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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另一条路——她惟一的牵挂就是她的宝贝孙儿，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形势已然到了这一
步，姥姥、姥爷虽然身体有病，也只能把外孙接了过去——因为无论如何，让孩子跟着我进
劳改队，总不是个办法。
我去派出所开转移户口证明，必须去找民警小刘。这之前我和他曾有过一次路遇，至少
还没有见到他歧视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风声鹤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绪有没有变化——我
之所以对此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我母亲刚进北京城时，是参加了普选的公民；时至今日，
她已然成了“文革”对象，等于是从北京被扫地出门的反革命家属——她一旦没有了选民
权，回到乡里也难预料处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为是没有选民权的地主家属，“文革”
刚刚开始时，就被批斗得跳了井，折断了一条腿——我母亲从城市被轰回农村，如果没有公
民权，到底是福是祸，还是很难捉摸的事儿。
进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众勒令还乡的人非常之多。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
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刘。他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返乡证明，并没急于交给我，而
是把我叫到一个影碑背后，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说：
“现在革命群众说了算，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们民警能做的事，几乎是零。我能依照
宪法做的，我都做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如果……（他紧张地朝影碑周围
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让你母亲带着证明信再回来——千万要带着”证明回来。”
言罢，他匆匆而去。我没有动地方，首先打开户口转移单据，两只眼睛急于搜索公民权
一栏。我的天！在有无选民权一栏里，竟然签署着“有选民权”四个耀眼的黑字。这是我最
为关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我们管界的民警，竟然没有失去法律的良心
（在我平反回京之后，我曾寻找过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调到哪儿去
了）。我当真安心多了，至少母亲在农村不会有我六姨那样的遭遇——如果她有个三长两
短，我可能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她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她是一个目不
识丁。但又比知识妇女还要坚韧的母亲。
送她上长途汽车的那天早晨，马圈长途汽车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在挨个儿询问上车的人中间，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一个老头儿，因为他属于没有
公民权的还乡者，当场被揪到车站旁边的空地里，先把他的脸勾画成鬼脸，然后在狂热的革
命口号声中，这位白发老者被绑到一棵树上，活活用石块以及砖头砸死了。幸运的是，那些
红卫兵光顾拿老人取乐了，没顾得上察看我的证明——我是带着劳改队送母返乡的请假纸条
来的，在这种场合，如果被发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那些革命小将们，会比对待那
位老人还要凶残十倍，把我和我的母亲一块儿送进天堂。
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接到来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亲不会写字，为她代
笔的是我老家的堂妹，并附寄来大队的证明，大意如下：我母亲是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返
回老家不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里的负担，村里决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北
京云云。我没有权利复信对此事表态，尽管我去派出所转我母亲的户口时，民警对我母亲的
问题有过暗示，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只好将此信转寄给我家原来所在地的派出所。之
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回音——我着实太愚蠢了，乱世中的派出所，怎么能下命令把我母亲接
回来呢？！
当时的心绪坏透了，在马圈看见的那一幕，始终像影子般地跟随着我。连夜里做梦，都
梦见我和母亲被那些红卫兵画成不同的鬼脸，用绳子绑在一起游街；然后，如同《三国演
义》中草船借箭场景中描写的那般，无数支飞箭向我和母亲的身上射来。我一边用身子挡住
母亲，一边高喊：“妈——你快跑——你快跑——”梦断残更之后。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
到我这四口人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间囚徒，并且分为四个地方生活，我们到底都犯下了什么
大罪？现在母亲又成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野鬼——她将到哪儿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园给桃树剪枝时，董派人来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动乱之秋，又发生
了什么事情。在此之前，出于理智的考虑，我已经处理了可能引发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
我埋葬了我手里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于母亲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担心有造反派，
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会连累到朋友的——我把这些情义无价的信函，一起带到了桃
园。监舍不仅人多眼杂，随着“文革”的紧张气氛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同类与非同类的关
系，都变得比过去复杂多了，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觉得不是地方。无奈之际，忽然记
起了《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觉得为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在一
天出工之际，我把它们揣在怀里，到了干活的地点，先用铁锹在树下挖一个坑，然后在纷纷
