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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眨眼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怕影响薛老休息，耽误贺将军的时间，起身告辞。薛老几次想站起来送我们，因腿不好都没有如愿。我们走过一段路回身向薛老挥手告别时，只见薛老扶着桌沿站在那儿，对我们说：“盼望早一天听到家乡传来的好消息！”贺将军把我们一直送到大门外。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于是我记住了这一天：１９９８年９月５日。
附记：９月９日晚，我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薛老一家还为家乡募集了价值约１００万元的服装。
京城，有群特殊的同事
一下火车，匆匆安顿好住处，我便抄起电话，拨打国家专利局机关记熟的几个电话。一连几次，都是忙音。我有些失望，最后拨打化工审查部，终于通了，正巧是赵洪接的。我请他约杜军、毛金生一道，第二天下午１时到我的住处相聚。
杜军、毛金生、赵洪是国家专利局派往对口扶贫县湖南桑植县的首批和第二批工作队员，与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了一年的特殊同事。第二天下午，杜军放弃与新婚妻子逛商场的计划，毛金生动员爱人陪小孩去练钢琴，赵洪放下出国的准备工作，如约来到我的住所。
出得住所，便是一个茶馆，我们围桌而坐，一边品茶一边侃了起来。侃得最多的还是在桑植开展一年扶贫工作的见闻和感受。他们谈论着第一次坐车去桑植，在弯弯的山道上如何的惊险刺激和担惊受怕。他们学着第一次吃辣菜时伸着舌头，用手朝嘴里扇风的滑稽样。他们愉快地回忆着深入土家苗寨调查时，跟山民们学讲土著话、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情景。他们询问在桑植扶持的种种项目的效益状况杜军呷一口茶水，略显激动地讲述着他的感受：一到桑植，那灵山秀水，那淳厚朴实的山民，一下就感染了他。尤其是他和王小京、毛金生一道，翻山越岭，步行四个多小时，来到桑植最边远的西坪村调查，当村民得知他们是北京来的客人时，短暂的惊讶之后便是一片欢呼雀跃，村民们没有想到，一个连本地干部都难得见上几回的穷山村，北京来的工作组却没有忘记。村民们把他们当作最尊贵的客人，家家户户抢着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家里去作客。杜军被人生头次遇到的这种隆重场面激动着，他也清醒地看到，这里的山民虽然淳朴好客，但生活依然贫困艰难。他觉得，他就是大山的儿子，应该为这些山民作点什么的责任感愈来愈强烈。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扶贫工作，帮助建学校、修公路、上项目，开展技术培训。
杜军双手捧着茶杯，氤氲之气缓缓上升，蒸腾着他发红的脸膛。他说，在桑植生活一年，厚重而实在。他面对我，说：“我在桑植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这块滚烫的土地叫我终身难忘。”杜军还没有说完，毛金生推推眼镜，操着不太流利的桑植话讲了起来。为了帮助桑植化肥厂引进微机操作控制生产的新工艺，他前往石家庄考察，坐几天几天的硬座车，住最便宜的旅店，吃最简单的饭菜，尽管这样，却不觉得苦和累，因为心里只想到尽快把这个项目搞上去。后来在石家庄科技办工程技术人员实地帮助下，一举安装调试成功，使该厂效益大大提高，他从成功中领受了喜悦。他回忆着与药材公司职工一道，冒酷暑，战高温，筹建黄连素加工厂的情景，他深情地说：“老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多么强烈，无时无刻都让人感受到这种精神力量的存在。”
慢条斯理的赵洪，说开了他在桑植遇到的惊险场面。那是在夏天，他与同志们一道下乡，山路被两边伸出的杂草和灌木遮盖着，走着走着，发现脚下草丛中有唏唏嗦嗦的响声，定睛一看，一条大毒蛇正从他的脚尖缓缓滑过。好险！他的心“扑扑”直跳。一次是他下乡时，吉普车在山道上行驶，刹车突然失灵，幸亏司机处理得当，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在谈到桑植的发展前景时，这群京城特殊的同事，已自视桑植为第二故乡，他们都充满信心，反复说，“不甘落后，负重拼搏，苦干实干，团结向上”的桑植精神不能丢，“希望在山，关键在路，立体开发，脱贫致富”的发展思路不能变。只要一年接着一年干，桑植在２０００年基本脱贫是完全有可能的。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到了傍晚，我们随便点了几个菜吃起来。谈兴不减，继续着没完的话题，桑植的山山水水深深地嵌进了他们的记忆。最后，他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声：那就是桑植县脱贫致富后，他们再相邀回桑植看一看。
我想，有这么多人关心着桑植，这一天不会久远。退休第一天
晨光熹微，她已把房间收拾好，又匆匆吃过早点，便去拿手提包，准备到储蓄所去上班。忽然，她的手停住了。哦，这种忙忙碌碌地生活对于她来说，今天终于划上了句号。昨天上班时，主任告诉她，她的病退报告批下来了，她的工作已由小张接替。虽然有过思想准备，但毕竟有些突然，她没想到报告会批得这样快。
转眼，她在金融战线干了二十多年，还没能细细品味流逝岁月的甘甜与辛酸，时间就和她匆匆告别了，心底陡地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惆怅和孤独。她不知道离开自己心爱的事业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八点过后，她带着纷乱的思绪，挤进了人流，朝医院的方向走去。
人真是个怪东西，不知怎的，今天却反复在脑海中翻腾着她过去不在意的一件事：
