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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感到累了，在这儿过一夜就过一夜吧，这是命运的安排。
她要给我去打晚饭，我请她留步，并恳求她说：“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一下，这儿有
两包点心，是我们同组的人去汉沽时买来的，你能不能转给张沪？”
这位积极分子对我板起了脸：“刚才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队长？你不是不知道这里的纪
律，一个反省号是不能接受家属任何东西的！”
我面红耳赤地站在她的面前，尴尬之后，我告诉她不要为我打晚饭了，带给张沪的东西
就够我吃的了。但是她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指导员的指示——给我端来一碗粥和两个窝窝
头。我浑浑噩噩地坐在炕沿上，如同木偶一般、呆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后悔不该来跑这
趟冤枉路，继而为张沪的命运忧虑起来。进了劳改队，我被生活这把雕刻刀，已雕刻成了非
我；而张沪则像是一块水晶石，任时代塑来塑去，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我在对她崇敬之中
常常感到悲凉，因为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她已然自杀过一次的病弱身体，经受得住这么折
腾吗？
粥早就凉了。我打开点心包，一边喝着冷粥，一边掰食着硬得如同石头一样的点心。从
墙洞中钻出来的几只红眼耗子，抢食着落在地上的点心渣子——后来我索性把吃不下的窝窝
头，掰开揉碎让那几只饥鼠吃个够。待我感到心力交瘁，囫囵个儿躺在土炕上时，才发现有
一股冷风吹了进来。仰头看看，原来后墙墙角，有一个大大的圆洞。根据我劳改多年的经
验，这洞并非自然塌落，而是用镐头特意刨出来的。在房子里刨一个洞干什么，我想来想
去，判断出这是一间停尸房——我身上的被子，是死亡号留下来的。想到这里我一跃而起，
走出房间溜到房后，借着月光：朝四周看了看，房后是一片枯草，但是在紧贴着圆洞的地
方，被车轮压成一道道车沟。我不是福尔摩斯，但是根据劳改生活的启示，我揣摸出那个圆
洞，是为了从房里向房后顺死人的——生者把死者顺着墙洞推出来，往大车上一扔，就奔往
北砖窑的坟场了（后来，我从张沪嘴里确知，一切都与我的推断一模一样）。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打道回府。
我满怀希望而去。
又塞满惆怅而归。
第5节 与贼同醉
从女队归来以后，我心情的凄迷到了顶峰。记得在返程途中，我坐在离“582”不远的
一座小桥上，流下了一个男人不该流淌的眼泪。时代对我们是不是太苛刻了——特别是对于
曾被国民党拉上过特刑厅的女共产党员，现在让其反省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问题，这是她一
个人的悲剧，还是历史的悲剧？我太了解她了，她是不会向压力低头的，这会不会又酿成她
的另一个新的不幸？
回到监号，几个同组成员开我的玩笑道：
“久别胜新婚，夜里干了几回？”
“他妈的，你比我们强多了，一抬腿就能去天河配！”
惟有那位法国的传教士高学海，似乎看出我的情绪并不太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
自言自语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法语，抒发他自己的心绪——他究竟在说什么，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想知道——我给他起了个“高老夫子”的绰号，在组里除了我对他十分尊敬之外，
几个解禁的流氓罪犯，实际上把他看成是一个影子般的人物。
我只好把泪往肚子里流。在劳改生活中，我不能过多地流露真情，因为这里的队长已然
不是董维森的类型，他们两只眼睛时刻在盯着思想犯。一旦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可是不得
了的事情。过了10月，接近了年关，劳改队要例行文艺演出。有一天，崔指导员把我找到
他办公室：
“你把你们组学毛著后，立刻见行动的好人好事写一下。”
“您看，我该写谁呢？”
他说：“你们组里何××（我已忘记他的名字了），因为是个惯窃，才有个“何大拿”
的外号。这你知道吗？”
“知道。”
“他学了毛选中的老三篇以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有了变化。前两天，他在收工的路
上，拾到了五毛钱，交到中队来了。你就写写他这一段吧！”
我只能点头称是——尽管我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还是应了下来。之所以如此，当
时我们组正干着刨冻土的活儿，每天抡铁镐刨冻土的活累我倒是不怕；怕的是那漫天漫地的
白毛旋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前文已经说过，这儿是个大盐碱滩，七八级的大风一刮，一
片白黄色的沙尘吹在脸上，苦咸苦咸。冻土有三四十公分厚，手上震裂的口子虽然贴满了胶
布，还是照常开裂。留在监号写点顺口溜一类的东西，可以少受点风沙之苦，这是原因之
一。之二，让你写你就得写，否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与其如此，何乐而不为？！
进劳改队以后，我已经多次干过这种差事。但是每每充当这种角色时，常常勾起我死去
了的文学的梦幻，实在有愧于心。同组的人都知道，“何大拿”不过是变了个小小的戏法：
