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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雨水？”
“我砍伤了左手中指。”
“为什么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问疼不问痒倒也罢了，何以恶意度人？我气急他说：“你这话里
缺少了一点人味儿，谁愿意往手上砍！”
“那为什么会砍在手上？”
“雨水打过的草叶是光滑的，你知道吗？”
“怨你镰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来我口袋里忘记了装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装在口袋里，也无助于镰刀不砍
着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层油，稍不留意就会砍伤手掌。
“咱们办公室有常用药，你去抹点红药水吧！”
“或许砍伤了筋骨”，我说：“我直接去医院。”
“有那么严重吗？”“头人”满脸狐疑之色。
我真压不住火气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脸，没向他请示，就从永定门坐公共汽车，
去了同仁医院（此医院为报社合同单位）。骨科医生告诉我：“筋骨已经折了，接接看
吧！”老大夫给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个夹板，并叮咛我说：“一动不动地静养，
也许还能把指骨接上。否则，你的中指一辈子都是弯曲的了！”他给我开了一周的假条，叫
我一周之后再去复查。
同仁医院离报社很近。我到报社去找张沪，并告诉她“头人”的非人心肠。她也火得不
行，但当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时，她还是劝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条交在“头人”手里再回
家，以免他无缝下蛆。
这副伤兵的模样，确实使“头人”吃了一惊。他连声说着“想不到会伤筋动骨”的低
语。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问？还是对我脖子上垂下来的绷带和胳膊上的夹板表示怀疑？我无
法猜测清楚。当我提出回家休息时，他居然视医生诊断证明为一纸虚文。他皱了半天眉，
说：“咱们生产点很忙，你就在这儿休息养伤吧！”
我还没作出反应。他又说：“咱们生产点那块玉米田，不断发生丢青的事儿！干脆，你
白天睡觉，夜里去护青好了！”
我不悦地回答他：“我还要按时吃药呢！”
他说：“那好办，下地时带一个水壶，到地里去吃药！”
我惊愕地望着这个两条腿的冷血动物，面对一个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
肝火上升，忿然地问：
“这是算我休息？还是算我出工？”
“这个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对自己狠点！”
“我认为你的话违反改造政策！”我终于耐不住火气了，嚷了起来，“就算我是个俘
虏，政策里还有人道一条，你怎么这样对待人？”
“你不是俘虏，别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话柄，振振有辞地批判我，“你时刻该
注意往人民立场上靠拢，而不要自外于人民，甘心与敌人为伍。”
“你太过分了。”我喊着。
“是你太过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来，还有腿能走吧！要物尽其用。”他也指着我
咆哮起来。
“好，我可以去护青。”我退让了一步说：“夜里如果有偷青的老乡，我这带着夹板的
伤手，对付得了他们吗？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
他避而不答实质性的质询：“你要是腿勤一点，那些想偷青的看见电棒光就溜走了。当
然，你要是在窝棚里睡大觉，偷青的就会乘虚而入！”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丢了青庄稼，罪责仍然在我。真是欲骂无词，欲喊无
声，欲哭无泪。
伙伴们目睹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却面面相觑。待“头人”离开屋子，老右刘波泳（小品
文作家杨凡）不无感叹他说：“唉！还不如一头野兽！”他虽然直接发泄了对这件事的愤
慨，但还是悄声劝告我：“按‘头人’的命令去办。因为‘头人’已摘了帽子，按详细的阶
级分类，他的身份已在我们之上，得罪了他，他随便弄上几条，就够你喝一壶的。”
黄昏，我用绷带和夹板，托着那只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只好手提着水壶，口袋里装着
干粮。电筒以及止痛消炎药物，离开生产点。我们那块玉米地，离生产点约三四华里，是谁
和我一块去执行看青任务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我们一夜都围着这块青纱帐转来转
去，只有夜里吃干粮时，才到那地边的小窝棚里坐了一会儿，夜间的露水，打湿了我披着的
破棉祆和绷带，连五指上裹着的石膏都变得湿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严酷和悲凉，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长诗《望星空》。为吟
诵此诗，在一担石沟时我曾挨了一顿批判，怎奈此诗对于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触
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来：“千节桥，万节道，不如银河一节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壶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伤口一下，顿感钻心的疼痛。归途上，通过一
片洋白菜地，见一条野狗在追逐菜垄里的什么东西。那条狗一身黄色，神态甚是凶猛，它跑
跑停停，似在捕猎时不断受阻，走近看去，原来它是在追捕一个刺猬。那刺猬呈灰褐色，每
当那条狗走近它身旁欲伸嘴咬它时，刺猬便“嗬——”地一声，浑身剑刺倒竖起来，使那条
狗不敢下嘴叼它。这一大一小两个动物，就这样追追停停，直到那刺猬钻进一座孤坟的洞穴
之中……
伙伴说：“这洞不会深，扒出来烧着吃吧！”
我摇头：“它够可怜的了，还是以慈悲为本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手上裹着的白色石膏变成了乌黑色。到医院一复查，大夫惊讶地望
着我：“你是怎么搞的？”
我坦然地承认：“我是右派，这几天没有休息！”
