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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悄然无声。大家见不到她，唯一能找到她的人也没去找，因为他不想得罪弟弟。好多年后，海梅又和阿曼黛不期而遇，然而为时已晚。阿曼黛走后，海梅大失所望，又埋头读书，工作，过起原来的隐士生活，几乎不在家里露面。他不再提起姑娘的名字，并且和弟弟一直保持着距离。
家里添了外孙女儿，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性情也变得温柔些了。变化虽然难以觉察，克拉腊还是从一些小事上看出来了。看见小姑娘的时候，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眼睛就闪闪发亮；给孩子买来贵重的礼品；一听孩子哭，就面露不悦之色。不过，他对布兰卡还是那么疏远。父女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融洽，自从倒霉的婚事以后更见恶化。只是因为克拉腊一定要大家保持和睦，父女俩才能在同一屋顶下过活。
那时候，埃斯特万家几乎所有的房间都住上了人。全家人天天和客人们一起进餐。餐桌上还留出空位子，以备不速之客光临。大门整天大敞四开，一任亲友、宾客进进出出。正当特鲁埃瓦参议员为改变国家命运尽心竭力的时候，他的妻子却灵巧地航行在社会生活的激流之中，同时也灵巧地航行在精神世界的惊涛骇浪之中。年岁大了，练的机会多了，克拉腊越来越善于猜透隐秘的事物，挪动远距离的东西。情绪一亢奋，她很容易进入惝恍状态，坐着椅子在屋里到处转悠，仿佛椅子座儿下面安了一部隐形发动机。那时候，家里人大发善心，收留了一个没饭吃的画匠。为了报答居亭的恩情，他为克拉腊画了一幅像，这是留传至今的唯一一幅画像。很久以后，穷苦的画匠成了大师。如今这幅画像收藏在伦敦一家博物馆里。有一段时间，为了让受迫害的人吃上饭，家里不得不变卖家具、摆设。这幅画像也和其他许多艺术品一样流到国外。在画上可以看到一位中年女子，一身白衣，满头银发，面露甜蜜的表情，像荡秋千时那样愉快。她正躺在一把摇椅上歇息。摇椅离开地面，悬在半空，飘浮在绣花帷幔之间。一个大瓶子口儿朝下在空中飞舞，一只胖乎乎的黑猫像位大老爷似的在那儿观赏周围的东西。博物馆的编目里说，这幅画受到夏加尔的影响。事实并非如此。这幅画百分之百地符合画家在克拉腊家中看到的真实情况。时代使然嘛！ 当时，人类神秘莫测的力量和上天的善意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挥作用，超过物理学和逻辑学规律的限制，造成出人意料的情况，克拉腊通过心灵感应和做梦同游魂、同冥间息息相通。此外，她还在空中悬挂起一只摆锤，桌子上按顺序排开一个字母表。摆锤自动地摆来摆去，指着下面的字母，组成以西班牙语和世界语书写的信件。这说明，阴间人感兴趣的只是这两种语言，而不是英语。克拉腊把这个意思写进一封信里，交给讲英语国家的大使，但是一直没得到回答。她给先后几任教育部长也写过信，阐明她的理论，即在学校里不要教英语、法语这类水手、小商人和高利贷者的语言，而要强使孩子们学习世界语。不过，也没有收到回信。阿尔芭儿时吃的是素食，练的是日本武术，跳的是西藏舞，还向豪瑟先生学习瑜伽气功，练习精神放松和集中以及其他许多很有意思的技能。此外，两位舅舅和三位会魔法的默拉小姐都对她进行过教育。外祖母克拉腊根本不会理家，瞧不起四则运算，甚至连加法也忘得一千二净，可还得千方百计保持“大车”不住转动。这辆“大车”就是她的家，上面坐满异想天开的人。操持家务和管理账目理所当然地落在布兰卡身上。布兰卡分出一半时间完成这个微型王国的管事工作，分出另一半时间在陶器作坊里干活儿。作坊设在院子的最深处。无处消愁，就躲到那里给天生呆傻人和小姐们上课，制作稀奇古怪的陶土妖精，而且当做刚出炉的面包卖，真是要多荒唐有多荒唐！
