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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经过一次，都要先笔杆条直地站好，向持枪警卫的士兵喊一声：“报告班长。”然后说
明通过岗楼的原因：我去打饭。我去队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劳动工具。我去……
八个小时钻在山洞里抡锤打眼，头上不见青天，洞内尽是龇牙咧嘴的石头。有一次，我
和徐恭瑾钻石打眼，由于采石的角度需要铁钎自下向上倾斜，因而铁锤也要由下向上击打。
他扶铁钎，我抡大锤。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劳动技能，我一锤打上去偏离了钎帽，铁锤一下子
打到徐恭谨的额头上，鲜血顿时淌了下来。他面色苍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绢为他捂
住伤口，然后叫几个人来架他上了医务所。医生给开了工伤假条叫他休息几天，他硬是头上
缠着绷带，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劳改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压
把自己送进了大墙；另一方面在劳改中又显出极度的虔诚，想争取提前走出大墙，幻灭感常
常上升为一种希冀，希望早一天从专政对象还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脚气病，一
次在赤足装卸木料时被病菌感染，一只脚肿得像大馒头一样。医生给我的肿脚涂上药膏，缠
上绷带，我便拄着一根木头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劳动工地。曹队长逼我回宿舍休息，我
就是不回。几十年后回首当年的这种现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潜影，更有几
千年知识分子传流下来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响，总是想通过”逆来顺受”，而最终达到解脱
痛苦的目的。
知识分子大脑是发达的，而对迷茫的现实，常常不如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氓爷，更能剖
析现实。他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些痛苦挣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态，并编出顺口溜，讥讽我们说。
好好干
闲扯淡
你有千变万化
不如政策一变
意思是说，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脑涂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变了，你就是
随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车。这种“反改造”的顺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我至
今仍记得，那大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体成员集合于队部前的一块空
地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议，但是那阵势显得与往常集合不同：矿长来了，管教股长来
了，劳改队长来了，内勤干事来了……矿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今天是对全体犯罪分子，宣
布劳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闹不止；今日开会，鸦雀元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
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
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
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
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
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
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
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却和劳改划了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
叫我们“劳改犯”或“二劳改”。
尽管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教养”期限短一些。所以，肃静的会场上，都在倾
听着命运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干部是管教股王股长，他宣布的顺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为最短期限，三年为最长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单很快就念完
了，还没有念出一个右派的名字。到此，营门的十几个右派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是获得最
长劳改期的人了。这真是“好好干、闲扯淡”的具体验证。特别亵读法律的是每个人的劳改
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
噢！原来法律是根儿童玩耍的猴皮筋，愿意拉长则拉长，而这些据说是经政府政法部门审定
了的，由执行法律的劳改干部宣布它，简直是那个年代一幕最荒诞的政法界头头们强奸法律
的恶作剧。
我们这些沉沦社会最底层的右派，本来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层，又被权法
合一的所谓法律，再次强奸。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凉，还幼
稚地推算着：三年，不过1095天。苦苦熬过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了，就可以从另册公民还原到正式公民了。这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知，在这块土地上劳
作的人们一经有了“前科”，就别做再想回到伊甸园的梦。那“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将
永远把“另册”人员打入地狱。
会后，几个老右偶然在厕所或工地相遇，一边抨击已服劳役的时间没被算到三年期限以
内违反天理，另一面又庆幸到底有了个盼头，觉得这是“无期变有期”，谁能想到诡辩术还
能把“有期变无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当时正好收到上海寄来的食品邮包，在星期天休息时便叫上
我和徐恭瑾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去“聚餐”，糕点很少，我记得每人吃上几口就吃光了。但在
那个年月，仅此一点已经属于违反改造条例的“彼此拉拢”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对形势分析说：“三年后，我们单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卧车？”我挖苦他。
“部里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怀还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观调子，“别说缺了你一个翻译，就是缺了谁地
球也照样转，小道消息说彭德怀倒了大霉，中国这列火车不是也没翻车脱轨吗？”
“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写着‘既往不咎’么！”程海炎仍然固执地申辩，“化消极因素为
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写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后，但愿我们都划到可以团结的范围以内！”
三个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点心渣子往嘴里一扬，我们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劳
改队的星期天是最最无聊的时日，没有书看，没有棋下。年老一点的多在炕上缝穷，把衣服
补丁补得层层叠叠，因为天天跟矿石打交道，费衣服费鞋；年轻的“哥儿们”，则躺在土炕
上侃大山。内容不出两个内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会餐，从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
羊肉，到西四牌楼的炒肝、东四牌楼的豆腐脑，一边谈着一边蠕动着喉头，把馋水咽下肚子
去似乎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对女性的专称为“圈子”，他们谈女人的胸脯、屁
股、大腿……语言下流淫秽，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檐外，眺望铁丝网
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从这里南望，能迷迷蒙蒙地看见长城。往西看是山，往东看是山，
往北看还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间的狭小。据这里的一个老号告诉我，在劳改部
门，他到过一个特殊角落，那儿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里边关着一些男疯子和女疯子。
有一度他曾在那儿值班把门，一天管女疯子的女劳改队长跑来求援，她说有一个女疯子用扫
帚沾上黄屎，满院子追打同伙，连女队长也不敢接近她。这个老号进了院子就吓了一跳，原
来这个女疯子浑身一丝不挂，高扬着手中的屎扫帚，追打着犯有精神病的同伙。见此情景，
他退了出来，但女队长对她无奈，还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这老号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干
这份差事。几经折腾，那女囚虽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终于从身后拦腰抱住了这个犯有疯
癫症的女囚。那女号自己也弄了一身黄屎，她被几个人强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紧身
衣，绑在特制的床板上了。她叫着。骂着。当她折腾得没劲的时候，就反复唱那支歌：“社
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时，那女劳改队长才告诉他：“甭理
她，这是个极端反动的臭右派。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讲
的那个疯癫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张沪。还没有被送进“大墙”时，她已经自
杀过一次，她能经受得住劳改队的种种精神煎熬吗？！
直到夏天，母亲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
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
力出工干活，每月吃21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3期的小
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
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涨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亲脸上的尘土汗
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儿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
啦！”我抱起他来亲他脸蛋时，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亲
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陪她一起来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张玉华（1985年被一辆拖拉机碾死），共产党员，北
京市的劳动模范。从我和妻子划右派后，他就成了我母亲的生活拐棍，这天他背着大包小包
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亲到营门。他们是按曹队长告诉我的那条路线来的，康庄下车就遇到
了往返于营门铁矿的矿石车，好心的工人师傅体谅这一老一小的艰辛，把他们让进了驾驶室
里，并一直送到了矿山的招待所。
当时正值中午收工时间，我身穿工服，头戴柳帽走进了接见室。内勤干部严队长看见我
进屋，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你母亲和表（姨）兄来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带得太多，每人
限二斤，他们带来有十多斤，要动员他们带回去一部分，这是纪律要求；第二，要向家里人
汇报你的改造成绩和不足，让家庭也督促你尽早地抛弃反动的右派立场，成为自食其力劳动
者中的一个分子！”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问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
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
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亲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圆场说道：“队长说得很对，接见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给你——”他
塞给我一块手绢，强作欢颜他说，“三姨，你看维熙劳动半年多，脸胖了，身子骨儿可结实
多了！”
多亏这时候曹队长来了。他让严队长去吃午饭，他顶替了严队长的角色，进到屋来就喊
了声：“大娘！您这么远路来看儿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这儿表现很好，用不着挂记
他！”我母亲的神情还没从严队长的训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