他无言以对。沉默了老半天，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手指恐怕要落残了！”
我这个中指的命运，被大夫言中了。紧挨指甲的第一骨节没有复原，那儿隆起一个肉
瘤。直直的中指，从此一生弯曲如弓，像总在低头认罪……
我的手指弯曲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心灵颤栗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欢赤
着脊梁干活，得了感冒发起烧来。“头人”对我去医院看病仍不放绿灯，我悲忿至极，朝他
喊叫了起来，他刁难我说：“可以先试试体温计嘛！真发烧你再去也不迟！”
“我浑身哆嗦你看不见？”
“小病坚持嘛！活儿这么忙。”
“你去找体温计吧！”
这时，出版社另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陈德贵，告诉“头人”生产点没有体温计，并说情
叫我火速去医院诊疗。可是“头人”两只小眼睛一下瞪圆了，纠正陈德贵的话说：“谁说没
有体温计，那儿不是有只猪用的肛门计（注：肛门计是给病猪检查体温的，用时把温度计插
入肛门。）吗？”
“混蛋——”我终于骂出声来。
之后，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生产点。到医院一量体温，体温高达
39。3℃。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训，拿了假条直奔家里，没有返回生产点，进了家门就拉
开棉被睡在床上……
我这只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两条腿的人。不是四条腿的猪。“肛门计”这三个字，使我永生难忘四路通的岁
月。当然，更难忘怀那个摘了帽子的“头人”。
由于有这两件事情，我在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很快，这预感就被证实了。当时，社
会各单位自上而下贯彻了“严管五类分子”的决定通知。有一天，“头人”把我找到了做饭
的伙房——那儿静无他人。我们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入冬以后，你拉运稀酒糟的活儿干得不错。”
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
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
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
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
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他说：“我无意去投这个机！”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
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
他走了。
事后，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个木材厂堆放木料的僻静角
落，对我说：“小从，这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社会上对五类分子要严加管束了，你和他
（“头人”）抗膀子，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还是主动找他谈一次话，表表你的态度
吧！”我很感谢辛大明对我诚恳的帮助，但是在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
前懦弱的书生，因而我谢绝了他的一番美意。进城休假时，我向妻子陈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
情，她沉默了许久，忧郁他说：“报社也要抓五类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绝于人民’的账
还没清算，也许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气奇寒。张沪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内心苦
闷不堪，当晚拿着一张房东送的戏票去看京剧。年轻时我酷爱京剧，我和刘绍棠对叶盛兰的
戏，几乎是场场不漏。什么《白门楼》、《吕布与貂蝉》、《罗成叫关》，后来竟然发展到
对杜近芳和叶盛兰配的每场戏，都必须过目：《柳荫记》、《白蛇传》……不过，这天去长
安戏院看戏，纯属排闷解忧，而无任何欣赏的雅趣。当晚演员是谁我回忆不起来了，但我当
晚看的戏一直铭刻在心，那是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
这出戏成了我们命运的象征，因为第二大一清早，我们刚刚起床一会儿，报社装订房的
张老师傅就来到我家传达指示，要张沪和我吃过早饭去报社开会。张沪因感冒尚未痊愈，本
想在家休两天病假的，但是老师傅亲自登门，不便推辞，便穿上蓝咔叽面的皮大衣，戴上防
寒的红毛线帽，和我一块离开家门。
在电车上，张沪觉得有些发烧，和我耳语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
“可能是传达文件。”
“不会真演一场《窦娥冤》吧？”
“不会。”
“哪个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说。
正值上班时间，电车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无好奇地窥视着我们。这是因为我俩的着
装，实在太悬殊了。她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打扮，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我则穿着一件破旧
的狗皮大氅（这是赶车时穿的），头戴着一顶带耳扇的旧呢面棉帽子，浑身散发着酒糟气
息。张沪紧闭着双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无法发现那些奇异的目光。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搀扶着她爬上报社四楼的。当气喘吁吁的我们，推开四楼会议室
的玻璃门时，顿感气氛不同寻常。门口有一身着戎装的武警，报社领导已提前到会，端坐在
主席台上，赵筠秋、骆新民身旁空着两个位于，是给我和张沪安排的）仔细地去描写这个会
议，对我说来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诉读者，领导宣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