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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吧，我说，要是你拿着，我是不高兴。”
他饶有兴味地笑了。
“终于承认了。”他咳嗽起来。“但你也得承认，我得保护我自己。你可能会厌烦了，突然就把我扔在半路上，或者扔在一家咖啡馆里，也可以扔在这儿火车上。反正也没人认识你。”
“我不是那种人。”我表示反对。
“也许吧，谁知道呢。如果是的话，你就会受到惩罚，至少关你几天禁闭。这你是知道的。”叼着的香烟在他唇间晃动。“你最好还是让我幻想着能够保护自己了。就这样说定了，你愿意吗？”
“随便您吧，先生。”
“其实你根本就不愿意，反正你那句‘是的，先生’随口就来。你软硬不吃啊，胖子。拿回去收好，还像以前一样吧。我敢说，你父亲是个农民。对吗？”
“是职员。”我说。
“那就是你的祖父是农民。”
“我祖父开了一家商店。”
“好，那就是你的曾祖父是农民。不扯那么远了。”他恼了。“你太谨小慎微。一直像农民那样，总是说‘是的，先生’，这一套我懂。刚才说的那种农民总是说是的，是的，可他一边挖土豆一边就把你的坟也给挖了。他们总是无休止地抱怨。不过这很正常。”
对我无关紧要
我不做声，花了点儿时间专注于挑选、把玩一支香烟，然后点燃它抽起来。
“你不说话了？好样的。”他接着说，“你给我说真心话，如果这个包厢里有个傻瓜在，关于钱包，你还会像刚才那样说吗？说什么‘是的，先生’，或者‘不，先生’，还是什么都不说？”
“为什么不说？别人对我来说无关紧要。”这是我的回答。
他纵情大笑起来，不仅理解，也欣然同意。
“你说的是真心话。好样的。”他又呛得咳嗽起来。“那么，你告诉我，你决定了，你愿意留下来，为了眼前这个可怜的家伙尝试接受惩罚，对吗？”
“不对，先生。”
“你看，你看，我不是在惩罚你吗？”他笑着，嘴角挂着嘲讽。
“不知道，先生。我不认为。”
“你看，你是不是软硬不吃？”他高兴地说。“好吧，我不惩罚你。所谓惩罚，我的理解就是怜悯和同情。不过，你得服从，得尽你的本分，随时准备说‘是的，先生’，如此等等。这样你就会觉得舒服。是这样吧？”
“我想说的是，您不会用任何一种愚蠢的方式惩罚我，或者怜悯同情我。”我力图解释。
“当然，那是当然。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刚才我说下这么大的暴雨，你说说，你认为是什么意思？”他的身体微微前倾，笑容有些奇怪。
“我认为就是你说的，这样一来天就不那么热了。”我回答说。
“简直没脑子。暴雨当然是暴雨，再说，下暴雨总是好事。除此而外，我的意思是，阳光不是炎热，炎热只是一种结果。我的意思是，”他在音节上突出强调，“阳光是没有声音的，是令人厌恶的寂静和无声。而暴雨则制造了喧闹和嘈杂。一个人在暴雨中总是能够知道自己在哪里，是躲在家里，还是躲在随便一个人家的门洞里。终于明白了吧？现在，我不是在惩罚你吗？”
“不是，先生。这样说就对了。”我强迫自己回答。
为了把他的话像机枪一样向我扫来，他转过头面对着我。我好像仍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嗡嗡响。
他放松了，靠向椅背。突然他又烦躁起来。
“算了，但愿如此。”他轻轻说了一句。“我是自说自话，没和你说。说了又有什么用。真该割掉我的舌头。”
他用他那种恶毒的方式让自己又高兴起来，将舌头伸出一点儿，右手比画成剪刀的样子，笑着作势要剪掉伸出的舌头。
他做了个鬼脸后停下来。
过了一会儿后他又问道：“你是黑头发吗？”
“不是那种很黑很黑的，是栗棕色的。”
“你看见我的头发有多黑了吗？像一只乌鸦。”他的口气很是自豪。“女人都喜欢黑头发。她们说黑头发让男人更有男人味儿。”
他突然低下头来。
“哎，没什么白头发吧？”
“一根都没有，先生。”
抽烟的烟味呛人，再加上肚子饿，我觉得有些恶心。我想到了行李箱里的小面包，可是我根本就不敢站起来去拿，更不敢当着他的面吃。他却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外面包着皮革的金属小酒瓶，打开盖喝了起来。
“这种时候，真糟糕。”他在发抖。“如果看到检票员走过，就把他叫住。”
他的头靠着休息，脸上的各种表情却在飞快地变换。
火车穿过一个个隧道，包厢里旋进大团大团的湿气。车厢顶部落下的一大滴油洇湿了我的裤子，还有一滴擦着他的额头掉到地上。
在那儿发牢骚
“我们在热那亚下车。这车里会让人发疯。”他一直斜靠在那儿发牢骚。“你还得为我做件好事，就是剥掉你那身军装。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有一套便服。”
“没有，先生。”
“我给你买一套。”他叹了口气。“我不喜欢我们好像总是在仰仗仁慈祖国的庇护。”
他掏出他的怀表，打开，摩挲着。
火车右边出现了大海，金属灰色的薄雾使远处的房舍像乱七八糟的几何图形。
“过来个检票员。”我报告说。
他抬手挡住了他。
检票员一张长脸探向前，神情忧郁，帽檐上围了一圈金黄色的饰带，脸上绽开了理解的笑容。
“先生，”他挡住检票员，压低声音，但刻薄地说，“是必须听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吗？你们是不是制定了特别的法律？”
“怎么了，先生？”检票员眨着眼睛。
“我再说一遍：这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众人皆知，这是些令人讨厌的东西。”他用戴着手套的那只手使劲敲着头边的椅背。
