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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山沟。询问出版社的右派，大家都不知他没有归队的缘由。一天，右派集中学习时，“头
人”宣布了王守清的犯罪情节：由于老婆闹离婚，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组织上对他进行了仁
至义尽的抢救，他苏醒后埋怨组织把他送进医院并且绝食。
后来，右派“头人”集中起右派来开会，“头人”宣布说：王守清妄图以死来对抗改
造，是彻底自绝于人民的行为。经王原单位研究决定，送他劳动教养。接着，“头人”听每
个右派谈认识、谈感想。会场上愕然。木然。哗然。这儿大都是文化干部，当然不乏对王口
诛笔伐之词，直到深夜才宣布散会。
当时已是暮春初夏，一担石沟的溪水已经潺潺而流，向阳的山坡上，草木萌动，自然界
正赋予万物以勃勃生机。但是王守清——这个山西大汉，却像黎明前陨落的晨星一样，在春
草染翠山谷的季节，从我们这个群体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怅，但也仅仅是惆怅而已，泥牛过河，自身还难保呢！加上1959年大跃
进高潮时期，人体机件的超负荷运转，常常使人的神经麻木滞呆。可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王守清只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妻子张沪。
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忆。盛夏的清晨，我刚刚拿上镰刀和绳子，要去上山割荆给
编筐组的伙伴备料（当时王蒙的劳动任务是编筐），突然被“头人”喊了去。他说：“你不
要上山了，准备回城！”
“什么事？”
“张沪出了什么事情吧！”他淡淡地回答，“呆会儿王主任会告诉你的！”
没见什么王主任，却看见（北京日报》通信员在队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他身旁停着
一辆摩托车。他发现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说：“喂！快上车吧！我正在找你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坐上再说。”
“我去找王主任说一声。”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游荡在山间的浓雾，覆盖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搂着驾驶员
的腰，用最大的声音询问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别着急，不要紧。”其
实，我心里也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通信员是清晨抵达这个山沟沟的，没有十万火急的
事情，他不会星夜赶到这儿来。这儿离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盘山小径，十分难
走，想必这位热心肠的通信员在凌晨就离开了市区。
了解张沪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划右派后她非常悲观，特别是她父亲和弟弟也划右
后，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一担石沟编筐组的日子，她对我说过：“维熙，我干的活儿比
你轻，心却比你累。我有时真觉得活腻味了，反正为你生下了一个儿子……”我当时总是宽
慰她，叫她想开一点，并用“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语来说服她。她沉默无语，后来她怀了
孕，心情更忧郁了，从家里寄往一担石沟的信中，常常出现“我走累了”一类的双关语。我
无回天之术，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复她，但我没有料想到她当真要和这个世界诀别。
山风在耳畔鸣响，弯弯绕的山路显得比以前更为漫长。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这条盘
山公路上她对我的低语：“维熙！不要紧，缝上两针就好了！”
“这足以证明我们没做过亏心事，不然，你就变成独眼龙了！”
那是一次背运石头时发生的事情：那天，开山的炮声刚刚响过，我背着一荆篓石头，穿
过放炮的地区。为了尽快把石头运往建筑工地，我在乱石丛中疾行。没想到，刚刚被炸崩下
来的石片净是虚石，我一脚踏上去就陷了进去，尖尖的利石划坏了我的腿，同时头沉重地向
前栽去。还算好，背篓里滚出来的石头没砸着我的后脑，但龇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进了我
的眼窝。我迷迷糊糊站起来时，已是满脸鲜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车，驶向门头沟医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张沪，当时她在编筐组编筐，是王蒙告诉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
的荆条，没解围裙就奔向了吉普车，在环山公路上，她一边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迹斑斑的脸，
一边对我说着宽心的话。
也真是老天爷开恩，那块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公分，我就成了一个独眼龙。医生给我
打了麻药后先剃掉眼眉，后洗净伤口，最后在眼窝里缝了四针。右派妻子搀扶着一只眼蒙着
绷带的右派丈夫，挤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还是这条山路，奔跑着的不是四轮吉普车，而是两轮摩托。不用问了，张沪的命运一定
是凶多吉少。我缄默着，那位通信员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终于告诉我说：“张沪在前
天夜里突然休克，在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药瓶，大夫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想自
杀！”
“抢救过来没有？”
“直到我动身来这几时，她还没有苏醒。”
“还有呼吸吗？”
“非常微弱！”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吗？”
通信员没有回答。
我哭了，无声地流着泪。我开始怨恨我自己。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她告诉