阿尔芭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负责往大花瓶里插鲜花。她打开窗子，让阳光和新鲜空气涌入室内。但是，鲜花不到晚上就凋谢了。原因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时常吼声如雷，把桌子拍得山响，厉害得能让大自然吓破胆。他所经之处，小猫小狗慌忙逃窜，树木花草低头打蔫。布兰卡弄到一棵从巴西引进的橡胶树。这棵树长得蔫蔫巴巴，无精打采，唯一的好处是价值昂贵，是按一片片叶子买下来的。一听见老头子过来了，离橡胶树最近的人便立刻把树挪到凉台上安全的地方。否则，老头子一出现，树叶子马上会耷拉下来，顺着树茎往外冒白不呲咧的浆汁，像是牛奶般的泪水。阿尔芭不去学校上学。外祖母说，像她这样福星高照的人认识俩字儿就行了，在家里完全能学会。她急如星火地让孩子识字。五岁那年，每到吃早饭的时候，阿尔芭都要跟外祖父读报，讨论新闻。六岁的时候，她发现了那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老舅姥爷马科斯收藏的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的书，便一头扎进有去路无回路的幻想世界。家里没人操心她的身体健康。大家都不相信维生素的效力，还说疫苗是专给母鸡种的。另外，外祖母看过她手掌上的纹路，说她是钢筋铁骨，一定能长命百岁。家里人只是要她用“白露”水洗头，好把出生以后长起来的暗绿色头发冲淡冲淡。这种关心确实是可有可无。特鲁埃瓦参议员说过，就随她去吧，尽管是绿头发，到底只有她还从俏姑娘罗莎那儿继承下一点东西嘛。为了博得外祖父的欢心，阿尔芭长成少女后不再用“白露”水洗头了。她改用欧芹水冲冼，把头发弄得碧绿碧绿的。除此以外，阿尔芭和家里大多数妇女长得不一样。个头小，一点也不起眼儿，而其他人几乎个个都是风姿绰约。
布兰卡闲工夫儿不多。一空下来，想想自己，想想女儿，总不免要抱怨几句。女儿孤苦伶仃的，成天寡言少语，没有年岁差不多的孩子陪她玩。其实呢，阿尔芭并不觉得孤单。有时候能逃开外祖母的锐利目光和妈妈的直觉，躲开那些在街角大宅院里出出进进的怪人们的吵吵嚷嚷，反而会感到幸福。女儿不爱玩娃娃，布兰卡挺着急的。倒是克拉腊赞成外孙女儿的做法。她认为，那些小眼睛一张一闭、难看的嘴巴紧紧合上的瓷娃娃是些让人讨厌的小尸体。她亲自动手用为穷人织衣服剩下的毛线做了几个难看的小人儿。说是小人儿，其实没什么人形儿。放在摇篮里摇、洗澡都省事多了，玩完了就往垃圾箱里一扔。小姑娘最喜欢玩的地方还是地窖。地窖里有老鼠，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下令在门上加了闩。可是，阿尔芭把脑袋钻进气窗，一出溜就能无声无息地落进那座堆满废旧物品的天堂。地窖里长年累月昏昏暗暗，好似一座被封死的金字塔。里面堆放着破旧的家具、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工具、拆散的机器、“科瓦东加”（ 就是那辆老掉牙的汽车） 的碎块。阿尔芭的两个舅舅把汽车拆开，改成跑车，最后又变成一堆废铁。阿尔芭把这些东西全都利用起来，在角落里搭房子。还有一些装旧衣服的衣箱和手提箱，阿尔芭穿上旧衣服，演出独角戏。最后，还有一张难看的带狗头的皮子，黑不溜秋，尽是虫蛀的斑痕，铺在地上好似一只张开爪子的可悲的野兽。这是忠实的巴拉巴斯的最后一件可怜的衣服。
在一个圣诞节的夜晚，克拉腊送给外孙女儿一件绝妙的礼物。有一阵子，这件礼物居然取代了令人着迷的地窖。那是一只装颜料罐和画笔的盒子和一架小梯子。克拉腊同意阿尔芭在她房间的宽大的粉墙上随意涂画。
