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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师傅也来了。”
“赵师傅，你说这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凭什么让我们下岗？”
“干他娘。当我们工人是狗屎，想咋踩就咋踩？”
“工人同志吼三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我日说这话的人的祖宗十八代。”
“赵师傅，你是老前辈，你得替我们讨个说法啊！”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横眉，有人立目。有人抽噎。有人垂泪。有人号陶。有人含泪。有人啜泣。有人呜咽。有人木然。有人冷笑。有人怆然。有人语不成声。有人呼天抢地。有人潸然泪下，有人引颈悲嚎。有人老泪纵横，有人拍击双掌。
声音汇拢，汇聚，盖过了风雪之声，种种音调一阵一阵冒出人们的胸膛，如泉水涌出地面，有年轻人飒飒作响的低音，有中年人嘶哑的中音，有老年人尖利的高音。他们开始像是树下掉下的叶子，被雪裹住，缓缓地朝厂长办公室移动。
声音是什么？物体振动，在媒质中传播引起人耳或其他接受器的反应，就是声音。但它更是一种奇特的物质。它表达我们的悲，我们的喜，我们的怒，我们的哀。它让悲者更悲，让喜者更喜，让怒者愈怒，让哀者愈哀。它表达情感，却让这种情感得以放大，并最终淹没了它本来的面目，而沦为意义。或许，它存在的根本目的即是寻找意义，这个本不应该在人世出现的词语。音调不断纠结，互相冲突。
厂长办室的门开了。那个干部模样的年轻人走出厉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
这也是声音。
一个可以折断其他声音的强有力的声音。
人群瞬间静默。他们还不懂得如何把杂乱的声音汇成一个可以与之相抗的声音。他们停下脚步，互相观望。年轻人脸上的怒色更重了几分，你们是要聚众造反吗？
这无疑是一个愚蠢的声音。年轻人可能看多了《水浒》。他错误地使用了一个词语。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工人们可并非那些打家劫舍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的梁山好汉。他们不过是想要一碗饭吃，哪怕这碗很小，里面盛的是稀粥，只要筷子插下去不倒，他们也心满意足，食之如甘。年轻人从厂长办公室走出来时所携带的权威在瞬间动摇。
有人冷笑出声，吴光良，你他妈的不过是厂长养的一条狗，在这里叫什么叫？
有人怪笑，狗在这时不叫，在什么时候叫？
吴光良顿了一下脚，你们想干什么？
这声音虚弱了。开始是“要”，现在是“想”。赵国雄舔舔嘴唇，耳膜犹震震嗡响。他试图挤出人群，好好地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人群胁裹住他。他挣脱不了。雪花飞舞。落在了应该落与不应该落的地方。落在人群里的雪花飞快地蒸腾。每个人头上很快便有了片片雪花。他们就仿佛戴了一顶白帽子，在出席自己的葬礼。那个肩膀歪斜的女工泪流满面，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是我下岗？
这是厂党委研究决定的。不是哪个人说的。吴光良的声音提高了，你们这样聚在一起，是不对的。组织上已经为你们妥善考虑。这次虽然公布了下岗名单，但并不是说要你们今天就拿东西走了，你们还可以领该月的工资，并且以后，每个月还有百分之三十的工资可拿。这些都在公告里说得很清楚。厂里并没有对不起你们。
百分之三十的基本工资。不到四十块钱。够买几十斤米了。我们得给您磕头了。谢主隆恩啊。
高怀恩。你别在这里扇阴风点阴火。
吴光良，厂子盖起来的时候，你还不晓得在哪尿尿呢。滚远点。别当我们不知道你们这群王八蛋干下的龌龊事。滚开。狗东西。我们要找厂长问个清楚。
平素少言寡语的高怀恩因为名列下岗名单，因为聚焦在身边愤怒的人群，生出勇气，上前一把搡开吴光良。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与群体有关。这种举动显然也出乎高怀恩自己的预料。吴光良干嚎出声，你动手打人！
打你怎么的？打死你这个狗日的。几个也下了岗的青工飞腿踹去。
厂长办公室的门开了。戴塑料黑框眼镜的厂长慢步踱出，神色威严，住手。
肩膀歪斜的女工扑通声跪下，放声嚎啕，厂长，我不能下岗啊。我儿子瘫痪在床。您是知道的。我若下岗了，拿什么给他买药？
女工的哭声在风雪中颤抖。越来越多的泪水涌出越来越多人的眼眶。厂长皱起眉，行上前，搀起女工，说，厂里会尽最大可能让你们留下来，能多留下一个也是好的。但厂里实在困难，这你们都是知道的。困难并不可怕。现在难就难在上面压下了下岗分流的指标，要不，我这个厂长也没法干。必须减员增效，这是市长拍桌子下的最后通谍。这样吧。我刚才提议，厂党委也已开会研究决定，你们这五十九个人里还有九个人可以留下来。但谁留下来好呢？
人们面面相觑。那吴光良也一脸愕然。
厂长叹息一声，继续说道，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提议抽签。
这不公平！高怀恩叫起来，凭什么是我们这五十九人抽签，为什么不是全厂职工一起来抽？
厂长取下黑框塑料眼镜，扬起眉，声音依然平缓，小高，你若觉得不公平，可以不抽。为什么是你们这五十九个人下岗？我重复一遍，这是厂党委的研究决定，不是哪个人做出的决策。还有，有意见，可以一个个来提。这样一起跑过来，是不把厂党委放在眼里啊。我倒想问一下，你们中是谁牵的头？是谁？