那是前年稻花飘香的时节。一天，储蓄所走进来一个脸上打满苦瓜皱的老婆婆，老婆婆一走到她面前，“哗”地一声，从一个白布口袋里倒出一堆镍币、分票、角票，气喘吁吁地说：“同志，我是一个孤老婆子，这些钱是我卖冰棒拣废品攒下来的，想存起来，跑了几家储蓄所，他们一见这么多散钱，就不愿存，你帮帮忙吧！”
她明白了是这么一回事，忙笑吟吟递上一杯凉茶说：
“婆婆，您先坐，我这就给您存。”接着一分、二分地数起来，一百三十多元钱她忙乎了老半天。老婆婆带着多瓣菊花似的笑脸走了。
以后，每隔几个月，老婆婆都来存一次款，她总是细心的给她数。
走着想着，想着走着，不知不觉到了一座高大建筑前，抬头一望，不是医院，而是大桥储蓄所。
既然来了，就进去看看吧，那婆婆今天也许来存款了，小张会不会嫌麻烦她想。
她刚跨进门，就看见储蓄所柜前围着不少人，小张苦着脸向他们解释什么。见她进来，都侧过头，投来探询钦敬的目光，她忙向大家点头致敬。
这时，那婆婆从长椅上颤巍巍地站起来，双手捧着白布口袋，凑到她面前：“我来存钱的，你帮我数数”。望着那枯柴般地双手，她小心而恭敬地接过白布口袋。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了句：“您的情况这位小同志都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您今天不会来了。”但她还是来了，一张张充满真挚情意的脸庞，一句句热情洋溢的话语，鼓捣着她的心扉，刹时热泪盈眶。她接过存折和钱，走到储蓄所柜前，用颤抖的手小心地数，认真的记下班的铃声早响过了。小张提醒了她几次，她全然没听见。等她忙完，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走进自己的家门时，两脚再也无力迈动了，她只好靠在门上大口大口喘气，老伴见了，忙扶她在沙发上坐下，一边给她捶背一边问：“去医院了吗？”
她回过头朝老伴歉然地笑笑。
老伴摇摇头，轻轻叹了口气：“唉，你呀！”父亲的信念
父亲大字不识，却有着四十多年党龄，当了三十多年农村基层干部。父亲没有干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有他自己的人生信念，一辈子都照着这么做，没有改变过。
剿匪部队开进了我们苗寨，父亲满怀着阶级仇和民族恨，参加了剿匪斗争。家乡解放后，父亲投身到火热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村里最早的党员之一，当上了农村基层干部。自从成了党里的人，父亲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他带领全村群众，没日没夜地改造山河，大兴水利，兴办公益事业。村里粮食连年丰收，在乡里，我们村每年都是第一个完成上交爱国粮的。正当父亲带领大家一心向前奔的时候，却传来了农村要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消息。父亲弄不明白：我们大集体正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分田单干了呢？在乡里开过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父亲说：党里的人就要听党的话。他把全村党员叫来统一思想，率先在村里搞起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一九八四年，上级要求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乡里准备叫父亲退下来休息，又怕他想不通。谁知乡里书记找他谈话，刚开口，父亲还是那句话：党里的人就要听党的话。我是不适应形势了，应该让那些年青人干。于是，父亲很高兴地退了位，没有丝毫的恋位情绪。
父亲生性倔强，为人坦诚，逢事认死理，按时下的话就是不会变通。他得罪了不少人，为此吃了不少苦。村里一位受管制的地主分子患了肺结核，天天咯血，骨瘦如柴，既没有钱治疗又怕队里不批准，只好硬抗。父亲知道后，不仅批了假，还从队里给他借了１５元钱去治病。这事后来被少数人无限上纲，说父亲立场不稳，界限不清，同情地主分子。父亲没有理会，只说：地主分子也是人，做人莫黑良心。最终这事成了父亲的一大罪证，“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了撤职处分。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官复原职，过去整过他的人都担心父亲会借机报复，父亲听到这些议论却淡淡一笑，只一句“做人莫黑良心”的话便消释了那些人的疑虑。果然，不管过去曾对他怎样，父亲都视作乡亲，平等对待，不偏不倚。父亲就是凭着“做人莫黑良心”的信念，为村里群众办了不少事，唯独没有给自己家里谋求额外财富。父亲退位后，我家还住着土改时分的百年老屋，这在当时村里干部中是仅有的。
父亲退下来后，专心侍弄着他承包的那份责任田地，按时上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等费用，事事走在头里。他常说：没当干部了，我还是党员嘛！后来我们兄妹都长大了，出去参加工作或是成家另过了。劳碌一生的父亲也清闲了许多。于是，村里同辈的人常邀他出去斗纸牌，他开始也去参加玩玩，后来发觉斗纸牌发展成为赌博，他不是心疼那几个钱，而是觉得作为一个老党员，这种事做不得。当牌友们再次上门邀他，他好言相劝，劝不住的时候，父亲便发了火，嗓门很粗：犯法的事我不做，赌钱你们莫邀我！牌友见父亲发了这么大的火，自觉没趣，灰溜溜走了，从此不再上门邀父亲斗纸牌了。父亲倒也乐得清静，不再摸牌了。
父亲并不懂得很多大道理，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他却有自己的人生信念，那就是“跟党走”、“莫害人”、“不犯法”。父亲就是凭着这些朴素的人生信念，走过了人生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从而在我们面前确立了可歌可赞可亲可敬的形象。父亲没有凭借他曾拥有过的职权为我们谋取物质上的私利，却给我们留下了受用无穷的精神财富。
驻村干部
我父亲因是村干部，小时候，家里便常有公社甚至县上的