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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吹着口哨，嘴唇收紧，下巴噘着。后来他不吹了，突然激动得大笑起来，不过是那种没有声音的大笑，声音像是被憋在了胸腔里。
城墙那边，冷漠的城市上空回荡着港口的汽笛声。
在旅馆酒吧里，他坐在高凳上休息，左手猛敲吧台，对一个侍者都不在表示无声的抗议。远处玻璃窗透进的最后一缕阳光照在他的墨镜、额头和头发上，使他显得分外突出。
“你走吧。”他刚刚低头喝到威士忌时就这样对我说。“我就留在这儿，开车之前我就一直在这儿。你逛去吧，爱去哪儿就去哪儿。”
他的手在颤抖，虽贪婪也还是有所节制地喝了第一口酒。亚麻上衣的后背已经是皱皱巴巴的了。
在旁边的大厅内，我深陷在一张沙发里，已经什么都不再想了。
欺骗自己太过愚昧
……也许都该归咎于我的谦逊。想方设法地欺骗自己太过愚昧。这样做毫无用处。因此，我只能指责自己的谦逊，也就是自己的平庸……否则我本来是能够理解真正的智慧和真正的反抗的，尽管他那些非常荒唐恶毒的话也能触动我内心中的某些东西。同情没有用，因为仅仅是相互同情毫无作用，需要的是一种理解世界、理解生活的不同方式。那是一种从极其隐秘的角度看待和理解生活的不同方式，是一种敢于嘲笑生活，嘲笑生活中的一切 —— 无论其好坏 —— 的不同方式。就像他能做的那样，尽管他太凶狠，太刻薄……也许我只是一个可怜虫，一个无能的人，只是被他那一点点自负的推理拖着走，连青年时期的冲动都享受不到，且不论那些冲动是好是坏……
我这样想着。疾驰的火车扑向黑夜。他在他那个角落睡着了，头垂着，随着车厢的晃动轻轻地摇着，右手放在怀里。他喝得太多了，一直喝到动身，而一上火车就不得不吃些药。
火车汽笛的啸叫划破了夜间的宁静。
我认真地看着他，上下打量着。他脸上的伤疤和小洞凹凸不平，领带打得齐整漂亮，右手腕瘦弱无力，腿脚灵活结实。火车的速度加快了，他也摇晃得更加有节奏且很优雅。我发现，这种优雅构成了完美的包装，将其内心的失望和愤慨包裹得严严实实。
因为他是那么善于摆脱自己的烦恼，我对他有些说不清楚的妒忌。
我突然又想起来，还有他的那些恶言恶语和那些轻蔑的态度。我终于明白，他的那些言行是如此古怪，会引发如此不同反响的神秘情感。恰恰是这一点让人觉得可笑。我使劲憋着，生怕自己笑出来。
谁能知道，在那个家里，和他的表姨妈、猫、走廊和橱柜里的威士忌一起，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仍然在想。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猜想和推测，我觉得都是不可能的。在都灵的大街小巷、广场和任何地方，我都想象不出他是个什么样子，也看不出他会是个什么样子。也许，对于他来说，这次旅行也意味着暂时逃避那种一成不变的地狱般的生活。
我觉得，不知道反而更好。
我来到车厢走廊，黑暗的车窗映出我的身影，轮廓模模糊糊。我贴近车窗，极力看着外面的黑夜，那是一种空洞的黑暗，间或有村镇黯淡的墙壁在强光照耀下跳动闪现，那片黢黑就像被利刃划破了一般，过后立刻又恢复为一片漆黑。
车窗玻璃上是我的影像，额头紧贴玻璃，眼圈发黑，眼皮肿胀，湿润的眼睛一下又一下地在眨动。
我又想起他睡在旅馆床上的样子，那时他不再戴墨镜，枕头映衬着他脸上杂乱的伤痕。
我已经吃过饭。我被说服没有穿军装。这身新衣服使我感到高兴。我突然想到了刚才的窃笑，这使我感到舒服。
我想到一些让人感到亲切的东西，打算过后告诉他，要么明天到罗马后再告诉他。也许，一种特殊的亲切和热情既有助于他，也有助于我。我并没有想到一些特别的动作或字眼，但是，这个还不太明确的决定已经足以让我高兴了。
亲切热情，对，或许还要再加上一点儿幽默，我应该尽量这样做，这才有益于我们的这趟旅行。
火车上人并不多，每个包厢里也就三两个人，几乎所有人都睡着了。只有顶头包厢里一个老夫人捧着一本打开的书。陈年灰尘的味道以及新上过油的门把手和其他一些铸铁零件并不让人觉得讨厌。到罗马之前我们的火车还会在途中停两次。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到站下车了。
我不看表。躲进这只旅行的贝壳无所事事，这让我很是高兴。在没有任何事必须去做的宁静中，想象着要去的城市，这太令人感到惬意了。我提醒自己，至少要给家里寄两张明信片，一定要从罗马寄出。
我转过身再看看他。他仍在他那个角落里，一动不动，右手盖在戴着手套的左手上，头随着火车的晃动不停地摇摆。我觉得，一切正常，我的心情更好了。
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了他。他的手立刻去摸索香烟。
“啊哈，胖子，你还活着？”他打着哈欠说。
“您没睡多久。”
“我搞错了。我吃的是维生素，不是安眠药，天啊。我大概是喝得太多了。”
“可不是吗。”我笑了。
他也笑了，边咽下醒来后嘴里的苦涩。
“你怎么样，睡没睡？”
“没睡。不过我挺好。我还吃了点儿东西。人很少，挺让人放心。”
“人多也可以放心。”他顺着我的意思说。
“我们在罗马要呆很长时间吗？已经过了两天了。”我问。
