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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先例。你去吧！”
记得回京看电影的那天，算得上梦上续梦。家里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一封来信，言
及我的小说将要发表。编辑询及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并要我立刻复信给她（她姓秦，名字己
然记不清了）。我如实把我的情况，函告了这位女士，然后去参加电影晚会。当时作协俱乐
部，在王府井北大街路东的一座礼堂，离我家还有几里地的距离，对于劳动了几年的我来
说，这点路程完全可以以双脚代替公共汽车。可当我走近作协俱乐部时，我的脚步不自觉地
慢了下来：在那儿我肯定会碰到熟人，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批斗过我的人，我将以什
么样的态度，面对必将发生的尴尬？我是想看到我昔日的一些朋友的，我又该对他们说些什
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晚些进场为好，因为我不想过多地失去我应有的自尊。
大概电影已然开场了，我才进场。尽管我回避着文学界同仁的视线，还是被康濯首先发
现了。他轻声地招呼我：
“从维熙，你……你……”他因吃惊而更为口吃，“来，坐过来。”
我坐到了他身旁的位子上。不待他对我再进行询问，我用最为简明的语言，向他说明我
的一切。反右期间，他在批判刘绍棠的时候，虽然点过我的名，但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在
我看来是迫不得已。他对同年代的作家，据说有湖南辣子之称，但他对待文学晚辈，还是很
宽厚的——我早在1953年就结识了在文学讲习所工作的他，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之
前，是他介绍我参加作家协会的。出于良知，我不能对他有任何的不敬。他听了我的情况
后，说了几句勉励我的话，要我努力改造思想云云。
我记得当天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片，片名是《珍珠女王复仇记》。由于其中许多裸体
镜头，康濯连连摇头。之所以如此，因为当天他是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电影的，怕是有伤风俗
的画面，对孩子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则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因为在那个百花凋
零的年代，了解一下世界电影的潮流——尽管我也不适应影片中过多的肉色渲染，但还是感
到没有白来。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散场时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艺工作的老同学刘厚明，他十
分关切我的处境。马路上已经行人稀疏，我和他在街头踯躅了很久。我对他毫无保留地谈了
我的心声，他当即问我愿不愿意去东北文联工作。我当时身陷囹圄，还考虑什么东北、西
北，我说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能让我写东西就行。
一场荒唐梦！
我是到了1964年，才梦断“桃花源”的。
我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来信，小说因故不能发表。那个“故”字是什么，当然是政
治之故。进京时顺访厚明，厚明说东北那个单位，已经同意要你，但是……但是……“但
是”是什么，当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直到我1979年平反回京，厚明才告诉我，他为我的
事情，还遭到了划不清界限的指责。东北某城市文联，去我的原来单位商调时，原单位不仅
没有支持，反而认为厚明牵线搭桥，是划不清界限的立场问题）。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
次去绍棠家，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党内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他和燕祥已无发
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在北京师院教了一段日子的书，现已调往新疆。他还列举出彭德怀在
庐山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的轮番批判。特别刺耳的是，我从绍棠嘴中得知，
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第一次出面组织对鬼戏《李慧娘》的批判。当天，我和绍棠都喝了
不少的酒，深感对老右的解放，已化作为中国天空飘逝而去一朵祥云。到了1964年的春
节，我去绍棠家看望他时，他给我看了一段他手抄下来的——毛泽东于1963年底对文艺界
的一段批示。我转抄了下来，当时的意思是警示自己丢开幻想，不要再做回归文艺队伍的美
梦。保存至今，成了那一历史时期文化界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的批文如下：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
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夏天，绍棠在一个落雨的晚上，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和孩子时，又把更坏的
消息告诉了我。它就是后来成为文艺界人人感到自危的那段毛泽东的批示。胡绳将其写进了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
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
