝
窝囊囊,沿着“马道”往楼上挑砖运灰时,总是弓曲着水蛇腰,像个鸵鸟似的。他叫赵筠
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别看他肩不能挑担,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时,脖子却伸得
挺长,身条挺得挺直。那天,他嘴里嚼着馒头舌战群儒,话锋的焦点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渊
源。赵的论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批判他的那些人们,
则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十分完备,官僚主义与此无关。他一边喷着馒头渣儿,一边慷慨激
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也许他当时那副执拗的儒雅气质,留给我们
印象很深,所以在劳动现场,我们常喊他赵老夫子。
    最使人惬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劳动中的一刻钟休息。我们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旁,或者
到一间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时,徐钟师“削发为僧”抗拒运动,自然被常常提及,赵老夫子
舌战群儒的场景,也常常用来解脱我们的精神空虚。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人所共知的,人们
需要寻觅新乐,解脱各自的烦恼。
    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有一天,在那间堆煤
的小屋,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不知谁谈起了“阳谋”这个字眼的含义时,我讲起了邓友梅
君的一段经历: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
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
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
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
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
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
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会场顿时愕然。
    伙伴们笑了。接着七嘴人舌:
    “这是一出皮影戏!”
    “邓友梅充当了皮影人!”
    “这出皮影该叫啥名儿?”
    “先使用友梅君,然后把他再甩出来。推完磨杀驴,招儿真高……”
    “这叫‘各个击破’。”
    “这叫‘阳谋’——”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骤然刹车。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右派伙伴们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要属王复羊、骆新民、梁沙军、
赵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诚的要算是漫画家王复羊。他就读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在
老右中年纪最轻,又对生活最富于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导火线始自
于他对李滨声的态度。他不揭发、不批判;但是有人出来揭发他了,这就是骆新民。他说王
复羊污蔑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说“胡风问题构不成反革命”,“肃反伤害了一部分老同
志的心!”等等。结果,年轻的王复羊受到了二类处分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
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每
月18元生活费。骆新民(笔名骆拓),他原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因其父和徐悲鸿先生私交
甚密,解放前他便从异国他乡回到祖国怀抱,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1957年反右派
斗争中,他虽然积极批判李滨声,又揭发了王复羊,由于他在鸣放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为
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待遇鸣不平,反右斗争仍然把他网罗在内。但他是华侨,反右斗争中又
“表现可以”,所以落了个从轻发落,只开除了团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职降级处分,可是右
派帽子依然给他戴在了头上。梁沙军是河南人,原是地下党员,他性格憨厚是个乐天派,因
而在右派当中颇有人缘。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因为他有腰腱盘突出的毛病,干不动重
活儿,除了在装订房和女人们折折书页之外,有时也来“状元府”工地干些轻活儿。
    那天,北京降下了头场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劳动工具,他和女右派们一块砸钉子时,
发现了我俩,便道:
    “喂!干什么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什么?”梁沙军用王守清的谐音逗趣说:“去公安局?”
    “你开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脸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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