他自己先把五毛钱丢在什么地方，再当着别人的面，把钱从那地方拾起来，然后把钱送到队
部办公室——戏法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成了学习老三篇的积极分子了。写！我还得把假的当
成真的写！
整个的时代，都跳起了假面的忠字舞，一个“二劳改”，还要什么自我清高？
到了新年，我写的《“何大拿”学毛著》，是以山东琴书的形式演出的。我们全组人
员，一起上阵。为此，我们全组得了个集体学老三篇的优秀奖。在台下听着队长表扬我们的
时候，我的心在暗暗发笑：好一个“何大拿”，一个小小的把戏，不但给自己的脸上贴了金
粉，还给我们全组画上了红脸。
可笑？
可悲？
可耻？
可乐？
时代既然充满了荒唐，荒唐多了，也就不觉荒唐。
但这一切，都只是过眼烟云。当我的良知苏醒的时候，内心一片苍凉，正是因为醉中有
醒，到了年节的晚上队里破例允许喝酒时，于是就有了《与贼同醉》这场正剧。那天队里吃
的饺子，饭间，其他成员都去各找各的朋友，摆龙门阵去了。我本来是想去三队找李建源和
阮祖铨两个同类去谈心的——从探视张沪未果而归，我的心情一直不好，与同类中的友好聊
聊，不外想排解一下不佳的心绪。但是“何大拿”把我拦在了门口，他说他感谢我写了他的
事，要对我表示一下谢意，说着举起了他手中的那个酒碗。
同在一个组里生活，我不好推辞，便拿出我腰里揣着的酒瓶，并拧开瓶盖说：
“喝我的吧，你的酒是白薯干做的，我的酒是北京的正宗‘二锅头’。”
他把我倒在他碗里的酒，一扬脖儿喝了下去，连连称赞着：“还是北京的酒香。”
我再次要走，他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我只好坐了下来，与他一边吃着饺子，一边
端起酒碗。
“来，干了它！”
在我和他频频碰碗之后，一开始是心发热，然后便是头发晕。青年时代的我是有点酒量
的，但在劳改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沾酒，所以很快进入了半醉状态。喜酒的人酒后的醉态
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发酒疯手舞足蹈，有的人沉默无声——我属于后者，特别是进了劳改队
以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每每在节日放纵自己狂饮之后，话就变得更少了。我仰面朝天
往炕上一躺，愁思便潮涌般地塞满心扉。
“何大拿”无忧无虑，他喝够了酒以后，便在狂放不羁中口吐真言：“谁他妈的有病，
捡了钱还交公？我还嫌钱不够花呢！一个月就这点鸡巴钱，还不够我卷‘大炮皮’抽呢！”
“你是怎么玩的花活？”我半醉半醒地问道。
“那不是大容易了吗，出工的时候我走在队伍的后边，把五毛钱扔在那儿；收工的时
候，我走在队伍的前面，当着大家的面，再把钱拾起来交公——就这么简单。你想想，在这
块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连个人烟也没有，谁能把钱丢在那儿？嘻嘻……这戏法还真灵验，
我成了场里的标杆！”
我笑了，笑他的鬼把戏，叫我们猜了个准；但是却把劳改干部，骗了个底儿朝天。如果
事情到此刹车，下面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可他把酒瓶喝了个底朝天以后，又对我吹
起他神偷的本事来了：“我在年前回家探亲，在回来的火车上碰见一个老太太，她挨着我坐
着，怀里还抱着她的小孙孙。我以为她的包袱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便顺手牵羊地拿了回
来。可是回到场里打开一看，净是些尿布片片和喂奶的奶瓶一类的玩艺。里边还有一个纸片
片，那是一张选民证，我记住了那老太太的名儿，她叫崔风莲。‘吃大轮’（在火车上行
窃）的碰上穷光蛋，算是打雁的叫雁给啄了眼，不过，这时候倒也算有了它的用项。”说
着，他把藏在炕洞里的小包包，拿到炕上抖落开来，从中拉出来几片白白的尿布，像是扭秧
歌似地，在地上扭动起来。
是好奇？
是诱惑？
当时我也说不清楚，他究竟触动了我的哪一根神经，反正我一个鲤鱼打挺，从炕上跳了
下来。我拿起那张选民证看了看，那个被窃的老人63岁，正好与我母亲同庚。我母亲昔日
来看我。坐的也是这趟火车，在冬季的大雪天，肩上不仅背着给我和张沪送来的东西，手里
还要拉着她的孙子——那两只小脚走在遍地皆白的雪路上，一走一滑。要历尽艰辛，才能把
她那份老母亲的心，送到我和张沪面前。而“何大拿”真是丧尽天良，居然在“大轮”上，
偷一个老人——甚至把老人喂孙子的奶瓶奶嘴和尿布，都给扒窃来了——而我却与他同饮同
醉，我还算是个两条腿的人吗！
此时，“何大拿”已然更换了那几片尿布的用法。他从扭大秧歌，变为反串《西厢记》
中的红娘。他一边扭动着腰肢，一边唱道：
叫张生
你莫担惊莫害怕
我慢慢地走
你慢慢地爬
“‘何大拿’！”我突然喊了一声。
他没有理睬我，继续在半醉半醒中得意地演着他的红娘。
我却尽量从醉意中自拔，开口责骂他道：“你他妈的偷谁不好，为什么专偷一个老太
大？你有亲娘没有！”
他停下了扭来扭去的京剧台步，反唇相讥道：“秀才，你小时候是用尿布擦的嘴吧？说
出话来怎么又臊又腥？”
我血涌心扉，朝他高声叫道：“混蛋！”
“我告诉你，干我们这行的手上是不长眼的，谁他妈的知道包包里是尿布，让雁啄了眼
的事，说明我手生了。”
“你是你娘生的吗！”
“你怎么骂人？你把你老娘也带进劳改队里来了！”
“在狼窝就得学狼叫，这是我的一大进步。”
“放你妈的狗屁！”他先把尿布朝我脸上掷了过来，然后如同猛虎捕食一般，整个身子
向我压了过来。
我闪开了。
“何大拿”踉跄着身子，倒在了炕沿上。我趁势从他身后，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他一声未吭，反过身来挥拳朝我脸上打来。我只感到头“嗡”地一声，面部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