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
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至此，我的梦已经变成了碎片。我在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卑贱，但无文场中没完没了的纠
葛，这不仅仅是自我安慰，也是当时的真实——我无路可走，只有安身立命在“桃花源”里
耕作——当我的园艺工了。
当时我被评为二级工，月工资36元2角，除去每月吃饭用去20多元，加上吸低档劣质
烟草，所剩无几；但是每周周未，可与母亲和儿子欢聚一次，这对我的老母幼子来说，也算
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一年多的光景，儿子曾对我表示过不满，说我星期天总不在家里跟他一
起玩，小小人儿还不知道他的爸爸，此时正在为改变厄运而挣扎。待这一切成为泡影之后，
我才第一次带着已然7岁的他，走进动物园。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看见老虎、狮子和大自然
中的各种动物，孩子当然高兴至极，但是我却对那一个个状若电网似的笼子，有着格外的敏
感——小儿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此时他的爸爸正在见景生情地自喻——我不是老虎，也
不是狮子，我曾像一只腼腆的家兔，但专政的铁笼，却把一切生灵都视若为凶猛的老虎和狮
子了。
始自秦皇大帝的焚书坑儒，中国文字狱史就已开篇。司马迁受宫刑，可算是远古时的记
录；后来的进步，不过在于脸上不再刺字或躯体上不留什么文囚的痕迹罢了——此时此刻，
我能混迹在游人之中，状若闲庭信步，当然也可以算是“自由”在60年代中国的一种延伸
了……
第11节 “桃花源”的风情史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因为它不仅仅有我留下的无数足迹，还有一些罕为人知的大
人物和与中国历史有关的风流女性，也曾涉猎过这片桃花的大海。这些，我将陆续在“折
梦”这一部中，有所披露。因为笔者只是回忆老右自身的心路历程，对那些与老右无关的人
和事，不想作详尽的描写。
当时与我一个班组的除了我们几个老右之外，还有劳教期满和刑满释放的其他类型的农
工，与我们为伍的，还有一条淘汰了的狼狗——因为在桃熟季节，附近有些老乡夜里常来偷
桃，那条并不咬人、却长得十分凶悍的狼狗，就有了它特别的作用。比如，当地老乡中的妇
女，夜里来桃园偷桃时，我们的夜班看守，就常常束手无策。
8月的一天，我夜里值班看守桃园。当时正是“大玖保”的成熟季节，我奉命夜巡桃
园。被毛泽东喻为最为高尚。并让知识分子们当作学习榜样的贫下中农，就使我碰到了最为
头痛的事情：我本来正躲在桃园的小屋里，看雨果的《悲惨世界》，但是我听见了桃园的排
水沟中，有悄悄说话的声音。
我走出了小屋，朝里边喊了一声：
“喂——别偷桃子——”
没人应声。我以为是我的耳惊，喊了一嗓子，便又回到小屋中去了。刚刚坐定，我听到
了桃树行子间，有树叶的婆娑声，不用问，这是有人上树摘桃子了。我扔下书，拿起手电便
朝有响动的地方奔了过去。我用手电照了照，树下没有人影。他娘的，是李慧娘到桃园来演
鬼戏来了？但我刚往回走，就听到了树叶的响声，还有桃子坠地发出的叭叭的声响。我已然
被逼上了梁山，只好硬着头皮朝桃园深处走去。紧张之际，我才想起桃园看守银景曾（昔日
的国民党阎锡山部下的一个校级军官，因患病由我临时代他夜间值班一夜）曾对我有过交
代：偷桃的人十分狡猾，坐在树上摘桃，树下是看不见的。我手电的光柬，便向一棵棵桃树
上照去。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树叶一阵乱响过后，从树杈上跳下三个人来，背着麻包就往外跑。
“你们站住！你们站住！”
我身份虽然不过是个“二劳改”，但是到底是作贼心虚，她们拼命地跑。其实我放她们
走了也就算了，但是劳改并没改掉我认真的秉性，我勒令她们放下肩上的麻包，她们毫不理
睬我的呼喊——但是因为她们肩上有沉重的负荷，我很快就追到了她们的身后。
这时，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她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扔下了麻包。我以为这是
留下麻包，我的追捕获得胜利了呢！否！原来她们三个妇女，先后解开腰带并蹲下来，把屁
股对着我撒开了尿。
我惊愕得不得不停下脚步。
继而把电筒关闭——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她们的反攻倒算开始了：
“你以为我们怕你这‘二劳改’吗？”
“你再往前一步，我们一块儿告你想强奸我们！”
“你这流氓！你这流氓！”
……
我的天哪，我这时才真正意识到了我的悲哀。我在做什么？我是什么人？
我扭回头来。这时才突然想到了那只狼狗——它等于聋子耳朵——摆设。我回到小屋外
的狗舍，把它拉了出来，狠狠地给了它一棍子。其实我打它时的用心，不过是出口恶气而
已。这既是打它，也是自我鞭挞。我觉得我和它相比，虽然一个是四条腿的动物，一个是两
条腿的“万物之灵”，在这个年代价值相等。也算是歪打正着吧，那条狗吃了一棍子，对天
狂吠起来——那三个妇女，才吓得逃离了桃园。
第二天，我把我的夜间经历，讲给我的同类们听，想不到引发出来一件真的情爱故事。
那是在桃园干活歇息的时候，当我说起夜间发生的一切时，在茶淀吃过“五毒”、死而复生
的陆丰年说：“下次让我值夜班好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屁股呢！小时候，在上
海家中偷看过邻居女人洗衣服。当时正是夏天，她穿着件短裤衩，我从窗缝往她的腿根上
看，怎么也看不清那个地方……”陆丰年是个十分坦诚的同类，他在当天还对我们宣布：他
北京的亲戚，正在给他寻找对象，他想当一个北京人家的女婿。
同是上海来的何群，开陆丰年的玩笑说：“阿拉看依还是趁值班的机会，看看女人的屁
股算了。这还比较现实。北京的大姑娘谁嫁给你这‘二劳改’？那不是等于把人家姑娘往火
坑里推吗！你少在这儿痴人说梦。”
几个非老右的同班成员，却各有各的看法。他们的名字是：刘执中、张子久、李学明、
王金海、武芳、赵鹏飞，还有一个来自于部队的湖北人寇邦安。他们都参与了陆丰年婚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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