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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我说来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诉读者，领导宣读了我们的反动罪状（主要
是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对“三面红旗”的言论，阅读《南共八大会议纲领》，以及传播傅聪
“叛国”的消息等。当然，不会忘记把我写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状之内，还
有张沪的“自绝于人民”问题等）。结论中指出，这是右派当中有纲领的“反改造小集团”
（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必须严加惩处云云，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签字的笔。会议
主持人当即叫我、张沪和赵筠秋签字，众目睽睽之下，任何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
俯首就范。骆新民不在签字画押之列——他揭发“小集团”有功，又占有海外归侨的便宜，
将功折罪，免于劳动教养的处分。
这是短促而又漫长的一个小时。在这个时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轰顶，被五马分尸。我的
灵魂已出七窍，会场上只留下一个我的空壳。麻木昏沉的脑子。恍恍惚惚记得在1957年的
这个季节，剃光了头以示抗议把他划为右派的徐钟师，是从这里押走的——三年过后，又轮
到了我们。
进会议室门时看见的那名武警，是为我们而来的。他命令我们三个人爬上一辆有对面座
位的吉普车，然后车子鸣笛启动。那武警当即对我们发出警告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想
必明白政策，要是谁在车上不老实（可能指跳车之类的举动），我们可是不客气的！”说
着，他把一副手铐，在我们面前晃了两晃。
吉普车上肃然元声。
“送我们去哪儿？”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问道。
“到那儿你们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头看看我的妻子，她紧闭眼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对面，那神态，若同已经死却了
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狱之苦，但不禁可怜起她来了。妻子是发着烧来报社开会的，没想到
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时，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动不动，既不看我，也不看车厢里的一切，
但是有两行冰冷的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不擦它，任其顺着脸腮滚滚而
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顿时被搅起了波澜。在这一霎间，她究竟想起了什么呢？是两岁多小儿
子的笑靥？还是老婆母叮咛时的神色？不，她或许是记起了当年在上海滩，刚刚16岁的她
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举起拳头宣誓时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
了在小小年纪时被国民党警察局抓了去，被国民党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烟似
梦，都已成为她的过去。而现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吉普车上呢！押送我们的人，
帽子上戴着闪亮的国徽！
沉默。死寂。
我们走进了一片混沌之中……
脱稿于1987年2月21日
小孙子从磊二岁半之际
从“土城”发配塞外
1988年春，与被台湾关押多年的台湾作家王拓先生会面于北京惠中饭店。是巧合？还
是……台湾中转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
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
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
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
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
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
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
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
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
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
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
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
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
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于嘛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
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
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
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
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
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
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
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
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
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
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
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
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
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
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
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她孤
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
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
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
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
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
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
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
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
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
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
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
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
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
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
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写的长篇
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
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
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
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
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
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
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
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
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
（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
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
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
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
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