我她怀孕了。反右派斗争后，她几乎对夫妻性爱失去了兴趣，而我却没能体谅她的心情，单
方面地要求性爱。她说我越来越野蛮粗暴，是知识分子的蜕化表现。我很同意她对我的评
断，但是并不认为评断得十分全面。试想：一个在大山上每天和不会说话的石头打交道的
人，到家里再得不到温馨之爱，心灵将会变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样枯竭。不是吗？
摩托车驶进闹市，穿过长安大街时，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
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
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
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
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
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身
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说：“阿沪心脏还在跳动，还有生的希望。即使抢救无效，你也要理
智地对待生死问题。”
“她怀孕几个月了，这关系到两条生命！”
“我知道。”岳父气色黯然。
“还有希望吗？”我仿佛在苍茫大海中寻找救生圈，“倾家荡产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叫到病房外边，叮嘱我说：“医院只知道你是在市
郊改造的右派，还不了解阿沪的右派身份。一旦他们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医会诊就可能
作罢。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节外生枝。”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记住‘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成语。阿沪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过于悲
哀！”
岳父居然还有心思来开导我，我心里简直容纳不下老人这番心意，因而眼泪顿时泉涌而
出。他掏出手绢塞在我手里，双目严肃地审视着我说：“小从，这不是儿女情长的年代，要
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为了给自己寻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沪在上海地下党时，已经为革命献
身了！”
“不，她还有希望生！”我说。
“是啊！遇事要多从最坏处着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医院门口。这短短的路程，对我仿佛异常的漫
长，人的生与死，历史的是与非，在我头脑里冲撞着。厮拼着——因为走在我身旁的前辈长
者，衣褶里或许还残留着奔赴延安时的风尘，那双布鞋上还保留着枣园绿色草浆的斑渍——
建国不过七八年，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人间清浊该如何评说？！
当天下午，留在报社内部改造的梁沙军和辛大明，赶到病房来看张沪。大家面色如铁，
彼此相对无言。我从离开一担石沟，到此时点食滴水未进，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
渴之感。还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会儿班，我到北新桥附近一家饭铺吃了碗凉面。之
后，匆匆回家一趟，见到了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
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儿子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湿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妈妈病了，你到医院看她了吗？”
你也许没有妈妈了——我心里暗暗地自语。
“妈妈前两天给我用彩纸叠了一只小船！”
她或许在苍凉的大海里漂走了——我想。
儿子用滚烫的嫩红嘴唇，亲吮着我脸上的泪：“爸爸！不哭！妈妈说爱哭的不是好孩
子！”
我放下小儿子，又安顿一下母亲，匆匆折回第六医院，第六医院原名道济医院，是解放
前美国长老会（隶属于天主教会）开办的——这是多少年之后萧乾读过《走向混饨》第一部
之后告诉我的。这里的医生护士倒和这个医院的名字相符，他们在下午组织了对张沪的会
诊，确诊张沪因服用了近百片安眠药而濒临死亡，抢救的办法提出了多项，最后一个著名的
中医宗维新老先生提出用中药羚羊角配合解毒，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医院没有此类贵重
药物，宗老先生亲笔为我写了一张条子，叫我速去西单北大街的西鹤年堂去找找看，如果该
店有此名药，凭他的声望或许能买到一点儿。当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我给周游同志打了
个电话，请求报社给以帮助，周游同志恰巧在上夜班，马上派了辆卧车来，以解决我去买药
的时间问题。大约在午夜前后、我把药买来，医生当即煎煮，并撬开张沪紧紧闭着的牙齿灌
进肚子。第二天上午9点许，张沪的呼吸明显强化，临近中午12点，她从胸中吐出一声长
长的叹息：“唉——”接着是不连贯的梦呓般的喊叫：“……我要从百货大楼上掉下来了！
我怕！我怕！我怕！快接住我！”
我笑了——尽管心里充满苦涩。
我连连向医生护士们致谢。特别向宗老医生表示了敬意。欣喜之中，却也不无忧愁。据
护士告诉我，张沪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虽然生命是抢救过来了，有可能留下终生的后遗
症，比如痴呆之类。当然，如果她从此成了丧失记忆的人，忘却了昔日的一切，对她的精神
伤痛倒是个永远的解脱。但我作为她的丈夫，宁愿她带着又一次的巨大创伤清醒地活下去。
也不愿意她变成不知痛苦的人形动物或植物人。而这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挽回，只有听天由
命了……
作为人类中繁衍生命的女人，痛苦确实比男人要多得多。张沪苏醒的生命还非常虚弱
时，马上要进行死胎引产。对此，她很害怕，要求我在她引产的那个时刻，一定要守候在医
院的诊室门外。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低了。至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