有一次，克拉腊看见阿尔芭在小梯子上稳住身体，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画了一列装满动物的火车。她说：“画吧画吧，你能松快松快。”那些年，阿尔芭在卧室的四壁画出一大幅壁画。背景是奇花异草和她想象出来的各种野兽。她画的动物和罗莎绣在台布上的兽类以及布兰卡在窑里烧制出来的陶土兽类一样，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个背景上，她画出了儿时的愿望、回忆、痛苦和欢乐。
两个舅舅和她很亲近，而她更喜欢海梅。海梅长得人高马大，毛发浓密。他大约每天要刮两次胡子，即使如此还像是蓄着一部凶神般的络腮胡须。两道漆黑的眉毛粗粗拉拉的。海梅故意把眉毛朝上梳，让外甥女儿觉得他更像魔鬼。他的头发硬挺挺的，像把刷子，天天涂发蜡也没有用，而且老是那么潮乎乎的。出来进去总夹着几本书，拎着工具箱。他告诉阿尔芭，他是一个偷首饰的贼，那只吓人的箱子里装着撬锁器和活扳子。小姑娘假装很害怕，其实她知道舅舅是医生，小箱子里装的是医疗器械。赶上下午下雨，两个人想出些充满幻想的游戏，消闲解闷。
“把大象牵来！ ”海梅舅舅下令说。
阿尔芭走出去，用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回一只想象的大象。他们花上半个多小时喂它吃大象爱吃的青草，用土给它洗澡，保护皮肤不怕风吹日晒，把象牙擦得光润润的。同时，还热烈争论住在原始森林里有什么好处和不便。
“这个小丫头儿早晚要发疯！ ”有一次，特鲁埃瓦参议员看见小阿尔芭坐在走廊上阅读海梅舅舅借给她的医学著作，曾经这样说过。
全家人当中只有阿尔芭有把钥匙可以进入舅舅的“书巷”，从那儿取书看。布兰卡认为，看书要有选择，有些东西对她那个年龄的孩子是不合适的。可是，海梅舅舅说，人不会读不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感兴趣，那就是成熟得能够读懂了。对洗澡，对吃饭，他也坚持同样的理论。他说，要是孩子不想洗澡，那是因为不需要洗；孩子饿了，再给她吃想吃的东西；机体比任何人都了解自身需要什么。在这两点上，布兰卡死不让步，她强使女儿保持严格的生活秩序和卫生习惯。结果，除了正常吃饭、洗澡外，阿尔芭还大口大口地吞食舅舅送给她的好吃的东西，一觉得热就用皮管子冲澡，而且一点儿也没有损害她的健康体质。阿尔芭希望海梅舅舅跟妈妈结婚，有这么个爸爸比起有这么个舅舅来，她觉得心里更踏实。别人告诉她，这种结合叫乱伦，生下来的孩子都是傻子。从那以后，她就认定星期四到妈妈的作坊来的学生都是他们的舅舅的儿子。
尼古拉斯也和小姑娘心贴心。只是他这个人没有常性，变化多端，慌里慌张，干什么事都是一带而过，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又一个主意。主意一多反而弄得阿尔芭无所适从。阿尔芭五岁那年，尼古拉斯舅舅从印度回到国内。他本来也在三条腿的桌子上和大麻的烟雾中祈祷上帝莅临，后来这套玩意儿搞烦了，才决定到一个不像故乡这么粗俗的地方去寻找上帝。一连两个月，他跟克拉腊没完没了地泡蘑菇。克拉腊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克拉腊睡觉了，他趴到耳朵边上小声求情，最后总算说动妈妈卖掉一枚钻石戒指，给他凑足路费去甘地的故土。这一回，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没有阻拦。他心里想，尼古拉斯可以在那个遥远的国度里看到母牛到处游走，很多人没有饭吃。到那儿转转对他也许大有好处。
“只要你没让眼镜蛇咬死，或者染上外国流行病病死，我盼着你回来的时候能变成个大人。你那套离奇古怪的行为，我真受够了。”在码头上和儿子告别的时候埃斯特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