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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睡觉的枕头下，用双手使劲压了压枕头，然后出门做事去了。
凭着孩子的好奇，我想把林彪提着三只鸡逃跑摔死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吃过晚饭，我见父亲还没有回家，便溜进父亲的卧室，从枕头下取出那份文件翻看起来。文件中很多字我不认识，认得的字也似懂非懂。于是，我便想到已上五年级的表哥，这些字他可能认得。我把文件揣在怀中，径直去了表哥家。表哥一家正在吃晚饭，等表哥吃完饭，天已全黑了。我一手把文件递给表哥，一手端着煤油灯，说：“表哥，这文件里都写了些什么，你给我念念”。表哥对文件里的事并不感兴趣，随便翻翻，又还给我说：“就是讲的林彪跑了，从天上掉了下来摔死了，没多少意思。”我接过文件，猜想：可能是表哥对文件里的好些字也不认识而糊弄我。因为他的语文成绩并不好。我把文件依然揣进怀里，便随表哥表弟出门邀村里其他伙伴去捉迷藏。
我怕晚上捉迷藏不知不觉把文件弄丢了，便装着要撒尿的样子，跑到一户农家柴草堆旁，把文件塞了进去，想等回家时再取。
我们一群小伙伴疯玩到半夜深，直到上下眼皮打架了，才各自回家睡觉，我早把文件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酣睡，父亲急急忙忙地把我摇醒，问我是不是拿过他那份文件。我看着父亲那愠怒的脸色，知道事情不好，但我不敢承认，便装糊涂地说：“什么文件，我从来没见过。”父亲信了我的话，不再追问，回到自己卧室仔仔细细又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父亲在翻找的过程中，一直铁青着脸，额上沁出豆大的汗粒。我悄悄溜出门，来到柴草堆旁，想把文件取出来。可是奇怪，明明清楚地记着放在什么位置，等我扒开柴草堆一看却傻了眼，里面不仅没有文件，连巴掌大块纸片也没有，我反复扒开柴草堆寻找，就是不见文件的踪影。
我悻悻而回，正碰着父亲黑着脸从大队部出来，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我赶忙低头走开了。
中午，公社来了两位干部到我家，一位是公安特派员，一位是副社长，原来父亲已把文件丢失的事通过大队部的摇把子电话向公社作了报告，公社就派出他们来处理这件事。公社干部一坐下来就问父亲文件是什么时候丢失的，样子十分严肃。我见把事情惹大了，心里非常害怕，便藏在屋后的竹林里不敢露面。
后来，表哥告诉父亲，是我昨晚把文件带到他家看后不知放哪儿去了。父亲心里有了谱，寄希望我能说出藏文件的地方。父亲好一阵找，终于在屋后竹林里找到了瑟瑟发抖的我。我以为父亲会狠狠地揍我一顿，可是他没有。他蹲下来，好言好语劝我，让我想想文件放在什么地方了。我盯了父亲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文件放在一个柴草堆旁，可是今早我去看却没有了。”父亲把我拉起来，自己蹲下来，背起我就走。父亲背着我来到昨晚藏文件的柴草堆，放下我，仔细地找起来。我看见父亲满头大汗，热气腾腾，他顾不了这些，只想赶快把文件找出来。父亲找了好久，几乎失望了，却在柴草堆尖上覆盖的一块杉木皮下发现了那份文件。父亲捧着失而复得的文件，好久没有动。我一直在想，明明藏在柴草堆底下的文件，怎么会跑到柴草堆尖上去。唯一的可能是，我因晚上光线太暗，藏得不好，第二天过路的人看见后，发现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怕人拿走丢失，便藏在柴草堆尖更隐蔽的地方。既不让外人知道，又便于藏文件的人多费些功夫就能找到。这真是一个有心的好心人。
当那份重要文件毫发无损地找回来后，两位公社干部原本严肃的脸孔也灿烂起来。副社长摸着我的头说：“小鬼，今后可不能随便把文件带出去了。这份文件如果找不回来，你老子不仅当不成书记，还有可能要坐牢呢！”丢失文件有那么严重的后果，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仅仅有这一次就足够我刻骨铭心了。
我小时候一次无意识的过错，竟差点害了我尊敬的父亲。
瞬间
那年夏天，我刚十八岁，正在一个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忽然一位村干部跑到学校捎来乡学区的口信：要我后天上午到县城参加民办教师录取师范学校的考试。
我所在的学校距乡政府有十八里山路，乡政府到县城有一百六十里，每天有一趟客班车往返。按照常规，一天时间我完全能赶到县城，不会耽误参加考试。
我把工作向一位老师匆匆作了交代，在学校财务室借了２０元路费（当时我每月只有１６元的补贴）。第二天一早，我怀揣着妈妈给的几个烤红薯上路了。乡村的山间小路，野花铺地，薄雾缭绕，鸟儿啁啾。露水沾湿了我的长裤和打着补丁的解放鞋。我急着赶路，无心欣赏这一切，也顾不了这一切。
到了乡政府，一打听，才知道前几天发山洪，距这儿约五十里路的一处公路被冲跨了，客班车已有几天没进山了。明天就要考试了，我急得想哭。旁边几位看我着急的样子，问明情况后，便帮我出主意：你今天走路赶到陈家河，那里有趟歇班车，清早进城，兴许能赶上考试呢。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迈开双腿往陈家河赶。一路上，有许多跑短途运输的拖拉机，我想让他们捎带一段路，扬手拦了几次，竟无人理踩我。
傍晚，我终于拖着灌铅一样的双腿走进了陈家河。此刻，我又累又饿。但我顾不了这许多，忙着打听歇班车停放的地点。我看见歇班车静静地停在一个院子里。我去询问师傅：明天早晨什么时候开车？师傅说：“清早六点”。我一算时间，如果六点钟准时出发，不到两个小时就进了城，正好赶上八点钟的考试。我心里有了底，便在就近的小饭馆要了一碗面，吃后花五角钱订了铺，连脚也没洗就上床睡觉了。