“是广播吗，先生？”检票员显出很认真关注的样子。
“真烦人。马上关了。”这是他的答复。
“是的。可是，您看，要关就得全部关掉。总开关在餐车里，现在已经……”那位支支吾吾。
“你们想让我用手枪把它关掉？在这个车厢里？”他伸着脖子，声嘶力竭。“关了它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关掉。所以，马上去关掉。”
“是的，先生。可是已经……”那人已乱了方寸，徒劳地想从我的目光中找寻支持。
我觉得我的脸红了，身子僵硬地贴着椅背。
“为了这个肮脏的国家，我丢了一双眼睛和一只手。是不是？现在你们还想让我的耳朵也聋了？”他突然吼叫起来。
他的脸已呈青灰色，两个嘴角泛着白沫。
“马上关，先生，马上关。”检票员逃走了，逃走之前笨拙地用手指碰了一下帽舌算是敬礼。
这时，他的心情好了，放那个检票员走了，右手小心翼翼地帮着调整好左手，让它同托架一致。他笑了，轻轻地笑了。他高兴得有些哽塞，之后竟咳嗽起来。
“我是个杂种，是个独一无二的大杂种。”他笑着说。“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家伙今晚回家后会怎么说这件事。”
我也把身子斜靠着，为的是好好享受一下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音乐。此时，广播里放送的音乐极其轻柔，只有很费劲地努力听才刚能听见。最后，广播喇叭一点声响也没有了。
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大张开嘴，不做声地听着从他嘴里喷出的那些诅咒。
“不知道淘气的男爵怎么样了。”他仍然很高兴。“在那个家里，如果我不在，所有的人都会被它弄得不知所措。”
列车拐了一个大弯，缓缓驶进了热那亚车站。阳光照着轨道交叉处的金属闪闪发亮，站台上也是亮晃晃的。墙边是一盆盆的天竺葵，灰尘仆仆。
我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箱时，看见他正在整理自己。他一只手正正领带结，然后用手巾擦干头上的汗水。
他抑扬顿挫地向我发布最新指令。
“跟我来不是让你当行李员。到站台上抓一个来就行，他们生来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可我们得赶快去车站前的旅馆，就是那家有棕榈树的旅馆。那里还有那种互相连通的房间。这样的旅馆现在已经没有几家了。在那儿你得塞上耳朵睡觉，一个晚上能听见两千列火车在跑。”
钻进了咖啡馆
刚过中午就起风了。天气炎热，一阵一阵的风突然刮来，将灰土、纸屑、落叶旋得很高。广场中央那些枝叶茂密的树也随风而动，胡摇乱摆。
“太好了。”深深吸了第一口空气，就让他兴高采烈。可是，我们立即又钻进了一家咖啡馆。
玻璃窗外是恢复了生气的世界。我看见港口、起重机和一艘生锈的大船的船尾，绳子上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小旗子在风中狂飞乱舞。
我们来到一家商店。他在这家商店花了一大笔钱，给我买了一件淡蓝色的外衣和一件衬衫，给他自己买了一套白色的亚麻套装。他吩咐店主对这些衣服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并且缝好裤腿的外翻边，傍晚前送到旅馆。然后，我们就沿着一条下坡路走得飞快。他高兴地挥动着竹竿，一言不发，那只胳膊在我的胳膊下使劲夹着，以使我们的步伐更欢快更有生气。
“对了，下午应该好好理个发。”他说，声音里透着满意。
小桌上，消费的各种票据压在烟灰缸下，已经形成一个特殊的扇形。侍者拿来了第五瓶威士忌。
“我们是一点钟吃饭吗？”我问。
我刚喝了两杯苦艾酒，因此头有点儿晕。
“对了，还要吃饭。你是该饿了。”他晃着杯子里的冰块回答。“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不知道我是不是也总是这么饿。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什么也不记得了。给你一个小时的自由，出去吃饭吧。我现在不吃。你去柜台看看，是不是有小面包。不过不要给我拿来，你只是去看看。”
我起身走过去。长长的塑料盖下摆放着各种样式的面包，当中夹的生菜叶耷拉在面包外面。一个小伙子穿着污渍斑斑的工作服站在柜台后面。他把一堆五花八门的酒瓶子当成镜子在认真研究自己的头发。他心不在焉地看了我一眼，所有的人都是用这种视而不见的眼神看一个小兵的，好像士兵都是透明的。
“吃的倒是有，但一点儿都不干净。”我走回来对他说。
“有点儿脏在这儿是最普通的小事儿。那你就赶紧走吧。”他递过一张钞票打发我离开。“拿着，去吃饭吧。往港口那边走，这样你还可以看看那些姑娘们。”
“那些姑娘们？”我吃惊地说。
“就是通常说的那些姑娘们。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叫法？”他的话里带有嘲讽的语气，不过态度还算友好。“任何一个大港口都会有的一群女人。如果你想要，黑人姑娘也有。总之，就是那种姑娘。”
“我更喜欢吃饭。”我笑了。
他耸了耸肩，有些失望。
“我是说，你边走边看。看了她们，你不是还可以把脸转向别处看吗？真幼稚。”
“是的，先生。”
“喜欢哪个就好好看看。谁也不会知道的。”他冷冰冰地说。然后打开怀表，“两点钟回到这儿。不能晚了。”
在街上，我弯腰顶风前行。我为自己能自由行动而高兴，也为有新衣服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