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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
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
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
名已荡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
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
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拿割苇的镰刀,
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
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与这些
“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转悠。周
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直向南走,就是波
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
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干部,也
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那天早晨
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
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
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
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有人架
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劳动场面,人人
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
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
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
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
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
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
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
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
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
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
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
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
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
列,问我:
“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
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
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楼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
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
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加上清河农场为
粘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
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
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
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
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
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
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
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
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
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
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
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
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
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
“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
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
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
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
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
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
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
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
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
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
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
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
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
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
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
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
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
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
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
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
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
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
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谣
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单位,另外安排
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查的“谣言”,事后常常
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