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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
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
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
然翻着《红楼梦》，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惟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
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
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
大字报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风浪面前更为胆怯，规劝她说：“吞下这口气吧！这是政治运动！”
“她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许是怕把她也划进右派圈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这种心理状态，和右派
一样可怜！”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她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
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
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
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
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
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
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
“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
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
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
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
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
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
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
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
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
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
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
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
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
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
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
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
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
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
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
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
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
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
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
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
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
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几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吴祖
光，叫什么‘二流堂’小集团。”
我苦笑着应声：“是吗？”
“你怎么不关心重大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她以戏谑的形式，向
我袒露着一个女青年的心声。
“只要听不见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
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
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哪壶不开她提哪壶，使我在寻求安宁中，失去心灵的安宁。其实，这并不是她的过失，
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生活在她眼里永远是蓝天。她似乎没接触过农村，对这里的一
草一木都感到新鲜，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着，唱起50年代青年们喜欢唱的歌：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这支歌使我格外惆怅和茫然。据我所知，这首歌的词作者马寒冰同志，在鸣放乍起之
时，曾与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捍卫文艺路线的文章，结果受到
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是“左”倾，不利于鸣放，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但是
弹指之间，也许那缕游魂尚未飘进丰都城，毛泽东又反其道而行之，对鸣放中提出尖锐意见
的知识分子（包括并不那么尖锐，只是对鸣放中意见点头或摇头的人），进行全面的反击。
可惜，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气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反右
斗争开始的本身就是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开了距离。她不再和我说话，并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审
视我。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不吉祥的信号。果然，“社教组”下达了叫我返回机关参加
反右斗争的通令。我揣摸到厄运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反而促使我丢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绪，
去迎接命运的赐予。当晚，妻子告诉我，报社揪出来的右派已满十员，我虽然尚未被定性，
但是楼道里已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
范瑾、周游同志：
我们非常奇怪，从维熙在文艺界放了那么多的毒，为何叫他去搞“社教”，让他逍
遥法外？我们强烈要求把他揪回来，审查并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后边是一大串签名，首签的人是摄影组记者王一波。我理解群众的心情，更理解领导小
组的处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签名的人中间多数不但是我的同龄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
朋友。继而，我连这点不理解也变成了理解，他们还不是怕受牵连而主动地划清界限，并以
此来向运动表态吗？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并不
太考虑该不该把某某人推上历史的祭坛了。“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在报社算得上一根出头
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张宗麟，他在鸣放时曾规劝过我，叫我注意
社会影响。但反右斗争并没有放过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仅如此，就连他的
儿子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也被卷进了反右漩涡，再加上他
的右派女儿张沪，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定为右派分子，这个革命家庭在
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
押上风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历史拉开了长长的帷幕，但把帷幕撕开，现
实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在报刊上被点名为右派的老前辈，不
少是出生入死，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汗的人。看见有那么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
的挂冠，我这小小的萝卜头，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种解脱。
这种近似于阿Q式的心理平衡术，倒能给我一些麻醉。因而，当那顶右派帽子在我头上
旋来旋去，并渐渐逼近我的脑袋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8月
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参加市文联的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大会。会议室坐得满当当
的，但却肃穆无声。当我走过椅子中间的窄窄夹缝时，许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艺界的同行
和各期刊的编辑，都知道我是刘绍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这种目光对我说来无异于一条条鞭
子，从四面八方抽打过来。我难以改变昔日的旧习，仍坐在最不显眼的边座上。我发现绍棠
早已到场，他端坐在我对面那条长桌的中央。他面前摆着一只麦克风——那儿是被审判者的
席位。近两个月不见，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时他眼睛盯着面前几张纸的检查，双手在用绒布
擦着眼镜。
去市郊参加“社教”运动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过他。那天晚上，他异乎寻常地
激动，因为在“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形势之下，昔日那些纷沓而至的座上客，都纷
纷远而避之，而我却在这个时刻，叩门而进。
我告诉他我妻子已经先于我们划为右派了。
他十分震惊：“为什么？”
我简述了一遍后，他连连摇头叹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对错，还能找着点
茬口，她……”
“你真认为你的文章反党了吗？”我认真地问。
“现在是从效果追溯你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