的落叶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里。好在桃园方圆二百多亩，树与树之间又相互障
目，没有人会发现我的仿古行为。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国
妇女》杂志的那封退稿信，我边撕边反省自己对时代的纯真和无知。之后，我又撕绍棠写给
我的便笺，心中充满了感伤之情——我进了劳改队也就罢了，绍棠这个50年代的天之骄
子，并没有被关进笼子里来，怎么也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了呢？！最后撕的是陈燕慈写给
我的信，自从我去信托商店买自行车，碰到她以后，我除去为陆丰年找她借过《金蔷蔽》，
还谈了我们彼此这么多年来的情况。她有着不大和谐的婚姻，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陈果
（小名苹果），女孩名叫陈染（小名葡萄），她说她的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好人与好
人，由于双方个性的距离，不一定能够组成一个美好的的家庭。
我对她的不幸，完全能够理解——在学校时她就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
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走到一块儿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当然都回忆起昔日十分珍贵的
学校时光。后来因我每次返场，都要经过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两次，她特意在她的住
家路口等我，并骑上自行车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岁月，一个女布尔什维克，送一个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男囚，这一幕十分罕见的时代戏剧，使我终生难忘。因而我对她写给我的
信，比其他的信件更为珍重。但是这又是必须撕掉的，一旦革命群众找我的麻烦，波及到我
这位真挚的朋友，我的良知将永远戴上枷锁而不能解脱。我把她的信撕碎，并用手捧了几捧
落叶——秋时无花可伴，就让这些在秋风中飘落的桃树叶片，伴随着往日的情慷，一起埋葬
在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忆起来，我埋葬于桃园的纸片，都是无法追回的可贵史
料）！
至此，我内心已无任何可怕的东西了，因此当董派人来叫我回去时，我一路心绪坦然—
—即使是祸起萧墙，我也牵连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队部，我才发现我的神经，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告诉我的不是什
么坏事，而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着的迟家邻居来这儿找我，她是专为送口信到团
河农场来的——我的母亲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来了。董让那位送信的邻居先回去了，因为
大院里没有接见室。
“我还以为是革命群众，来农场抓我来了呢？”我魂不守舍他说。
董维森笑了笑：“在这儿改造没有别的好处，优越性只有一条，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人，
红卫兵无权从这儿带走。不是没有来过提人的，都被我们给挡了回去。”
“来要过我吗？”我看队部办公室没有别人，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董没有回答我，只是对我说：“你快点回家吧，处理一下你母亲回来的事，再回场
子。”我没有顾得上换衣服，穿着一身劳动服，就骑上了我的那辆自行车。可以想象我是以
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内的，在路上，一个昔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突然盘桓在脑海中：
古人说的“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这两句成语，真是准确至极。外院迟家的孩子，之所以能
跑几十里路，特意给我送口信来，因为她的爸爸迟家庆，也是一个在边疆改造的劳改犯。我
们外院紧挨着迟家住的还有王家，他家的长子王金柱，在茶淀改造；如果再加上张沪的话，
一共有四个之多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在刚刚受到冲击，红卫兵第一次给我母亲颈上挂
上大牌子的时候，我母亲曾当场倒在地上，是外院迟家的迟晚枫，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内院
刘嫂的儿子小胖送我母亲到医院抢救的（此事我母亲一直没有对我提及，是怕我为她挂
心）。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是生活告诉我
的，而非书本的启示。
这次回家，我没有再像做贼那般，而是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的。
进屋之后，我首先看见了我的儿子，又看见了我的母亲——尽管不过是一个多月的光
景，却恍若隔世。
我的可怜的母亲！
我的可怜的儿子！
命运没有太苛刻我们这个早就被强台风吹散了骨架的家庭——派出所同意接纳户口，老
母和幼子可以在北京安身了。世界上失而复得的东西，比原有的存在还要珍贵。这是“文
革”中的心路历程，给我的认知。
第4节 远行者在大沙漠的足音
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却对我的另一部分同类的追踪报导——因为他们是50年代受难者
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更大的牺牲品。在时代的祭坛上，他
们比留在团河农场的我们，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挂列车，还没有开到吐鲁番车站的时候，已然有人跳车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属流
氓。小偷之类。老右们是安分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桃花源”步人苦寂荒凉的沙漠而改变
初衷——道理十分简单，他们是为改变自身的政治面目而来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时的承诺，
给予他们一点政治上的温暖，他们会拿出全部的力量，成为屯垦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赖的队
伍。他们不仅能武，而且能文——来自北京各大学院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包括一部分家在北
京的），几乎都登上了那挂北行的列车。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现场，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陈野，我和
他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走？”
“在这儿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
“去了那儿，你就能保证身份会有变化吗？”我说，“你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你确信这
一切都是真的？”
“他妈的，我就再信这一次吧！那儿比这儿艰苦，也许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