他叹了一口气。“我有个堂兄弟是神甫。一直给我写信。我得和他见上一面。比萨过了没有？”
“还没有。”
他想改改嘴里的味道，又做了个怪样。
“有块糖就好了。我就是想要这东西，可是没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酒瓶，然后，非常亲切地说，“你先来一口。”
“谢谢。”
夜色渐渐退去，也许比萨快到了，一列火车与我们轰然交错而去，闪过一片五光十色。
“我曾经有过一个大乳房的姑娘，是那种大傻瓜式的姑娘。”他撅着嘴嘟囔着。“睡觉的时候，她自己翻身，用她那玩意儿扇我一耳光是很正常的。你想想，那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开始大笑。他又喝了一气，把酒瓶递给我。我递还给他以后，他并没有把酒瓶放回口袋。
“记得是我的一个上校说的吧？是他说的，我敢发誓。他说，战争期间，在非洲的战争，还是在俄罗斯的战争，我记不起来了，一个小中尉，打牌老是输，因而负债累累，所以总是自愿承担一些毫无意义的行动。每次行动之后都会给些奖励，其实就是那么一丁点儿钱，如果活着回来，马上就给。他怕得要死，可他更害怕没有牌打。就这样，他竟捞了两个银质奖章和一次提升。”
火车缓缓驶向比萨。天也终于渐渐亮了。污浊混沌的山谷中升腾起一股红色的烟雾，使丘陵粗犷的山脊更显突出。那烟雾可能来自一家铸造厂，要么就是一家水泥厂。
“是啊，必须活着，必须拥有生命。”他心情阴郁地叹息着，嘴唇在微微颤抖。
不留任何周旋的余地
从比萨上来的先生提了一个崭新的行李箱。他是高个子，年纪不小，头发斑白。坐下后，他有礼貌地笑笑点头同我们打招呼，然后打开报纸看起来。
“我们的票查过了，胖子。”他说。
先生抬起眼睛，试图从报纸上方送过来一个更为强调的微笑。
“我看到这个包厢几乎是空的。”他很温和，“不过，也许是打扰了。”
“哪里话，”他笑了，“您尽管坐吧。愿意和我们喝一杯吗？”
“您说什么？”那一位声音很低。
他举起酒瓶。
“再说一遍，您是不是愿意和我们喝一杯。我们是不是在好客的托斯卡纳大区。”他用同样的语气对那位先生说。
“啊，确实是在……”男人飞快地打量我们。“您看，我觉得您那瓶好像差不多喝完了。谢谢。我不想……”
“占点儿便宜吧，请！”他不给那个人留有任何周旋的余地。“行李箱里还有。这是为这张嘴提供的军需品。这些酒只不过是12年前酿制的。”
那位先生再次表示感谢，接过小酒瓶，在手里拿了一会儿，谨慎地向我眨眨眼，征求我的同意，然后道谢还了回去。
“味道确实很好。”那位先生又补充了一句。
他喝了一小口。
“很好。一个无赖。”他说。
“是一位先生。”
“一个纠缠不休的无赖。是的，他也许以为能在我们身上得手。当心，胖子。”他伤心地笑了。
那个人嘟囔了一声，但没有答话。继续看他的报纸。
“别让他跑了，胖子，否则，无赖先生会找到托词，说什么我们喝醉了，他好借故离开。”
“好吧，先生。”
男人折起报纸，犹豫不决，一脸的痛苦，然后用一个手指敲了一下太阳穴，用疑问的眼神望着我。
我摇头表示否认。
又该我接过酒瓶并喝光最后的几滴。
那位先生刚表示要起身站起来，他的右手就抓住了他，使他动弹不得。
“请吧，我的先生，”他笑道，“您不会拒绝同这里的一个残废人聊聊天吧。你，胖子，站到门口，好好守着。”
我把包厢的玻璃门关上，顺势倚在了那儿。我有点儿迷糊了，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情绪，以笑代言示意他坐好。
那个男人只好坐下，隐忍面对，满脸流油的脸上神情专注。
“您打过仗？”他提出问题。
“当然。在埃塞俄比亚，后来……”
“我没有打过仗。我只经历了和平。”他笑着将戴着手套的左手举到脸前。
他的唇边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请原谅。”那个男人没话找话。“对您的现状，我非常非常尊敬。我并不想……”
“我的现状？什么现状？胖子，我是什么样的现状？”他打断了那个先生。
“我想说的是，我明白。请相信我。我是一个老人，我这样的年龄足以见过些世面，而且明白……”
“一个足够老的意大利人，谁知道偷偷摸摸干了些什么下流事。对不对？不值一提。嗨。”他笑着。
很快，他的笑凝结在唇边，使他的脸成了一种很难看的怪样子。
那个毫无用处的姓名
那个男人又看着我，寻求我的帮助。我耸耸肩，一脸坏笑。我的每一个情不自禁的动作都令我惊异于自己的过于冷漠和蛮横。威士忌的气味使我的鼻孔难受发痒。
“我说，先生，”那个男人说，“我不认识您，很抱歉。如果您允许……”
“根本就不允许。”
“我只是想自我介绍一下。”温顺的男人反驳道。
“我不打算知道您那个毫无用处的姓名。您要是说出来只会更糟糕。您是个无名氏。我们说定了。”他喊着。
那个男人吃力地重新满脸堆笑，试图改变话题。“那好吧。总之，我们这样说吧：这是我的一次夜间奇遇，真正名副其实的夜间奇遇。有那么一点儿意外，但还不算败兴。”
“胖子，这位先生抗议说这是意外。”他说。马上接着又说，“您，无名氏，您认识胖子吗？他可是个名扬四海的可怕人物呢。”
他凑近那位先生，直到距离那张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