刚过午夜二时，我就早早地醒来。此刻，万籁俱寂，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听外面偶尔传来的狗吠和一阵阵鸡鸣，时间真难熬呀！四多点，我就起床了，拎着小布包向歇班车停放的地方走去。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我就着朦胧晨光围着班车绕圈子。不知又过了多久，陆续有人进得院子里，都是乘车进城的。已到五点半了，乘车的人到了不少，就是不见司机和售票员。大家嚷道：谁去叫一下他们。我的心里比他们还急。忙问：司机住哪里？我去叫他们。按照大家指的地方，我跑去把房门拍得山响，过了一阵，里面才极不情愿地传出一声骂：“叫魂呀叫！还这么早就催。”我带着哭腔央求说：“对不起，我要进城赶考呢，你能不能早点走。”也许这几句话起了作用，司机和售票员都起床了。洗嗽完毕，司机打开车门，发动车子，检查一番后，回头问大家：都上车没有？然后缓缓启动车子出了院子，上了通往县城的公路。此时正好六点。
车子开得很快，可我的心比车子还飞得快。我坐在一隅默然无声。八点正，车子进了县城。如果等车子进站后我再返回来到县教育局，时间已来不及了。我在十字路口叫司机停了车，下车后飞也似的往县教育局跑（因为我不知道考场设在哪里），到教育局一问，说是县教师进修学校组织的，要到那里去问。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县教师进修学校，遇到一位姓陈的老师。他说：考场设在一小，你快看榜，你在哪个考场。他看了一下表：只有五分钟了，开考半个小时后就不能进考场了。我看清我是第一考场后，便以更快的速度向考场奔去。
待我在二楼找到我所在的考场时，监考老师正准备在我的试卷上注明“缺考”。见我进来，监考老师看看表说：
“再过三十秒，你就不能参加这场考试了。”
我坐在座位上，心“咚咚”地跳个不停。十几分钟过去了，我还没有动笔做试题。监考老师都在替我着急。
待情绪稳定后我才开始作题，幸好第一场考试是我基础比较好的“语文”。因此，考试终了时间未到，我已做完了所有试题。以后的几场考试都还比较顺利。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吉首民族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于是，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两年后，我分配到一所乡中学任教。从此，我时时告诫自己，要抓住工作的每一个瞬间，尽心尽职干好工作。五年后，我调到县教委办公室工作，再过半年，我调入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从秘书干到副主任再到现在的主任。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心有余悸。那是多么宝贵的三十秒啊，这宝贵的三十秒改变了我的命运。假如我失去了这三十秒，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当有人羡慕我机遇好时，我说：“人生有多少宝贵的瞬间，抓住它，就是另外一个天地，失去它，就是另外一种结果。我不过是抓住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瞬间，才有了今天的境遇。”
取包裹
星期五下午，我收到一张寄自山东枣庄的国内包裹通知单。我与枣庄没有多少联系，什么人会寄包裹给我？但单子上明明白白写着我的单位和姓名，也就收下了。
第二天吃过早餐，走出机关大门，在街上拦了一辆“慢慢游”直奔邮局。走进邮局营业大厅，大厅里空无一人，我张望了一会，靠近营业间，通过钢筋隔着的窗子，发现靠左边的营业台上坐着一位中年女营业员，正在拨拉着算盘打帐。我挪动几步凑上前去，见她挂着金耳环，戴着金戒指，显得珠光宝气。我站了一会，见她没发现我，便说：“请问，包裹是在这里领取吗？”女营业员似乎没听见，耷拉着眼皮，仍在埋头算她的帐。我以为她没听见，呆了一会，正准备第二次发问时，她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是的”，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又过了一会，她从鼻孔里哼出了第二声：“把单子填好！”我说：“填好了”，忙把单子和身份证从铁窗小孔往里递过去。她伸手接了，拿出一本厚厚的登记簿，慢慢翻找，找到登记的那栏后，草草的写上了领取日期，然后“啪”的一声把登记簿往我面前的柜台上一扔：“签名！”一切都是命令式的。我拿过本子，心里有些不快，也草草地签上名递给她，她对签名认真的进行核对，然后便走进包裹保管间。在保管间翻了一会，也许是一下子没找到包裹，她便在里间大声问：“石绍河，给你寄的什么东西？”为了报复她，我故意拖延不作声。见我不作声，她把声音提高了许多：“给你寄的什么东西？”我有些生气地回道：“不晓得！”
又过了一会，营业员终于将我的包裹找了出来，也许耽搁了她过多的时间或是耗费了更多的精力，脸上很是不悦，把包裹重重地甩在柜台上，一声不吭地坐下继续算帐去了。我拿起包裹一看，包皮已有多处撕破，幸好是一位朋友到枣庄出差给我寄来的一本书。我夹着包裹，拉开了营业大厅玻璃大门，一股寒风迎面而来，不由自主地哆嗦了几下。
走在大街上，我忽然想起最近读到的舒婷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哈腰累，点头也累》，是叙说的作者在宾馆出入，不习惯迎宾小姐不停地哈腰问好的事，作者感叹地说：服务太过就象聒噪不休的主人让客人心烦意乱。我想，服务不到位，也就糟踢了“上帝”的好心情，而把生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