人群跳了一下。有人悄悄往后闪避身子。恍恍惚惚仍未清醒过来的赵国雄身边已经没有了人。厂长的目光扫过来，嘴里讶道，赵师傅，是你挑的头啊？
不，不，不是我。赵国雄下意识地摆手。
不是就好。厂长刚想吭声说话，一直憋在赵国雄肚子里的话冒了出来，挡都挡不住，厂长，为什么是我下岗？
厂长扶扶黑框塑料眼镜，声音已是冷峻，那你说让谁下？
赵国雄说，我在这厂里呆了二十年。
吴光良旁边接嘴，许师傅在这厂里呆了三十多年，不也照下？
赵国雄看了看人群中白发苍苍的许师傅，小声说，许师傅本来就快退休了。
徐厂长提高声调，赵师傅，你是共产党员，又是连续几年的劳模，你应该发扬精神，带一个头，为群众做出表率。
赵国雄说，为什么不事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是啊。为什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
人群马上又轰闹起来，往前靠近，又重新在赵国雄身后聚焦成团。厂长一摆手，嘴里喷出一团白气，这让他的脸变得模糊起来。声音就像从一个极为遥远处传来。
现在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吗？我再说一次，你们抽不抽签？如果不抽，我把名单就这样报上去。如果抽，那就现在去办。吴光良同志，你把这事安排一下。我还有会议要开。就这样定了。
厂长扭身回了办公室。
雪落满人们的衣裳。赵国雄目光直勾勾盯着吴光良，嘴里喃喃说道，为什么，问都不问我一下？为什么？吴光良转开脸，爬起身，进了另一间办公室。人们犹豫着，终于有人抬脚往那走去，是那个肩膀歪斜的女工，一边断断续续地哭，一边缓慢地移动步子，腰几乎变成了九十度，仿佛身体里正有一个巨大的疼痛在膨胀。
人们失去了声音，逐一跟过去。在门口鱼贯而入。是的。鱼——贯——而——入。就像一群顺从的羔羊。赵国雄是最后进了屋。桌上有五十九张纸条。吴光良哑着嗓子说道，别怪我，抽阉吧。要怪就怪自己手气不好。
赵国雄摸到了一个“走”字。
赵国雄没打开纸条时，就已经知道自己手中攥的纸条上写着什么。那九个“留”字被人全摸走了。那个肩膀歪斜的女工是有福的。她摸到了其中一张。人们离开了。赵国雄把纸条铺在桌上反反复复地看。吴光良也在发呆，许久慢慢说道，赵师傅，对不起。我前天去找过你了。你不在机修房。我与刘师傅聊了一会儿，问你在忙什么。他说你现在在蹬三轮。我把这事报上去了。
赵国雄点点头。
赵国雄回到机修车间。刘师傅也在屋里，手里拿着本象棋棋谱。赵国雄从工具箱里摸出酒精瓶，没出门兑水，倒了小半瓶在碗里，一仰脖，灌下肚，抹抹嘴说，吴主任来找过我？刘师傅没吭声，抬头看看屋外。风小了，雪花大如辇，屋脊上已披起一件白色鹤氅。这雪下得真美，像蝴蝶飞，在玻璃上撞了一下，又翩翩地飞向一旁。天地间多出一层霁色。赵国雄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呻吟，又倒了小半碗酒精，喝下肚。肚里有火在烧。有火在烧啊。
赵国雄摇摇晃晃走出机修间，在天地之间，在大雪之下，站在这片他站了三十多年的土地上。雪花沾满他的鼻梁、眉毛、鼻子、嘴，竟如天籁。
赵国雄仰起脸，目光穿透了茫茫生死。
高怀恩走过来，赵师傅，你没事吧？
高怀恩也摸了一个“走”。高怀恩苦笑一声，说，厂长好手段啊。我怀疑他早就准备了这手。这二桃杀三士。不，不对。这是三十六计中的什么计呢？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高怀恩嘿嘿笑出声，好一招无中生有啊。
赵国雄没做声。高怀恩拍了拍他肩膀。这还是高怀恩第一次拍赵国雄的肩膀。高怀恩说，九个名额就让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力量分崩离析。我敢打赌，上头要求下岗的人数肯定就是五十个，这多出来的九个，嘿嘿。算了。我也看透了。人都是为自己打算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赵，说不定过些日子，我也要与你一样去蹬三轮了。
高怀恩对赵国雄的称呼已由“赵师傅”转向“老赵”，语气很自然，似乎事情本该就是这样。高怀恩往雪地里吐了口唾沫，往电工房去了。雪地里出现一个微小的洞，一个散发着热气的洞。赵国雄缓缓蹲下，抓起雪，把脸埋在雪里，雪在烧。
过去业余时间蹬三轮，每赚一块钱，都是惊喜。现在整天候在街头，滋味不好受了。一个巴掌大的城市，竟有六千辆有牌照的三轮车，按人头点，大约四十个人得摊上一辆。且数目每日都在增加。这还不包括大量的无牌无证，无合法手续的三轮车。多半是人力三轮，也有三轮摩托，以天津产的港田摩托居多。按交管部门的说法，这叫残疾人自助机动三轮摩托车。可骑在上面的也没几个残疾人。摩托都被改装过，座位四周焊起角铁，搭起雨篷，挂上布帘，跑起来，一跳一跳，噪音极大，排气管后吐出的黑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无论三轮摩托还是人力三轮，小城人一律称之为“拐的”，且不管远近，上车都是一块。城市就这么大，坐三轮车又有几个？僧多粥少，这蹬三轮的差使可不是说辛苦便能赚来钱。蹬人力三轮，虽不必花油钱，卖的是死力气，每日交工商、交管部门的税费算下来也得十二块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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